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4章 后勤之17世纪

第五百零四章 后勤之17世纪一方面，17世纪的军队似乎具有脱离交通线行动的极大自由，另一方面它的战略机动性却受到河流走向的严重限制，通常这并非因为渡河困难，而是因为随军运行的补给品沿水路输送要比陆上拖运容易得多。尽管这一特殊考虑适用于所有军队，但是，说来矛盾的是，一个指挥官将其补给品筹集工作做得越好，他对水路的依赖性就越大，这既是由于船舶具有比马车大得多的载重能力，也是由于船舶本身不需要什么额外的补给品。17世纪的一位第一流的军事工程师曾经计算过，100拉斯特约200吨面粉和300拉斯特饲料，水运只需9艘船舶，如果陆运，仅前一项就需要600辆大车。在那个时代的所有指挥官当中，没有人能象莫里斯那样善于利用水路的优越性，但反过来说，也没有人象他那样离开了水路就难以作战。他利用马斯河、莱茵河、列克河、瓦尔河这几条大川，迅速地自东向西又自西向东运送炮兵辎重，一次又一次成功地给西班牙人以突然袭击，时而出现在弗兰德，时而又出现在贵尔德兰，常常在西班牙人猝不及防之时就一举攻占他们的要塞。但是，一旦离开了河川，他就一筹莫展了。这一点，从他1602年的战局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顺便提一句这次战局是当时企图以有目的的战略机动来夺取战争胜利的非常少见的战例之一。渡过马斯河后，莫里斯打算绕过进军途中的各处要塞，插入布拉班特腹地，诱使西班牙人应战，然后向西转入弗兰德，最终目的是解放这两个省份。为此，他集中了一支庞大的野战军——5422名骑兵和18942名步兵，另有13门加农炮，17门臼炮和5门野战炮，但在这些火炮中，仅13门臼炮随军行动，其余均由水路输送，到战场与大军会合。部队预定前10天要自给自足，其伴随的700辆大车载有50拉斯特面粉，另外的50拉斯特由水路输送。虽然作了这些并非无足轻重的准备，但根本没有考虑在战局期间哪怕是尝试一下以正规方式组织部队补给的问题，所有上述措施都只是为了暂时维持一段军需，直到部队能够收割沿途的庄稼，并将谷物加工成面包为止。实际上，发起这次战局的时间，从农作物季节上看是过早了，莫里斯的部队6月20日渡过马斯河后，立即就发现布拉班特的庄稼还未熟，不能收割，携带的给养也证明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这支大军的英国分遣队耗光了自己分得的给养，需要别人支援。这时，莫里斯写信给国会说，他不知如何继续进行这次战局，他仍将诱使西班牙人投入交战，如不成功，即返回马斯河。大军在刚刚走了一个星期之后，于6月27日停止前进。随后3天，由于作出了巨大努力，焙制新鲜面包的工作进展顺利，因而7月2日得以继续进军，但3天后又一次因需焙制面包而中止前进时，莫里斯就坚定地下了决心：如不能在圣特瑞金附近求得一战，他将返回马斯河。7月8日，部队果然抵达圣特瑞金，但又发现原定由水路随大军输送的50拉斯特面粉实际只有16拉斯特，面临饥饿的威胁，莫里斯决定撤退。在将剩余的面粉分配并焙制完毕后，于7月10日开始退兵，但次日就因天气太热而被迫停顿。7月12日，英国分遣队又耗光了面包，需要全军帮助摆脱困境。回到马斯河后，7月19日，一大批面包和干酪送抵莫里斯的部队，因此，他决定向弗兰德进军，但国会对他这种漫无目的的运动已经再也不能忍受，断然禁止这次进军。于是，莫里斯扎下营盘，以便围攻格拉伏。据信，西班牙之所以未能征服北尼德兰，是因为那里河川太多；而从荷兰人方面来说，他们未能在比利时取得进展，则是因为那里河川太少。就连那些不大关心补给状况的指挥官，也对河川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性，这是因为那时的火炮重量太大，例如在莫里斯的炮兵中，其最大的火炮——所谓卡托文——重约5吨半，必须拆开才能运输，即便如此，每门炮所需的挽马仍不少于30匹，其中，预计每年要累死20-30%。一支由6门臼炮组成的最简陋的炮队，每门炮配备100发炮弹，共需50匹马牵引火炮本身和装载弹丸、火药、工具以及各种工程器材的大车。通常，炮兵行进一个特定距离的时间，较之整个部队要多一倍，无论在进军时或撤退时都造成复杂的行军序列问题。当时，有些人不满于这种状态，许多人提出过减轻火炮重量的实际建议，莫里斯的堂兄弟约汉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方面作了比较重要的工作的，是古斯塔夫-阿道夫，他对此简直有些着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废弃了超重型火炮——莫布拉克，缩短了炮管，减少了炮管壁的厚度，采用了一系列特别轻的火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蒙皮炮。虽然经过这些改革，能够将炮兵的马匹和大车几乎减少一半，但是，我们将看到，这并没有使他摆脱笨重不灵的炮兵对他的战略的限制，而且，这些改革未能持久，在他死后，瑞典又开始铸造较重的加农炮了。综合起来，17世纪的后勤有三条基本的原则，那时的指挥官们的战略就建立在这三条原则基础之上。第一，为了解决给养，必须经常移动。第二，在确定运动方向时，不必过多地考虑同后方基地保持联系的问题。第三，沿河川行动，尽可能控制河川航线，具有重要意义。这三条原则，都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业绩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他的作战行动被公认为较其他大多数人更有目的性，并被用来证明各种各样的理论：从建立基地的重要性，到迂回接敌的优越性。事实上，从他于1630年7月在匹内蒙德登陆时起，就是后勤决定着他的行动方向，诚然，如果不是补给上的困难使得帝国将领康提未能集中优势兵力来对付他，这次登陆可能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尽管瑞典国王的军队只有1万人，但他发现在饱经**的波美拉尼亚仍然无法解决给养问题，因而必须首先扩大补给的基地，为此，他在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的情况下，流动于各地，所到之处，夺取城镇，派兵驻守，这样就逐渐扩大了他可以从中得到补给品的地区。但是，事实证明，这里面也包含着对他不利的一面，因为围攻或以其他方式夺取的城镇愈多，把守这些城镇所需的兵力也就愈多，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他直到翌年春季才得以聚集一支初具规模的野战军以认真地开始作战行动，就并不感到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