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委员长面授整军要旨

第7节第7章 委员长面授整军要旨到了总统府被引进一间小会客室，刚一坐下，蒋介石就匆匆走了进来。一种带浙江口音的国语己经在邓汉祥的耳朵里如雷鸣般地响起来；“四川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声音冷峻坚定，勿容商量。一双冷冰冰的目光直逼在邓汉祥脸上，像是在下命令。因为有备而来，邓汉祥听到这话，心中依然平静，他知道委员长的脸色会依人、依时、依地变化无常。此时见委员长的作态，心下琢磨；果然应了机场上的那番话，想来这便是今天的主题了。于是说；“关于缩编军队事，只要川内各军都一视同仁，在同样的标准下进行，自无问题。刘主席一直都是同意的，不难遵委员长之命照办。”四川省内除了刘湘的军队，还有四个军，相互间常是推诿扯皮，要大家一同坐下来商定挖自己根基的各项细节，待达成一致，也要费去相当时日了。邓汉祥的这点小把戏自然瞒不过委员长，不待邓汉祥继续往下说，委员长的浙江国语又在耳边响起来；“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体力不逮。中央拟派能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使他便于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显然，委员长这番讲话，理由冠冕堂皇。对于这个题目，邓汉祥早有腹案，答道；“关于军民分治一事，拟请中央再加考虑。因川省在防区时代混乱多年，人民深受其苦，自前年省政府成立，川政统一后，关于地方治安及用人用钱各方面，始稍有眉目。今若截然划分，军政民政分由两人负责，恐难收辅车相依之效，转增中央西顾之忧。”邓汉祥说的也是实情。但蒋介石不为所动，一点没有妥协的余地：“四川情况复杂，甫澄军政一统，各方多有微词，于他于国都是十分不利的。今天这个问题，中央己经作了决定，不必多说了。”邓汉祥见对方毫无退让，继续谈下去，恐成僵局自断后路。于是婉转说到；“委员长日理万机，不能多来麻烦，可否指定一位负责要员从长研讨，使汉祥多有陈述的机会？”委员长知道，刘湘未到，今天的谈话是不会有结果的，这个开场白只是一个敲山震虎、隔墙传声。于是表示同意。“你去找敬之谈，你们是同乡，又是故交，我会交待给他的。你在中央政府部门负过责，知道要以中央大局为重的。”邓汉祥与何应钦是一个省的同乡，而且相互间还有一段深交。光绪未年，贵阳兴办陆军小学堂，邓汉祥和何应钦都先后进入了这所学校，两年后陆军小学毕业，又都升入武昌陆军中学。何应钦在一年后被派往日本读士官学校，直到辛亥革命回国。后来在1919年，邓汉祥在黔军总司令部任高等顾问时，何应钦在黔军任旅长，两人又添同事之情。1921底,何应钦在贵州的一场权力纷争中失败，一时傍惶无奈，栖身上海，。恰好此时，邓汉祥在浙江省作总参议。他不仅接济何应钦，还为他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到广州孙中山那里去，帮助孙中山组织革命军。何应钦不忘这段历史。此后，大凡邓有所请，何应钦在权力之下都为其大开方便之门，处处关照。因此，邓汉祥也视何为打开各种关节的一把钥匙，为了刘湘的事情，多次找他帮忙。从委员长那里出来，邓汉祥径直找到何应钦：“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两件事，何不分两个步骤来办理？即先缩编军队，稍后再提分治，同样可以达到中央的愿望；如必欲同时进行，逼得太急，或恐另生事端，反倒不好办了。”何应钦也希望此事要留有余地，不要把刘湘逼得无路可走。他也清楚地知道，在“西安事变”时，他曾暗中派他的胞弟何缉伍亲去成都游说刘湘，要刘湘支持自己对西安的军事行动。若果能取代蒋介石坐上黄埔系的第一把交椅，一定重报。此时如果把刘湘逼急了，他把这件事抖出来，在委员长那里岂不对自己是雪上加霜？于是，何应钦求见委员长，反复说明邓汉祥提到的两点理由。当邓汉祥再去见委员长时，委员长退了一步，就再也没有提到军民分治的事，只是强调了川康整军会议必须在七月初进行，不得再拖。邓汉祥回到四川，向刘湘报告了在庐山会见蒋的全部经过。刘湘清楚，蒋最忌恨自己在两广事变中和西安事变中的表现。此事虽经邓汉祥和自己多次说明和解释，以蒋的城府，哪里就能轻易搪塞得过去？其实，刘湘也不是完全抵制整军。从道理上讲，四川是一省，省即必须服从中央。如果各省都自行其是，国家岂不分裂？这一点，刘湘是清楚的。问题在于，刘湘要在政令和军令统一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自己的集团利益最大化。而实现这一点，抓牢手中的枪杆子就是前题了。现在，蒋介石通过何应钦拿出了川省的整军方案。但这个方案的条件实再太苛刻，如果全案照搬，川中各军的团长以上军官都由中央委任，相当于要刘湘将全部军队拱手相让，赖以起家的本钱全部变成委员长的了。刘湘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方案，于是变着花样通过何应钦向委员长竭力讨价还价。从3月到6月，双方的讨价还价一直在进行，在主要的问题上，双方都在坚持自己的原议，尚无有结果。何应钦将情况汇报完备。趁着委员长的鼻子里“唔，唔”两声没有了下文，何应钦转了一个弯，探探委员长的底，问道：“依委座的意思是不是川省内其它几个军也都一视同仁？”。“这个，这个由你看着办。”，听到这句话，何应钦心中轻松了许多，他知道委员长给自己留有余地。于是又说道：“开会的日期就定在下月初，会上的一些细节，我再和顾墨三商量一下。”“好的，好的，这个，事情要抓紧。”“我担心刘浦澄会顶着不干，他那个人我是知道的，性子来了也犟得很。”“你和他那个邓鸣阶不是故交吗？听说刘浦澄对他是言听计从，你可以多和他谈谈，这个，要他深明大义。”于是，整军会议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何应钦告辞，起身走了。委员长知道，何应钦在内部以心慈手软著称，被人笑称“何婆婆”，望着这位何婆婆的背影，委员长摇了摇头。蒋介石也知道，刘湘在同他软拖硬磨，玩游戏。要他刘甫澄俯首就范，仅靠何应钦是不行的。刘湘不像贵州的王家烈，追剿红军的大军一压境，顺手牵羊，便教他乖乖交出军政大权，情愿去当寓公了。不过，委员长自有一套对付地方实力派的办法。这套办法久经应用，己被委员长砺练得炉火纯青。蒋、冯、阎大战时对付冯玉祥，蒋、桂战争时对付李宗仁等，不久前的两广事变中又对付陈济棠，从未失手。无论形势多么险恶，都会使委员长稳稳把握胜算。今天同何应钦谈的都是桌面上的就事论事，本不寄予太多的希望。真正的杀手锏就是另外的一手，据报己颇有成效，到时候发作起来，管教他刘浦澄只有乖乖交出军政大权。它正由顾墨三在干，连何应钦也不清楚。邓汉祥脑子里飞快一转：去年六月，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组成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呼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拟进军湖南，向蒋介石进攻，史称“两广事变”。在两广事变中，刘湘违背蒋的旨意，非但没有通电指责两广据地称兵，反而调兵遣将准备策应，共同倒蒋。殊不料两广事变维持仅月余，被蒋以重金买通陈济棠手下几员大将，连陈济棠的几十架飞机也全部叛逃到蒋那边去了，事变遂告土崩瓦解。事变结束之后不几日，蒋介石即来电召刘湘到庐山会晤，刘湘知道事情败露，大感焦急，只好把邓汉祥支到庐山应付。邓汉祥上庐山之前，便四方斡旋，输通关节。在武汉找到己经在担任湖北省主席的杨永泰，没想到杨永泰开口就对邓汉祥说：“你这位大军师，认为陈济棠造反，就是倒蒋的机会到了，便怂恿起刘甫澄连夜调动军队，准备围攻重庆行营及成都军校来响应陈济棠。我过去听信你的话，拼命帮刘甫澄的忙，复兴社分子造了我许多谣言，连我都大受影响，被发配到湖北来，现在找我又有什么用？”又说“熊式辉现在很得宠，又正在庐山上，你去找他看看能不能帮你的忙。”因为杨永泰与邓汉祥有旧，说起话来也无须遮拦，直截了当。邓汉祥从杨的话中察觉到刘湘的举动己是满城风雨了。跟着邓汉祥又去找正在庐山上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疏通，熊式辉活动一番，也无着落，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待进了美庐的客厅，见到蒋满脸怒气，不待邓汉祥坐下，便叫副官拿来地图，盛气厉色地指着地图说；“甫澄夜里调动这些地方的军队，作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的活动，不要以为我不知道，这个我己经完全清楚了。你辅佐甫澄，不帮助中央稳定局面，反而看着甫澄造反，当何至此？这个，不要在这里强辩了！”愤愤之情，溢于言表。委员长浙江口音说国语，“强辩”常让人听成“枪毙”。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将领打了败仗，被委员长招来训话。这位将军百般解释，委员长大怒，拍着桌子大骂他“强辩”。这位将军误听成“枪毙”，吓得几乎魂不附体，两脚打战，面如土色。委员长看见此人神色大异，方知误会于是改口。此事被众人传为笑话。委员长自己也知道这个毛病，只是由于在极端愤怒时常常冲口而出。此时便是如此。邓汉祥当然知道这则笑话，自然不会因“枪毙”和“强辩”来干挠自己的思路，依然鼓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力加解释，信誓旦旦否认有调兵之事。并谓即令有之，也是为了剿匪而不是为了附和陈济棠，因为四川的土匪向来同袍哥组织互通一气，互通情报。所以军队的调动必须在夜间进行方才不至于泄露消息，委员长不要轻信谣言。另外还历举刘湘过去维护蒋介石、忠诚于中央的若干事实；“刘主席拥护委员长十年如一日，当初宁汉分裂大局未定时他没有反；当中原大战胜负未分时他没有反，今天下己定，他又何至如此！”邓汉祥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勉强敷衍过去。去年底西安事变时，刘湘又欲起兵支持张杨，要一举用武力拿下重庆成都所有中央在川机构等。这件事说起来还话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