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九章 后勤之战略考虑抛开其他一切因素不谈,18世纪战争的性质是直接由其政治目的决定的,当时的战争被视为君主之间的个人争斗,一位君主对其邻邦有某种要求或宿怨,就派出一支军队进入邻邦领土,取用其资财维持军队生活,直到邻邦屈服为止。如果这块暂时占据的土地在战后有可能永久占有,那么,就会注意保存自己未来的资源,否则剥削会是残酷无情的。在任何情况下,建立仓库都只是为了保障军队最初的进攻,然后,军队越过边界,进入敌国领土,选定一个易于防守,靠近良好道路或河川的方便位置,扎下营盘,掘壕设防。由此往后的进程,由一位研究18世纪战争的无与伦比的作者,萨克森的莫里斯,作了很好的描写:“军队日用的粮秣是不缺乏的,但要为未来的需要筹措补给品,就得采取某种特殊方法……为达此目的,必须设法从国土的边远部分筹粮筹款……最好的办法是向那些地区发布通告,照知居民缴纳其摊派的份额,违者军法从事。”为收集特别税,通常派出由军官率领的20-30人的小队,如收不到税,则地方官员们的房屋或遭抢劫,或被烧光。收集钱款后,即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按军队军需官适当规定的价格,购买或征用补给品,如附近有敌人,征发工作就会加快,以防备敌人逼近。在通常情况下,则不慌不忙地进行整个工作,在一个地方长驻下去,直到周围地区的资源耗尽用光为止,首先发生短缺的物资总是饲料,一旦饲料短缺,军队就收集尚存的补给品,撤除营地,向另一地区进发。这种吃光战略不需要有很大的后勤组织机构,的确,其所以采用这种战略,正是为了不要后勤也能打仗,但一当围城战的持续时间超过预计,就一定会发生问题,在周围地区资源耗尽之前拿下城镇,是战争的一个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古怪的,但合乎逻辑的作法,即攻方给予守方的让步,与守方的抵抗时间成反比。但是,就连在18世纪,这样的权变之策也并非经常都能奏,如其无效,就不得不采取那些被所有后世批评家传为笑柄的规模极大的补给行动,此处仅举一例,但也是最著名的一例。1757年,腓特烈二世被迫撤除了对阿尔木兹的围攻,原因是他那由3000辆大车组成的必不可少的补给车队遭到了奥地利人的截击,因此,在同年晚些时候,他采取了大规模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第一次,他用了1万5千人护送一支从特罗泡到阿尔木兹的车队。第二次,他用了3万人护送另一车队至科尼格拉兹。最后,他用了8千人警卫通到格拉兹的交通线。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好象普鲁士的整个战争机器都冒险进入了敌国领土,以便为着自己的生存而进行一场防御战。”就事论事,这一次的情形确实如此,但是,由此而认为腓特烈的军队笨重不灵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情形是围城战的需要造成的,也只有围城战的需要才能造成。腓特烈二世的军队在需要时能够非常快速地运动,这已为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所证明。1757年9月,他用13天走了150英里,从德累斯顿到达艾尔富特。两个月后,他用14天走了225英里,从莱比锡到达伯希维兹。1758年9月,他仅用一周走了140英里,从库斯春到达德累斯顿。一年以后,他从萨冈到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虽然在路上打了明登之战,还是用一周走了100英里。正如克劳塞维茨本人所指出的,为实施这几次行军,腓特烈甩掉了他的行李辎重和补给车队,本来也不需要拖带这些东西,因为军队从一地向另一地运动时,沿途总是可以找到给养的。由此我们联想到所谓五日行程制度,即补给车队正规往返输送的制度,这一制度被认为对18世纪的战略起了瘫痪作用。按坦佩尔霍夫所述,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往来于野战面包房和后方仓库之间的面粉车的数量,由于车辆所载面粉每天要吃光九分之一,因而军队离开后方基地的最远距离只能是9÷2=4.5日行程,亦即大约60英里,但是,连坦佩尔霍夫自己也承认这个数字是估计偏低的。因为若把团的给养车也用来运送面粉,与后方基地的最大距离就可再增加40英里,实际上,所谓五日行程制度纯属欺人之谈,出自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的巧妙杜撰。据说,腓特烈二世是试行过五日行程制度的唯一指挥官,但就连他也是抓住一切机会使用其他方法筹措给养,必须记住,这个制度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完备的,因为来自后方基地的补给从来只占军队需要量的很小一部分,特别是大量饲料的运输过于困难,因而从后方前送甚至不曾尝试过。至于行军时军队补给的组织,则即便行军距离很长仍然比较简单,这一点已为1704年马尔波罗从莱茵河至多瑙河的著名行军所证实。按当时的标准而言,这次行军算不上多大一回事,因为公爵仅率领3万人,途中又有1万人加入,行军的具体细节是人所共知的。军队凌晨出发,每天走上12-14英里,中午到达宿营地,骑兵走在步兵前头,炮兵在公爵的兄弟率领下,由于遭遇恶劣天气,远远落后于原订的行军日程。但是,从5月20日至6月26日,全军走了直线距离250英里,实际行军距离接近350英里,经过这一番行军,仍然兵强马壮,受到了尤金亲王的高度赞赏。这一切是怎样完成的呢?据说马尔波罗的运输和补给制度的实质,就在于他同某一位所罗门-麦丁那爵士订立了一纸合同,由此人给他提供粮食和粮车。这样说是过于简单化了,最初公爵曾想建立仓库,并预先配置于战场,以便来一次暗中行军,偷袭敌人,但是荷兰国会没有提供这笔款项,因而计划落空,但这样的仓库充其量也只能保障他进行最初的攻击,因为运输和保管困难,要把仓库给养运出很远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马尔波罗便从麦丁那兄弟处筹得粮食,麦丁那兄弟则从周围地区采购,为此无疑利用了当地的代理人,其他一切,预定都由部队用饷银自行购买,为此目的,每个连和团各自同大大小小的随军商人签订合同。这样,我们便可想象出一副美妙的景象:部队每天约在中午到达营地,随军商人们已煮好汤锅迎接他们,当地农民也预先得到通知,并乐于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士兵,而士兵们这一次也有钱可付,于是,各人吃个大饱,结清帐款,分头午睡。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马尔波罗的军队虽小,但要想单靠沿途购买来解决行军中的给养问题,这支军队仍然是太大了,他必须预先确知沿途已有足够的补给品可供购买,为此目的,公爵常先期发出礼貌周全的信件,例如给美因兹选帝侯的信中说:“烦劳殿下……费心,使我们能沿途找到给养,我们将立即付款。如能……让我预先派出军官安排一切,则既有利于军队,又能防止混乱而有利于地方……”同样,他通知法兰科尼亚议会,他已先期派出军需官筹措给养,并请求给予合作,如果不给予合作,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对于由此而产生的混乱,马尔波罗会表示惊奇,然后通知拒绝合作的城镇,估计他们现在应比以前更愿意接受他的保护了。因此,他将派出一支分遣队携带命令前往搜索周围地区,筹集一切可供人马食用之物,他客气地请求地方官员对这一任务给予协助。于是,马尔波罗的进军把整个地区扫得精光,因此,就象以前的华伦斯坦和以后的拿破仑一样,他自己也不能再次经过同一地区,由于这一原因,当他在布仑汉获胜,然后回程向西尾追被击败的法兰西-巴伐利亚联军时,他把全军分成了若干分遣队。至于给养以外的补给品,马尔波罗也是采用同样的筹措办法,他不做积累储备品这种麻烦事,只是碰到什么就买什么?一有可能就雇用运输工具将货物送往营地,必要时全军,或以一部分军队,开往商品制造地取得所需的物资,马尔波罗不设仓库以保障运动战,只有在军队停止运动时才建立仓库。当他从荷兰行军到达巴伐利亚的阿依恰时,他从阿依恰营地写信说:“我们于星期五到达这一营地,一直在筹集可能找到的谷物和粮秣,以便建立仓库,因为我们打算在此留下一支守军……”以后,他又从设在弗里德贝尔格的另一营地写信说:“我们既然打算在此停留一段时间,请注意建立仓库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些孤立的事件,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战略的一个部分,时值1704年7月底至8月初,当时的战略几乎完全是以后勤方面的考虑为出发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