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团军洪洞遇八路(三)

第46章 团军洪洞遇八路（三）这次晚会后，丁玲还带着战地服务团到川军的各个连队去慰问演出，教士兵们唱抗战歌曲。给二十二集团军的官兵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士兵们都学会唱：“抗日战争开始了，不分党，不分派，大家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强盗，嗨哟嗨！嗨哟嗨！日本鬼子滚蛋！滚蛋！”七四○团的政训员胡清溪感受颇深，他曾同代团长何煋荣一道多次去相邻的那支八路军的驻地观摩考察。两人都是学生出身，共同语言颇多，相谈投契，时常一起探讨一些有关局势的深层问题。他对代团长说：“这才叫做军队的政治工作，干得如此活跃，真是做到了家。难怪他们战斗力这么强，打起仗来这么舍得命干。师里缪处长已经召集我们开会商量过了，政治工作要学取他们的长处，切实起到提升战力的作用。”胡清溪在这里所说的缪嘉文，是一二四师的政训处长。后来，胡清溪和缪嘉文都在滕县保卫战中阵亡。何煋荣说：“这个问题我揣摸了好久，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头绪。同他们相比，我们除了战术上不灵活外，政治工作更不如人。政治工作得好，官兵便用命不惜死。政治工作需要做的事，你可以放开来干，我在团里支持你。”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耳闻目染，八路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的作风和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对二十二集团军的影响是明显的。通过这次整训，娘子关战役以来的颓丧气分得到迅速纠正。一次， 邓锡侯总司令召集一二七师的三七九旅讲话。首先以抗战大局为出发点，说明大敌当前，应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当抗战军人就要不怕死，怕死就不要出来当军人。后来把话题转到前次在太原前线险遭不测的情况，点名说到来总部担任警卫的连长“莫得一点军人气概，简直是个怕死鬼！派他来保护我，反而要我们来保护他！如果不是总部人员代他指挥部队，还击搞得快，后果不堪设想了！”说到这里，旅长陶凯当即站出来，喝令执法队将该连长拿下，五花大绑，请求邓总司令准予枪毙这个贪生怕死的害群之马，以正法纪！没想到邓总司令沉思了一下，慢吞吞地说：“枪毙他干啥子？把他调个副职，不要他带兵就行了。我们把他从四川带出来，将来也好一起回去嘛！”邓锡侯这番话，也不知道事先同陶旅长是否有过勾兑，反正是令在场的全体官兵感动得几乎五体投地。与此同时，那个把邓总司令从南盘村背出险地跑了十来里地的中尉副官王席儒，被连升三级，成为中校。真是奖惩分明，还有人情味。由于两军驻地相邻，甚至就在同一个村子里，买菜买粮，天天撞见打招呼，八路军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作风成了二十二集团军官兵效仿的榜样。一天，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在全师连长以上的军官会上用“借秤”来比喻同老百姓的关系。他说：“我们四川部队原来在四川时，每一个星期要打一次牙祭。把猪肉买回来后，总要借秤来称一称，看够不够秤。部队没有秤，就要去向老百姓借。第一种人去借秤时，和颜悦色说：老大爷，你家有秤吗？借给我称一称就还给你；第二种人去借秤时说：借给我称一称就还给你；第三种人走进老百姓家也不说借秤，东瞅西看，看到秤拿起就走。你们说，这三种人哪一种好？如果你家有秤，你会借给哪一种人？”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还有，我们四川人很多都喜欢说话带把子。什么老子、龟儿子、狗日的、垂子、王八蛋这一类的话。一天不说，就嘴巴发痒，闷得心慌。我现在要你听好：你在军队里说，我不管你，免得把你逼成哑巴，但是你要在老百姓中去说，警防我对你不客气！有人以为这是小事，其实不然！我们出川来打仗，人地两疏，什么事都要靠老百姓。有时对老百姓一句好话，说不定就得到了一个紧要的情报；一句坏话，就会教你吃一个大亏，甚至要了你的命！”部队的带兵官几乎个个都对八路军有很深的体会。三六四旅的张宣武团长在集合全团训话时说：“大家都清楚，我们头一次和八路军相遇是在寿阳的一个村子里。那天早上，天下大雪，我听见号声，起来查看，是人家起床。起床后，人家开始出操，后来又排着整齐的队伍听长官训话，集体唱歌，呼口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一些人在烤火，一些人还在蒙头大睡！这一次在这里，我想你们都看得更清楚，人家八路军不但出操整齐，有精神，而且和老百姓关系好。换防走的时候要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要挨家清点东西，借的门板要统统上好，有损坏的东西要赔，要把老乡的柴火打齐，水缸挑满，要给老百姓道谢。这就是人家要打胜仗的原因，不服气不行。这些，我们都要向人家学！”第二十二集团军，从总司令到各级官长，都把这样的作风整顿当成一件大事。而且在后来的山东作战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作风整顿确实收到了效果。八路军对川军表示亲近，当然是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团结和合作的力量。在川军出川以前，为了对付蒋中央的吞并和挤压，川中各军或多或少都同中共有一些联系，有的还同中共的上层有接触。而川军出川在山西尴尬的处境，中共当然了如指掌，对症下药，这增加了两军在山西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以朱德这样有名望的战将和家乡人的身分进行这样的工作当然再合适不过了。当然，后来因川军奉调离开了山西，这种进一步的合作没有走上路子，但朱德总司令所作的工作并没有白干，直到十二年后的成都战役中，川军大部参加起义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川军在洪洞积极整训、提升战力的努力没有得到阎长官的厚爱，反而成了他打了败仗后诿过的对象。阎锡山原想利用八路军为他抵挡日本人，同八路军签订了合作的协议，为八路军打开了进入山西的大门。殊不知这道大门一开，八路军如潮水般地涌入，先后在山西境内建立起几大块独立自主的敌后根据地。虽然阎锡山已经感觉到八路军并不如他所想象地那么可以随意驾驭，但此时已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了。八路军如同钉子一样钉在山西的土地上，如果此时再有几万川军盘据在山西境内，而且有报告说，他们同八路军之间的联系还十分频繁。那末，阎锡山还要想运用自如地在日本人、共产党和蒋中央“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话就更难了，说不定连最后的一点地盘也要丢得精光！据说丢了太原的阎锡山到南京找到委员长述职时，找了一条理由，说川军“打仗不足，挠民有余”，要求委员长把二十二集团军调走。其实，这也正合委员长的意。于是，二十二集团军被调离山西到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去了。关于二十二集团军被调走的过程，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精彩的一笔，像是无端在川军身上打上了一块不光彩的烙印。李宗仁写道：“邓锡侯部川军来五战区作战，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邓部原驻于川西成都，因其防区通向外界之水路为川军刘湘部所封锁，无法购买弹械补充，故士兵所用的枪械半为土造，极其窳劣。此次激于大义，请缨出川参加抗战，奉统帅部命令，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以邓锡侯为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由二人亲自率领，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然仓卒出师，远道跋涉，沿途又无补给兵站的组织，势须就地购买粮草，对军纪不无影响。川军方抵山西而太原己告失守。敌人用机动性快速部队向溃军左冲右突，川军立足未稳，便被冲散，随大军狼狈后退，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败兵之际，士兵强买强卖皆所难免。事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悉，大为震怒，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挠民有余’的‘土匪军’，乃电请统帅部将川军他调。统帅部接此难题，乃在每日会报中提出。委员长闻报也很生气，说：‘第二战区不肯要，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去，问程长官要不要？’军委会乃打电话去郑州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告知此一命令，并老实说出原委。孰知程潜对川军作风早有所闻，在电话里一口拒绝，说：‘阎老西都不要，你们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据说，当军令部次长林蔚将此消息报告委员长，并请示办法时，委员长正因南京初失，心绪不好，闻报勃然大怒，说：‘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到四川去称王称帝罢！’白崇喜在一旁听着，便劝解道：‘让我打电话到徐州去，问问五战区李长官要不要？’白氏随即自武汉用长途电话问我，并娓娓陈述此一事件的经过。此时，正值韩复榘不战而退，我无援兵可调之时。我便立刻告诉白崇喜：‘好得很啊！好得很啊！我现在正需要兵，请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白说：‘他们的作战能力当然要差一点。’我说：‘诸葛亮扎草人作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好些吧？请你快调来！’白崇喜闻言一笑。川军就这样地调到徐州来了。”李宗仁描述的这个故事，流传颇广，后来被编入电影《血战台儿庄》里。其实，当时二十二集团军并非无处容身，刘湘就多次报告过军委会希望把川军统归到七战区来，便于统一指挥作战。但委员长也根本不会让二十二集团军调回四川，更不能让他们去了刘湘那里。如果二十二集团军要去黄山同刘湘的二十一集团军汇合，其间必经汉口。而此时，刘湘正被委员长困在万国医院，如果二十二集团军要路过汉口，刘湘不是就乘势破壁而去了？白崇喜这些人深谙委员长的心机，真真假假地编了些故事给李宗仁听，两边糊弄。在这里，李宗仁还为川军说了几句公道话。不过，在李宗仁眼里，川军虽不是“土匪军”、“烂部队”，但不过仅是“总比草人好些吧”而已。然而，就是这个“总比草人好些吧”的队伍，却在山东打出了一个惊天地、撼鬼神的悲壮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