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刘雨卿二十六师血战上海大场(一)

第24章 刘雨卿二十六师血战上海大场(一)二十六师是川军中紧接着杨森的二十军进入上海战场的一支部队。二十军于十月十三日进入蕴藻滨战场，二十六师于三日后，即十月十七日，接防大场阵地，隶属中央兵团，受朱绍良总司令指挥，位于杨森的右翼。大场镇位于上海市区西北。自从日军攻占刘行后，它就是由北向南通入市区的沪太公路上最后一座战略要地。是我军东西两个兵团的结合部位，是日军进行中央向南突破的重点进攻主战场，是双方反复争夺的地方。二十六师在这里苦战了七天，部队伤亡九成以上，几乎到了完全丧失作战能力时，才撤离战场进行休整。二十六师的编号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十三军第二十六师，因为四十三军只辖一个师，而且在上海战役后，四十三军番号被撤消，只保留二十六师番号，因此这支部队习惯上就称为二十六师。抗日战争爆发前，二十六师驻防贵州省南部都匀、独山一带。“七七事变”后，军长郭汝栋慷慨陈词，请缨抗战。得到军事委员会批准，奉令奔赴上海战场。郭汝栋立即命令遣返安置随军家属，军官们纷纷响应，写信留遗书，辞别妻儿老小。九月上旬，这一支主要由下川东人（即现在重庆市人），组成的草鞋兵，背起极其简陋的武器装备，沿湘黔公路徒步上路了。临行前，全军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会上全体官兵群情激愤，摩拳擦掌，请缨表决心，一派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热潮。军长在会上作了令所有将士和地方贤老、机关、群众团体人心振奋的演讲。郭汝栋说，我部从一个装备简陋的工兵营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到今天己有数十年的历史了。过去在四川打内战，争城夺地，造成生灵涂炭，给百姓造成深重灾难，至今引咎面愧，铭心刻骨。现在国难当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望全体官兵上下一心，克尽军人天职，报效祖国，云云。的确，郭汝栋拉起这支队伍也的确辗转起伏，殊属不易。郭汝栋，四川铜梁县人（现重庆市铜梁县人），辛亥革命前在重庆府中学堂读书。当时，四川有位著名的革命党人张培爵在这里宣传革命思想，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在学生中发展组织。郭汝栋也跟着闹革命，在辛亥革命时参加了张培爵组织的“炸弹队”，成了一位敢于身捆炸药，赴汤蹈火的炸弹队员。此时的郭汝栋革命热情极高，参加革命活动不顾自己。据说他结婚前一天，突然失踪了。花轿喜酒都己经安排好了，新郎官不在了，派人四处寻找，均无下落。急得两边家庭六神无主，乱作一团，新娘子哭哭啼啼，寻死觅活。直到深夜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回家里，浑身上下成了一个泥人。原来他跑到六十里外的一个地方去给革命党人送信去了。走了一天一夜，又遇下雨，连脚都走肿了。辛亥革命后，郭汝栋随张培爵到了成都，被保送进了四川军官速成学堂学工兵。和刘湘、杨森等也都算是“速成系”的先后同学。于一九一三年毕业后，在川军第二师工兵营当排长。由于他精明能干，升任连长，后又升营长。这就是他所说的“由一个工兵营起家”的事。以后，郭汝栋依附杨森，在杨森手下作到师长。一九二五年，中国南方革命事业蓬勃发展，前途展现一片光明。郭汝栋派人到了广东，和广东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在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胜利的进军中，郭汝栋在四川各军中宣布“易帜”，率先把代表北洋政府的汉、满、回、藏、蒙五色旗取下来，换上了代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这样，被封为川鄂边防副司令，脱离了杨森，成了一股独立的军阀势力。但郭汝栋的兵力相对于四川其他各路人马处于弱小的状态，不得不周旋于各方之间以图自保和自我壮大。一九二八年，他联合反杨势力打击杨森，向杨森开战，结果被打得大败，退到黔江一带借刘湘的地盘栖身躲避。后又在杨森的耸拥下参加了倒刘（湘）的下川东大战。大战时，反而受到刘湘的拉拢。刘湘对他说：“你趁杨子惠出兵后方空虚时，去打杨森的后方，占到那里，那里就归你。”于是，郭背盟对杨用兵，趁杨森的主力在长寿与刘湘激战时，郭汝栋在重庆的李家沱、鱼没溪突然调转头来，向东急行军三天三夜，袭击占领了杨森手中的涪陵城，接着又继续东下，一举攻占下川东地区的丰都、忠县、万县，一锅端掉杨森的老窝。这样，郭汝栋的势力大增。郭汝栋的军队在川中各军中，是比较带有“左”字号色彩的。在他的军中，有相当一些公开和不公开的共产党党员，也有一些国民党的左派成员。他的堂弟郭汝瑰时在他手下任营长，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九三○年，蒋介石要他清党，他对他的堂弟和另一名共产党员傅秉勋说：“老弟！你们两人色彩太重了，叫你们登报申明，你们又不愿意，我又很难处。这样吧，干脆我送你们到日本士官学校读书。读两年多，加上来去时间共三年。三年之后回来时，如果共产党失败了，你们的色彩也淡了，我可以掩护你们！如果****胜利了，你们又干就是嘛。”付秉勋和郭汝瑰后来听从了郭汝栋的安排，到日本读士官学校去了。毕业后付秉勋仍回原部，郭汝瑰上了中央陆军大学。后来任大陆黄埔学会会长的郭汝瑰结果脱党了十多年，虽然后来起义后重新加入共产党，却为此后悔了一辈子。郭汝栋后来被调到湖北驻防，围剿贺龙的红军。红军长征时，又尾随追击。一直追到云南。有一次眼看就要追上了，前卫通过电台报告：“追上红军了，怎么办？”，郭汝栋立即命令：“埋锅造饭，吃饱了好打共产党！”任无线电排长的是郭汝栋的一个亲戚，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天天喊追共产党，怎么追上了又不打呢？”他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我一无补给场所，二无野战医院，打下来的伤兵往哪里送？械弹到哪里去补充？”。保存自己的实力，是生存的第一要务，这是他的最高原则。两广事变时，郭汝栋被命驻黔南山区，向广西警戒。经过川康整军会议后，郭汝栋的四十三军只剩下一个师。现在，郭汝栋就要让自己这支部队，承担最大的牺牲、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了。四十三军还出了一位备受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翻开抗日战争历史的后面一页：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月十五日，我国政府收到了日本政府正式的乞降照会。全国一片欢腾，扬眉吐气的日子来到了。各级政府立即从战时轨道转到受降活动中来。八月十六日，昆明市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部总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刚由重庆接受了主持日军投降事宜任务飞抵昆明的陆军总司令部的时候，流亡在云南蒙自县的法越殖民军部队司令官亚历山得里少将专程来昆明晋见肖毅肃中将。这位养尊处优的殖民地司令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我国找了一块安全的小地方躲了几年。现在，突然枪声停了，云开雾散，诱人的前景调动了这位司令官的胃口。于是，亚历山得里司令官向肖毅肃提出交涉：“将军阁下，越南本属法国的远东殖民地。一九四○年九月，被日本侵略军武力占领，当时的法国军队在欧洲被纳粹德国战败，首都巴黎沦陷，贝当元帅在维希地方建立起临时的法兰西政权。日军侵入越南不久，我法越军即备受压迫，停止供应，逼我遣散。不得己之际，流入贵国，深蒙中国政府同情支持，予以收容。寄驻云南蒙自开远一带。”说完开场白，司令官话锋一转：“目前，日本己经战败投降，维希政权瓦解。我代表法国的越南殖民军全体将士，要求贵部协助我军重返越南，接受驻越日军之投降，我军将十分感谢。”当初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驻越的法国殖民军随即向日军投降。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据了越南，把越南变成了封锁我国的前沿阵地。现在，这伙法军公然神气活现地来提出要我军护送其回越南向日本人受降的这种要求，似乎还当中国是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时期懿禧太后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打了胜仗也要赔款！肖毅肃压制住内心的愤慨和鄙视，向这位司令官不卑不亢指出：“司令官阁下，日本历次发出投降广播，都是表明接受中、美、英、苏四大盟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我们四国共同签署此公告，共同击败日本侵略军，并无法国代表参与其事。本人倾由重庆归来，又悉雅尔塔协定：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是盟国最高统帅部指定由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范围，十六度以南划归英美受降范围，未闻法军可以受降。因此，贵司令的请求，我总部无权擅自改变盟国共同的决议，碍难照办。”亚历山得里无言以对，耸耸肩膀，尴尬而退。接受日军的投降，是我国经历八年的艰苦抗战，以数千万人的牺牲才换来的成果，是我国的权利和荣誉，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哪能用“协助”、“感谢”一类的话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拿走！肖毅肃一席话，让中国人痛快，义正辞严，理礼适度，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八月二十一日，肖毅肃总参谋长主持了在湖南芷江举行的日军洽降仪式。这天上午，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芷江机场为了受降而临时搭建的棚舍约一千平方米，机场上警卫森严，岗哨林立，威武雄壮。围观群众成千上万。日军派来的洽谈代表、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代表、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一行八人于时飞抵机场。今井的飞机按照我方的规定，在机翼的未端各挂一条四米长的红布条，并在机翼上下各添带有光芒的日本国旗一面，以资识别。这架飞机按照规定的高度飞抵机场后，又按规定在低空绕场三周，表明对我方的敬意。然后，在我方三架战斗机的弹压之下降落。日机刚一着陆，我方在机场警卫的宪兵立刻跑步到机旁加以监视，以显示威严。今井打开舱门后，立即向下面站立的中国宪兵和近旁的翻译人员举手行礼。然后问：“我们可以下飞机吗？”，宪兵命令：“把你们佩带的军刀缴交给我，就可以下飞机了。”，翻译过后，今井立即遵命缴出军刀。下飞机后，分乘两辆插有白旗的吉普车在机场绕行一周，向群众低头致敬。接着我方指令吉普车驶抵机场南隅一间临时用竹子搭成的棚屋内坐定，让他们休息、饮茶和用餐。我方宪兵立即对其严加监视，不得乱说乱动和以自杀等方式捣乱会场。棚屋门口贴有“休息室”的纸条。下午三时，参谋长肖肃毅中将在美军参谋长柏特勒将军的陪同下代表我陆军总司令接见日军降使，宣令在投降仪式中须应遵循各点，并将一分“中字第十九号备忘录”交今井，令其交冈村宁次遵照执行。还告之将有我方各有关专家、顾问垂询若干问题，俱应就实回答。今井一一承诺。九月九日九时，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原中央军校礼堂举行。礼堂正中央的长餐桌为我方受降席，对面一张较小的长桌为日军投降代表席，席后各立有十二名宪兵威严肃立。受降席和投降代表席的四周围绕以白绸。礼堂左侧为我国高级将领和外国记者席；右侧为同盟国军官及外国记者席。会场内外约有观礼人员一千人。八时五十六分，我受降主官、副主官入座。正中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其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其右为陆军上将顾祝同、中将肖毅肃。八时五十八分，冈村宁次为首的投降代表等七人受引导入席，以立正姿态向正中端坐的何应钦行四十五度的鞠躬。投降代表的座次，服装，人数等，均按我方的“中字第十九号备忘录”行事。九时零四分，何应钦检视冈村宁次证明文件后，将交日军投降书的中文本两份交与肖毅肃中将。肖毅肃走到冈村宁次跟前，单手将文件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当即起立，双手接受。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交随行以双手呈递何应钦。经何应钦检视后，签字盖章，然后以一份交肖毅肃。肖毅肃依然单手递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照旧起立，双手接受。何应钦复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的“第一号命令”连同受领证一同交给肖毅肃。肖毅肃第三次走到冈村宁次跟前，单手把文件递给冈村宁次。冈村双手承接并签字后呈还何应钦。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受降仪式结束。总共二十分钟，中日战争划上句号。历史性的一刻被记录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