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反正，蒙冤人重返战场

第184章 反正，蒙冤人重返战场外情处处长宗道文出差回到局里，将他去闻见风家乡调查了解的情况向李副局长和政治部主任汇报。李副局长告诉他，在他外出后不久，秦梓人局长开始“视事”，而且最为关心的就是被关在三处小农场里办“学习班”的事，因此，有关闻见风的问题应该首先向他汇报。宗道文与李副局长、政治部主任一起到秦梓人办公室，进行当面汇报。原来，闻见风家里的房子失火时，驻村“四清工作组”的同志跟随常社长一起参加了灭火。在清理现场时，有人在废墟里发现了一支镶有蓝宝石的纯金簪子、一本被烧得只剩下边角的“豆腐帐”和一封苟福财之二儿子苟承驹从台湾经香港寄给其父、烧得只留下“苟承驹寄”几个字的信件。在被烧成边角的“豆腐帐”里，依稀可见上面记载着“民国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欠钱若干、应予催收”、“某人已故、欠钱若干未收”、“某人赖账若干”，等等。从所记时间来看，已经过去十多年，大多是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也有是解放后、合作化以前的帐；从所记数额来看，金额都不大，多则一个银元，少则几分铜钱；再从闻见风外婆和母亲解放前从事的职业看，他们家以前是磨豆腐的，这毫无疑问是标标准准的“豆腐帐”。可是，在当时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越刮越烈的“极左”政治氛围里，全国各地都在大抓阶级斗争，都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报纸上不时揭露和公布发现了一批阶级敌人的“变天账”。闻见风家乡的“四清工作组”在“宁可错挖也不放过一个可疑敌人”的思想指导下，见到这本烧成焦炭的“豆腐帐”，如获至宝，以为是他们亲手挖出了一个妄图“变天”、“卷土重来”暗藏的阶级敌人。那枚镶有蓝宝石的纯金簪子在普通人眼里是个稀罕之物，持有人一定有些来历，在“工作组”眼里那可更是剥削阶级的象征。尤其让他们兴奋的是那封被烧得只剩下一角的苟承驹的“台湾来信”。驻村的“四清工作组”立即向驻县“四清工作团”汇报，接到报告的负责人听了更是兴奋，不问青红皂白，当即下了三点指示：一是立即对闻见风外婆和母亲采取“监视居住”措施，防止逃跑；二是立即派人去闻见风外婆的娘家外调；三是向闻见风所在部队检举，请部队协助调查并对“地主婆的外甥”采取必要的控制手段。通过外调，“四清工作组”得知闻见风外婆的父亲是当地全县闻名的大地主，曾经害死过二名长工。“四清工作组”推断，这是闻见风外婆“逃亡”的直接动机和原因。于是，他们对闻见风外婆和母亲进行“审讯”。可是，任凭闻见风外婆和母亲怎么解释，“四清工作组”的人就是不愿相信。本村的邻居，包括常社长都出面作证说，闻见风外婆与母亲是本村出了名的贫苦农民，是流浪乞讨来到本村的穷人，即使她娘家是恶霸大地主也应该与她们本人无关，她父亲的血债也不应该由她承担。“四清工作组”仍不能接受。宗道文处长听了当地“四清工作组”和“四清工作团”的汇报后，提出向闻见风外婆和母亲当面调查的要求。获得同意后，在“四清工作组”人员的陪同下，他直接去了闻见风外婆家。宗道文一眼认出了闻见风外婆与母亲，尤其是闻见风母亲耳朵的耳廓和耳垂异于常人，特别显眼。宗道文清楚地记得，她们当年就住在新四军军部的东山，他与辛月等同志还去过她们家帮助干农活。这足以说明至少在此时，闻见风外婆和母亲已经脱离其地主家庭。“皖南事变”发生当天，她们家的房子被敌人炸毁，母女二人逃难途中帮助他与辛月同志突围，是他与辛月同志的救命恩人。宗道文万万没想到在事隔二十四年多的今天、在如此辛辣的情况下与恩人重逢、与对革命做出贡献的孤女寡母相见，他百感交集，激动万分。可闻见风外婆和母亲只记得当年的新四军帮过她们的忙，对帮助宗道文和辛月突围之事似乎已经淡忘，而且并不过多责怪“四清工作组”对她们的审查，这更让宗道文感动。宗道文将所有这些向当地党组织和政府做了反映，县“四清工作团”重新派人对闻见风外婆和母亲进行了解。闻见风外婆说，金簪子确是她从娘家带出来的随身之物；那本“变天账”是卖豆腐的记帐本，凡是欠账的人，无论贫贱、出身，包括贫下中农、干部、商贩，只要是当时欠账，都记录在帐，只起提醒和备忘的作用，并无他意。至于那封信，闻见风外婆矢口否认与己有关；倒是闻见风母亲回忆起来，说是有一天她经过苟福财家门口时，有个邮递员向她打听苟家，因为苟家家里无人，于是要她将一封信转交给邻居苟福财。她对苟家一直痛恨，不愿意转交，可邮递员好说歹说，她只好代收下来。后来苟福财去世，这封信也就没有转交出去，扔在角落里，压根儿给忘了。县“四清工作团”终于查清了事情的真相，立即撤销了对闻见风外婆和母亲的审查。听了宗道文处长的汇报，秦梓人的心情异常沉重。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不但没有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实现所谓的纯洁队伍的目的，相反，起到了涣散军心、挫伤情报员积极性、伤害情报员感情的副作用。他顾不得自己的身体并未完全康复，顾不得鲍秉义给他的约法三章，重新披挂上阵。他立即召开常委会，扭转前阶段的“极左”倾向、纠正正在蔓延的形式主义，再次强调情报局最大的政治就是抓敌情、搞情报，就是为共和国站岗放哨。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找到依据，秦梓人不得不从列宁、毛泽东说过的话里找根据：“军事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情报局搞情报就是军事，情报局的全部工作都是军事工作，都是政治工作，情报挂帅就是政治挂帅。对于已被关在三处小农场“学习班”的干部，秦梓人不得不引用中央文件中关于正确对待和处理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的子女的方针政策，大部分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闻见风同志不在此例，早已回八科工作，方根山等同志依然官复原职，回到了原来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秦梓人无法包揽一切，难以顶住一切极左思潮的压力，仍然有少数干部离开了情报局。情报局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秦梓人审时度势，认为对台海地区的侦听和监视依然是全局当前情报侦察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台湾蒋匪的监听和侦察工作、对尚在修订和执行的“国光计划”以及变换形式的各种扩大的小规模武装匪徒突袭、对美蒋勾结仍有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大陆的阴谋，对危害我国安全的周边环境、对可能破坏我核试验和重工业的敌对势力，思想越加警惕，工作更为周密。为此，三处八科的工作必须加强，需要配备业务能力强、责任性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为了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他批准了三处提拔闻见风为科长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