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6章 别致的记者

第四百六十六章 别致的记者“干爹，干娘。”随着喊声，李强和冰美人走了进来。“真是想不到...”“干爹，我是和李强要一起去前线，我负责整个战地记者团的安全。顺便我看看我哥哥，乌云嫂子在乌兰巴托等我们。”“是啊！应该的，孤狼这小子还真是没给我丢脸。”“干爹，我的一个记者朋友要采访您，不知您有没有时间？”“这还用说，说没有时间的人都是借口。”“不过，这位女士可是口无遮拦...”“没关系，我没有背人的事，告诉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然人们总说和平时期的战士是悲哀的，但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能尽快结束战争回到家人身边几乎是唯一的希望。叶奋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再紧张的战事，中华军作战人员的休假制度还是被严格执行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记者还真是很别致，一个什么都敢说的女记者。记者－－作为心理战的一部分，在战争和冲突中散发性话题传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心理影响手段。二战期间，德国宣传机构首先大量散发**传单，以挑拨美、法、英军队之间、士兵与后方民众之间的关系，利用宗教和种族问题对敌方施加影响。其主要目的就是削弱敌人士兵的坚定意志，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的正确性产生怀疑。1940年6月德军对法国展开全线强攻之前，曾经向法方驻地空投数万张题为《妈妈告诉我》的宣传画，画面上年幼的男孩和女孩围在神情忧郁的母亲身边问到：“妈妈告诉我吧！为什么爸爸死掉了？”德军意在通过此举摧毁对方精神防线、削弱法军战斗力，德国人最后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当月战争的胜利。同样的手段也被英国人学去用于打击德国人。在二战期间，英国政府为了打击纳粹德军的士气，英国外交部下属的一个秘密情报小组竟然想出了一个歪招：炮制纳粹高官、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及德兵妻子们在后方的**故事，然后将这些**炸弹通过传单和广播等手段不停地向德军军营进行狂轰滥炸，导致许多德军士兵由于担心后院失火，无心恋战，士气低落。英国人还炮制出了许多德国官方文件，并通过这些文件向德军士兵们散布一些可怕的内幕消息。这些消息包括，由于德国男子纷纷上战场，其妻子闲极无聊，大多红杏出墙，以至于一些在德国境内的外国人纷纷押下赌注，赌谁勾引到的德国士兵的妻子最多。这些炮制出来的**故事，被写在明信片传单上空投到德国军营中，有的则干脆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到德国士兵的耳朵里。英国历史学家坎培尔说：“在敦克尔克大撤退后，我们就开始利用欺骗、诡计和想像等手段来武装自己，有一些宣传手段纯粹是胡闹，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项系统性的政策，并且持续了好长时间，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了防止己方士兵轻易被敌方的**宣传攻势打败，产生厌战情绪，许多为前线提供武器的法国军工厂得到政府授权为战士们制造一些表达思念的金属配饰，其中一种最流行的挂件，是一枚拇指大小、镂空的心型橡树叶，中间是故乡爱人的名字。同样在前线医院里，给伤残军人使用的一种拐杖也设计得颇为精致，头部半径不足一厘米，从顶端到尾部圆周逐渐缩小，就在空间有限的拐杖表面，布满了姿态各异的**浮雕。“那您对我们中华军，准确的说是我们中国军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叶奋韬－－性犯罪成为历史上所有战争都无法避免的丑恶现象。从心理角度分析，这种战场性暴力的肇始往往出于男性力量、国家力量、军事力量胜出的成功心态，对敌方妇女进行性折磨，在给士兵提供欲望发泄渠道的同时，更能够凸显士兵们获取胜利并摧毁一切的王者心态。对异性肉体的热衷及各种变态性行为是男性在乏味的军事生活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而当战争研究深入之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现代社会中其它非主流的情感在这一特殊时期也曾大量存在，**望的释放并不一定集中于异性的躯体。我想，我们的部队士兵，包括他们自由的思想也不会例外。记者－－－美国《生活》周刊记者于1945年5月7号德国在兰斯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在巴黎市政广场上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两个分别持有手榴弹和手枪的男性士兵在街头公然拥吻。这样的场面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影像档案中并不少见，战士们似乎也并不避忌被媒体抓怕到他们同性亲昵的场景。除了战场这一特殊环境，纳粹时期的集中营，同样聚集了数目庞大的同性队伍。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尽管战争风云下军中同性恋人数剧增，可公共舆论对同性恋仍然采取歧视、鄙夷甚至镇压的态度。德国1871年的刑法修正案中特别针对同性性行为采取的制裁在希特勒当权时期被发挥到了极致：在1933年至1945年间，根据纳粹官方资料显示，约有十万名德国男性因同性性行为被捕入狱。其中超过一万名的军人被送往集中营，而犯有同性通奸罪的囚犯在集中营的死亡率高达60%，因为大部分人在抵达当天即被送往毒气室或被视为另类。而送往医学实验室，纳粹倒台后只有4000名此类囚犯得以幸存，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期间，因受当时舆论环境局限，针对同性恋战士的血腥镇压竟不被纳入纳粹战争罪行之一，换言之，战时同性性行为依然被参战各国视为耻辱和有罪。“看样子，你的功课做得很足。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对于中华军的所有人员而言，只要不违法军纪，所有的行为都是被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