第二百九十章 体制有问题从长沙开战之始,此时的中国守军,却正处在战力严重空虚的阶段。由于中、美为了军经、援助的问题,爆发了严重的摩擦,双方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史迪威的运作之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遭到全面的破坏,不但所有援华的陆军装备、物资,百分之九十都用到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最精锐的八个军的部队,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史迪威在这时一再强调,日军根本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的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同时,蒋公不愿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中国军队参加缅甸作战,因此,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政治斗争,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史迪威这时掌控着一切的美国援助物资,以及中国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动员中国军队,早些帮他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希望中国的部队在中国本土能够遭到一败涂地的打击,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全面地接受中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因此史迪威故意漠视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公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其实没有威胁。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贷款中国十亿美元,以挽救中国后方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与国民政府产生了严重的摩擦与误会。同时,盟国决定延后打通援助中国的缅甸通路,因此中国能得到的实际援助,仍然只靠驼峰空运的一点点物资,来维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战力。但这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已经因为多年的战争而使力量面临枯竭,同时外援久候不至,人心更是动摇,华中地区又碰上连续两年严重的旱灾,造成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物资匮乏与恶性的通货膨胀,不但数以百万的人民可能因饥荒而死,就连军队的衣食补给,也发生极度的恶化的问题。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的状况之下,收入难以增加,但是战费则不断飞跃成长,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只有扩大法币的发行量。一九三七年六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总余额,只有十四亿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法币的发行总余额,已经暴升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当时的法币是在美国印制的,单是为了印刷法币,就动用了美援贷款的十分之一,合计高达五千万五百万美元。每个月为了运送这些法币回国,占用了驼峰空运量达一百五十吨,消耗了四千五百加仑的汽油。由于法币近乎无限量的发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物价大幅上升,以一九四一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价指数上升到三二二〇。在一九四四年里,物价几乎是到了天天上涨的地步,靠薪水收入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同时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与装备。在史迪威与其同路人设法分化、离间之下,后方人心对于政府的失望,已经接近不满与沸腾的状态,于是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开始借题发挥,国民政府内部开始涌现政潮,而原本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为挽救经济的问题,国民政府企图以美国的贷款,在美购买黄金,然后运回中国市场抛售,以设法收回法币。但是这项工作又受到美国财政部次长怀特不少的行政干扰,因此时断时续。虽然收回部分法币,不过由于黄金数量不足,并没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财政的信心,也就没有发生所预期之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孙科与蒋公就几乎翻脸,其它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而中国军中的经费,更是短缺到不够官士兵生活开支的地步,几乎每个部队都普遍有谎报兵员人数的情形,如此才能勉强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前线的部队中,甚至士官兵的衣食供应,都发生问题,更别说作战装备了。部队普遍都有营养不良、装备落后、武器和训练不足与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在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之下,整个抗日的精神开始瓦解,逃兵情况开始越加严重。更糟的是,许多将领与政客,开始拉帮结派,设法与史迪威打交道,希望能够从美军的手中,拿到一些美援的好处。更有人开始迎合史迪威,准备推翻蒋公,而做美国所拥立的新政府领袖。因此重庆军政的上层,开始出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上下逐渐失去精诚团结、一心抗敌的意志,这都直接对军心士气与作战指挥产生极不利的影响。在史迪威在中国参加权力斗争的运作之后,蒋公开始怀疑两广将领的忠诚,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的广东将领李济琛的确在衡阳战事最为紧急的时刻,向美国提出推翻蒋公的建议。他表示他正在与西南八个省的军政领导人联络,只要美国支持他的行动,他就会发动政变,推翻当时的重庆政府。同时山西的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也早在压力之下,与日本进行妥协的安排,所以中国仅有的一点战力,还受到政治倾轧的考量,不能全力发挥。当然,假如史迪威能够扮演一位称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能够了解中国战区决战的胜败,关系亚洲的战略全局的未来安排,而不是躲到缅甸丛林去打突击战,硬要投入所有的中国战略预备队,去为他自己进行缅甸原始山区的作战,而不能回是中国战区解危。这些都是国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