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报系统早在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了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同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报务人员。其时,苏联的无线电通讯和侦破、保密技术,已处于世界前列。随着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情报人员在苦练与掌握通讯、侦听与破译技术的同时,还利用一切关系,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部,机智勇敢地窃取了敌人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此举,我情报人员不仅掌握了敌方的通讯密码,更为重要的是了解了对方的编码技术与编码规律。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及下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当时还没有后勤部概念)。总参谋部下设情报科,将原监听敌台的任务划为情报科,与谍报队成为当时红军的两大主要情报侦察队伍。原在上海中央从事搞情报工作的曾希圣任科长。从此,专门对敌从事无线电空中技术侦察的机构和队伍就诞生了。1932年初,随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红军缴获了敌人多部无线电台(无线电收、发报机),作战更其频繁,险情随时发生,联络指挥显得十分迫切。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情报科升格为局,主要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同时兼任通讯),按它在总参谋部的局的排序,简称为“军委二局”。这个局有以局长曾希圣为代表的包括曹祥仁、邹毕兆等几名破译高手以及侦听员、译电员、报务员、懂无线电技术的维修员等三十多人(警卫、运输等不含)。中革军委二局成立后,在军委的领导下,多次侦收并破译国民党军队的多种版本的密码,为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基础。至中央红军长征前,二局已经基本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敌斗争的秘密武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双方都处于运动作战状态,固定的有线电通信根本无法保障对军事行动的指挥与控制,无线电通信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当时野战状态下的国民党军队通信,特别是蒋介石对下属各军、师下达的命令,主要以无线电报的方式发送。于是,大量的敌军通信,为红军无线电侦察提供了广阔舞台,军委二局无线电侦察的侦听与电码破译工作达到了**,成为其破译历史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军委二局的无线电技术侦察,使得长征中的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得重新回到党的领导核心岗位上的毛泽东,能够耳聪目明,料事如神,指挥红军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陕北的一次会议上,曾高度评价、赞扬“军委二局”说:没有军委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你们是能够读懂无字天书的先生,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建国后,“军委二局”的职能有所改变,改名总参谋部第三部,对内称为技术侦察部,除直辖若干局、监听(处)站外,还间接指导和协调各大军区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