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五十四章 争论远远没有结束军种之间的分歧首先提交国防部长,尔后再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作为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战略部队的发言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表达了我们的共同感觉,即我们非常重视这次一年一度的对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审查。去年已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我们在国防上的实力地位和苏联相比已经恶化,它使我们确信必须彻底重新审查我国的军事战略。似乎没有必要为了敦促就国家政策发表新的声明而详细列举世界局势的变化,所有的事态已经证明了下述冷酷的事实,即苏联的力量正在增长,苏联的势力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以及我们乌拉尔盟国正在被削弱。这个趋势反映在苏联在乌拉尔山脉以西所取得的胜利,他们在乌拉尔山脉以西已经超越了1956年条约的共同安全的盾牌,反映在乌法,看来他们也快要超越条约组织的盾牌,也反映在里海,他们在这个乌拉尔山脉的南翼也可能取得成功,这些事件是紧随着我们丧失核子方面的无可争辩的优势而来的。我提醒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包家恩外长最近表示,他认为继续依靠主要以大规模报复为基础的军事政策是不适当的,他曾建议需要审查我们的军事战略,以使其更能灵活应用。为了进行这样的审查,军种军事长官会议需要明确的政策指导思想,作为审查的出发点,正在考虑中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这一文件应提供这个指导思想,一当收到这份文件后,军种军事长官会议就能适当地修改我们赖以建立武装部队的战略方针。在我看来,总的问题是重新调整我们的战略,使其适应我们在相互威慑时期生存的需要,在此时期内,可以假设我国和苏联除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外,都将日益避免故意发动核大战。在此双方均能摧毁另一方的核对等情况下,大规模核报复政策除了作为遏制总体核战争或作为对发起总体核战争的一方的一种报复手段外,就没有其它作用。这一事实已如此明显,以致必需考虑苏联或我们的盟国是否还相信我们除了为保全自己外,将会运用报复力量。我极力主张我们必须永远注意盟国对大规模报复的态度,我认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较小的国家中,都滋长着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变得不灵活了。由于我们越来越依赖核武器和核报复作为我们军事力量的支柱,我们在盟国面前显得已经达到了只能运用两种办法来对付苏联的实力政治的地步,即要就是运用全面的核力量,要就是回避面临的挑战。在相互遏制核战争的年代里,我国军事力量的这种不灵活性只能对我们的政略提供很少的支持,我们的盟国有理由怀疑,为了应付有限的军事威胁,我们将冒因无约束地进行核反击而引起的毁灭的危险。我提醒与会者注意,我的上述推论决不表明,保持一支强大的原子报复力量的重要性已有降低,而是建议要经常不断地使这支力量现代化,并保护它,使它成为一块威慑的盾牌,便于我们大家在这块盾牌后面求得生存,然而,这支力量的运载工具的改进和弹头威力的增大,使我们可以在不削弱其威慑力量的情况下缩小其规模。由于大规模报复除了遏制大战外再也没有其它作用,故有必要更加强调使我们的军事准备能对付除大战以外的一切战争。在相互威慑的情况下,有限战争的定义应重定为不直接威胁我国生存的武装冲突,这个定义将承认在诸如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等地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而在以前的定义中,这一地区是不包括在内的。有限战争的一切需要也需重新估价,这些需要并不一定就是大量增加专用于有限战争的武装力量,而是为了使部队现代化,为了改进适应这种情况的计划工作,为了肯定战略机动性以及为了集中全力注意有限战争,正如过去我们集中全力注意大战一样。我争辩说,必须向我们的盟国表明,我们随时准备有效地对付大战以外的一切挑战,并打消盟国最近的一种想法,即认为如果我们进行回击,我们只准备用重型原子武器进行回击。在使我们的武装力量作好应付有限战争的准备方面,我提到能量很低的原子武器具有伟大的前途,在能够得到大量低能量原子武器之前,我们还必须依靠现有的战术原子武器,必须经常记住,在许多有限战争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打算使用原子武器。由于相互威慑的结果,预期苏联集团的挑衅必然会增加,我们已经看到,自从苏联在人造卫星和有关的导弹方面取得成功以来,侵略行动有增无减,看来我们在决策方面可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在决定未来的行动方案时,可以选择多种多样的反应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我在结束我的发言时说,基本的问题是需要重新修正我们的军事战略,以适应由于相互威慑所引起的变化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原子威慑力量将是我们赖以在苏联威胁下继续生存的盾牌。它能给我们以保护,但不能作为机动的手段,今后我们还必须从这支所谓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去寻找我国军事战略的积极因素,战略上的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大量地扩充武装力量,或增加军费开支,而是为了重新明确重点,以便发展一个真正平衡的威慑体系。这个建议的内容大部分是老的,只有一点是新的,即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打有限战争的部队将起积极的作用,而原子报复力量则只起消极的作用。起初,人们一直认为乌拉尔山脉的地面部队是我国赖以使用其原子宝剑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盾牌,而现在它的任务已完全改变,原子报复力量已经变成击退敌人原子攻击的威胁的防御盾牌,而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则是一把用来进行刺杀和攻击的灵活的宝剑,所以,这把宝剑的质量就具有新的更重大的意义。我发言完毕后,伍思想将军提出了空军的观点,即原封不动地保留去年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就军事战略来说,就是维持原状。在会议上讨论很热烈,但是使我失望的是总理吴国桢和他的顾问们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大力支持新的战略,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就解散了,但实际上,我们的事业暂时遭到了失败。此后不久,国防部长盛建文在发给各军种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国际形势并未发生变化,因而没有理由对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作任何重大的修改,为了编造1960年度的预算,最后决定保留旧的指导原则的提法,有争议的部分留待今后继续审查。这一行动的实际效果是鼓励国防部按照上一年度的编造预算的方法和程序来编造下一年度的预算,并且将这一斗争——使政府的基本安全政策适应显然已改变了的国际形势——一直推迟到1959年。在我写本书时,这项工作尚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