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二)

第43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二)不过，还有比怀疑更进一步的根据。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孙壶东曾经说过，当他被囚禁于贵州省息烽集中营时，曾听被关押的蒋方特务分子说，刘湘死于汉口，系为特务所毒害。因经常为刘湘诊病的医生，一为葡萄牙人，一为德国人，两医生即可为特务，或为特务所收买而下毒手，在打针时注射某种毒药，即可使病情发生恶化。孙壶东是谁？为什么他曾听到过特务说这样的话？孙壶东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一生浩然正气，不附权势。生于一九○一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转入国立法政大学毕业。毕业后于一九二四年同吴玉章等人组建中国青年共产党（时因当时中共处于地下，未曾取得联系）。后又不同意中共提出的青年共产党人须以个人申请的方式才能合并参加中共的意见，成了党外的革命者。后投笔从戎，经陈毅和吴玉章介绍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国民党中的左派，在战争中屡建奇功，成为同国共上层都有联系的人物。孙壶东一生共坐过七次监狱，其中五次是国民党的监狱，另外二次是在**中。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十分痛恨，经常在公开场合痛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甚至在蒋介石报告讲话时，他在下面说：“老子甩你龟儿子手榴弹。”他第一次坐牢是在一九二○年，后来被何香凝保释出狱。他在一九四○年第五次进牢房。他和他即将临产的夫人徐宝芝同时被国党当局以“思想激进，行为不轨”等理由逮捕，关押在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集中营。在这座群山环抱中的巨大的秘密监狱内，孙壶东因为当时是国民党四川省执委改组派的负责人之一，生活上还算受到优待，被关在称为“忠斋”的特别监区。这时同他关押在一起的，有马寅初等人，还有一个叫郑绍发自称是蒋介石的胞兄的人。恰好此时还有国民党军统内的违规特务关押在这里。有关刘湘被害之说，他就是在此段时间听来的。他的夫人在被捕一月后生下女儿孙孟达。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被转移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同黄显声、宋绮云、张露萍等人关在一起，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才被厦门大学的历史系主任文光甫保释出来。在狱中出生的孙孟达生得小巧可爱，被难友们称为“监狱之花”，是电影《红岩》中“监狱之花”的原型之一，是小罗卜头的狱中小伙伴，现在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退休。解放后，孙壶东谢绝了中共高级领导希望其重新参加共产党的建议，以民主人士的身分历任川西行政公署民政厅厅长、四川省民委副秘书长、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一九八六年病逝。为了查证孙壶东的原话，笔者从网上查到了这位“监狱之花”孙达孟的地址。于是在成都市的中科院生物研究所找到了已经退休的孙达孟女士。孙达孟感兴趣地听了我的来意，就在她正在跳舞的体操房内的乒乓球桌上接待了笔者。不过，当笔者叙述完这段故事之后，她却告诉说，她没有听到她父亲讲过这件事。然后又十分风趣地说：“至少我没有否定这回事。”完了又说“我可以问一问我的弟弟，看他是否知道。男孩子对历史上的事感兴趣，或许他比我清楚。”两天后，孙达孟打来电话，告诉说，她已经问过她弟弟孙达勇，告复是肯定的。于是笔者要了孙达勇先生的电话，决定造访。已经是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党支部书记的孙达勇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同笔者进行了长谈，不仅谈到了他父亲的历史，而且谈到了中国的近现代史。他肯定地告诉笔者，他的确听他父亲讲过这件事。而且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那个特务还说，毒死刘湘这件事：“就是我们几个人干的。”这个细节笔者在资料中从未看见过，为求证真实，反复问及孙达勇先生，都获肯定答复。另外，还有曾经作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的黄应乾说，他的一友人告诉他，为刘湘诊病的医生曾告诉护士，将毒药水滴三滴交刘服用。护士只滴了一滴药水，刘服后病势即转沉重，护士气得用头撞那医生。因刘曾允送她一万元钱，并答应送她出国读书，又有相爱之意，故刘死后，护士很感悲伤。上面的两段叙述，正好被开下面一篇重量级的回忆录所证实。一九八一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程一鸣回忆录》一书。该书完稿于一九七六年，书中写道：“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疗胃病，戴笠收买了万国医院的护士，将胃药换成毒药，将刘湘毒死。”书中谈及此事，言辞十分肯定，没有用“怀疑”、“可能”这种模糊的字眼，与陈壶东之说不谋而合！唯不足者是没有过程的细节。程一鸣何许人也？为何笔者将他的回忆录作为十分重要的证据来看待？程一鸣，曾担任过军统局西北特区少将区长、澳门站站长等要职，官至军统最高军阶，也算是军统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了。此人在一九二六年参中国共产党，次年被派往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同王明是同学，而且受到王明派的打击被开除出党。在被开除的时候，审查他的三个苏联人要他交出苏共党证，他把党证拿出来掷到审判桌上，说：“我革命，就不要这个证件；如果我不革命，拿着这个证件也没有用！”其中的一位审查员站起来拥抱着他说：“年轻人，你说得对！”程一鸣一九三○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三年刚过完春节就在南京受威胁参加了特务组织，从此一共在军统中干了三十一年，直到一九六四年从澳门起义，回到大陆。以他的话说是“毅然和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决裂，同蒋帮的特务划清界线，投奔社会主义祖国。”此人在军统中干得颇为顺手，参加军统（当时为复兴社）不到一年，一九三三年冬即任华东股中校股长，一九三七年上海抗战爆发时任苏州特别组中校组长，一九三八年春己是军统上海区书记长了。一九三九年底，程一鸣在湖南任“军统局黔阳县特训班”情报教官时，因内讧被戴笠扣押，送到贵州省息烽阳朗坝集中营关了五个月。从上述程一鸣的简历中可以看出：一，他是有可能接触到了有关刘湘之死的内幕消息的人。刘湘在万国医院住院时，程一鸣由苏州特区调任上海区书记长。当然，他不会直接参与对刘湘的行动，因为他不在汉口。但以他的地位，以及他与军统中上层人物的联系（他有老乡同学担任着军统更核心的职务），他都可能接触到这类消息。二，他被关押在息烽阳朗坝集中营时，正好后于孙壶东在阳朗坝集中营的时间。程一鸣也有可能是直接从同一特务那里听来这件事并经自己证实。他们彼此都是被关在一起的特务，说话更无遮拦。从上述的材料来看，刘湘的死因之迷或许应该被破译了。当然，这还可被置疑，还可提出其它各种猜想，如“病死”、“气死”、“吓死”等等。要想彻底地清楚这个秘密，除非直接参与下手的人自己站出来。就像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后来觉悟了那样，把蒋介石要他暗杀代总统李宗仁的事也全盘托出来大白于天下，让后来从美国回国后的李宗仁也大吃一惊。刘湘死后，在他病床旁的两抽柜里发现有一张字条，上面写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唐诗。这是杜甫《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事，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绝句中的后两句。是叹息诸葛亮未能最终完成大统，衔恨天下的事。刘湘以此自喻，为有诸葛之憾而先有思想准备。此外，刘湘还留有一则遗嘱，勉励出征将士：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竟所愿。今后惟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地。此嘱。这两件事都说明刘湘早己作好了死的准备。那末，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显然，他在南京的时候不会写。到了汉口万国医院第一次提笔是在元月七日给夫人写信，在这以前也不会写。元月十三日何应钦来后人即昏迷，也不可能写。这样看来，这两张字（包括前述“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的字条），最有可能是在元月七日到元月十三日间完成的。甚至还可提前几日，即是在元月初开始时。这段时间是刘湘身体康复最好的日子，而且也正是策划****芜湖以乘势脱离虎口的时间。为什么在这时会在他“危险期己过矣”的时候想到死呢？笔者推测，因为他知道，这对他来说，“芜湖计划”是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了。能成功便是生，否则便是死，死于谁手，刘湘当然清楚。为什么会写这样的内容呢？“君子死而冠不免”，名节最重要！刘湘即使是死了，也要在全川、全国人民心目中保全自己的名节，保全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抵御外辱、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的大名节，要名垂青史，彪柄千秋，不能让人在身后给自己抹黑。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当我军己经包围泗安之敌，正欲聚歼之时，由于在南京的刘湘发生昏迷，参战部队奉命撤离，使泗安之敌未能彻底消灭。这次，****芜湖己经看见署光之时，刘湘在汉口医院病逝，****未能最终奏效，使渴望在战场中建立功勋的川军将士再次与胜利失之交臂。在汉口的万国医院里又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在去年底到元月上旬，刘湘的病势己有转机，刘湘自己也感觉好多了。他在亲笔给夫人刘周书的信中说道：“余病景象，完全与上年同，所异者口中未吐血耳。现在仍然贫血，不能操劳，奈何！幸德国医生着手即认明为胃失血，故能逐渐起色，或者危险期己过矣。”这封信是元月七日手书的。显然，这时医生和刘湘本人都自我感觉良好，不仅判明了病因，而且“危险期己过矣”。刘湘似乎正满怀信心地等待着“芜湖攻击”的胜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元月十三日。十三日上午，冯玉祥将军来访。两人一道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及他的抗日打算以及建设四川的设想。刘湘精神很好，谈话的声也很高亢，连在室外的副官也能清楚地听见他的声音。午餐后，休息了一会，一时左右，何应钦来了，两人又谈了一个多小时。据说何应钦谈到了韩复榘己经被捕，还说他打算来襄樊，暗示了刘湘电令王赞绪带兵来宜沙一事。这段谈话也被室外的副官听到了。何应钦走后不一会，刘湘即开始大口吐血达半痰盂，遂入昏迷。显然，何应钦的话极大地打击了刘湘的心理防线和己经十分脆弱的身体，这意味着“芜湖计划”面临夭折和刘湘最后一搏的失败。何应钦此行来者不善，对刘湘来说，不谛为雪上加霜、釜底抽薪！此后，刘湘的病势迅速恶化，一天更比一天逆转，仅有时略能点头摇手示意而己。面对此情，主治医师似乎束手无策，竟无有应对。十七日，刘湘复又昏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