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长江北岸王赞绪二十九集团军(一)

第207章 范绍增八十八军收复丽水温州二六月下旬，日军第六师团和台湾军的佐藤旅团攻占安庆和潜山后，因酷热、暴雨和后勤滞后也搞得疲惫不堪，开始按兵不动，进行整顿。此时，日军的主攻方向转由沿长江而溯江上行的溯江舰队和波田支队在长江南岸进行。至七月下旬，日军以主力在长江南岸和溯江而上展开攻势的同时，长江北岸的日军整理完成，也开始向西绕过大别山南麓，攻击我鄂东南黄梅、广济、宿松及田家镇等地。这样，在长江北岸和大别山以南的湖北、安徽两省地界内同我军发生了一场你来我往的大激战。这时，我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在这里首次投入战斗。二十九集团军是在本年三月新组建的部队，总司令为王赞绪，副总司令许绍宗，下辖四十四军和六十七军两支川军部队。说起二十九集团军的组建，时间还得向前推到本年初。一月二十日，刘湘在汉口的万国医院去世。就在第二天，委员长抓紧时间，雷厉风行地宣布撤消第七战区，使已经出川参加抗战的部队成为散兵，完全失去了集中作战、统一指挥的希望。紧接着，委员长又在元月二十三日宣布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准备以张群来坐镇四川，巩固这块后方根据地，完全瓦解刘湘在川势力的基础。为了安抚川省内军政两方实力人员，委员长分别发来两电。其中给邓汉祥的来电说：“岳军主席于中央绪务结束就绪即可来川，未到以前，省府事务请兄照旧负责，代为处理，俾省政府得赓续进行。关于地方治安，并希协同方舟兄（即王陵基）切实维持，并应防止人心浮动。对于造谣生事、挑拨是非者，应严加取缔为要。”大家都清楚，委员长这是重话轻说，暗带一股杀气。尽管如此，这项任命一发布，本来就因刘湘之死而人怨沸腾的四川立刻又掀起一场反张的喧然大波。张群一向熟知四川各派人事过节和根底，一旦来川稳住阵脚，就相当于蒋中央完全接管四川全省的大权，全省的权力布局将完全重新翻盘。一向同蒋中央对垒的力量自然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就是一些有心亲蒋的力量也因不明究里而忐忑不安。由于不知张群究竟手中握了一把什么样的上方宝剑，因而各种力量成了统一战线，一致抵制。一些年轻一些的军人甚至说，如果张群硬要来川，不惜以手榴弹迎接，以命相拼。面对这样的形势，委员长故作惊诧：“张群不是你们四川人么？”张群的确是四川人，而且是四川成都市人。可当时却并不受四川的民情所欢迎，尽管在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一九四一年还是作了四川省主席。张群字岳军，四川成都市人，老家住成都白家塘街一号，一八八七年生。辛亥革命之际，张群奔走革命，自己改字“岳军”，寓“岳家军”之意。张群与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且过从甚密。其后蒋走红，张即终身追随，出谋划策，纵横捭阖，又极会处事和附势，也不拉帮结派令人猜忌。即使是他被称为大老板的“政学系”，也只能算是一个政治沙龙，无组织、派别之嫌，故其颇得蒋的信任。先后作过湖北省主席、重庆市长、外交部长等，当初张学良东北易帜挂上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旗帜，就有张群前往东北游学的功劳。张群曾经自嘲曰：“张群是何人？蒋介石走狗也。”即可见其一斑。见省内反应如此强烈，张群也觉无趣。委员长也深谙“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操之过急未免适得其反。四川境内还有几个军的力量和几十个保安团，也不可小觑。反正刘湘本人这块大石头已经搬掉，余下的事不怕它尾大不掉。于是也就顺水推舟，让张群作了掌管川、滇、康、黔四省的重庆行营主任，把赴川的事暂时搁下了。但四川总得要有一个省主席。掂来掂去，邓锡侯已是内定的绥靖主任；唐式遵和孙震都在外带兵作战；潘文华是刘湘的死硬分子；王陵基在反对张群时态度最为张狂；邓汉祥是文人，而且在四川的资历浅，关键的是不买蒋某人的账。这些都不能考虑作四川省主席。惟有王赞绪，资历也够了，手中还有一个军，也有实力。在川康整军会议前就表态倒刘附蒋，虽然会上因“七七”事变没有把戏唱完，王赞绪的真正面目还没有完全亮相，但总比一点都不摸虚实的人可靠。于是，通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省主席给了王赞绪，不过前边加了一个“代”字，算是考察，以观后效。当时川省内觊觎省主席位子的人颇多。委员长要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提名人选，贺国光提出的名单上只有一个名字：王赞绪。左右不解，提出疑问，贺说：“就是因为王治易不负众望，他才树立不起党羽，好随时把他取下来。再则，他行事章法太乱，搞偾了事犯众怒，众人把他哄下台，他也怪不着我们。”王赞绪作了“代省主席”，因为有一个“代”字，总不那么自在。一心要去掉这个“代”字才觉稳当和放心。恰好，这时这里又有一些人促成了此事。不过，这里边却有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大笑话。要说出这个大笑话，还得有一个插曲。时间得上溯到一九三二年左右。那时，蒋介石明显地感觉到，经过大革命后的国民党已经变得日渐腐败、纪律涣散、派系林立、指挥起来不能得心应手，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已难以应对。因此，找来一些黄埔学生座谈，反复商量，如何扭转这种颓势。会上，蒋介石面呈愁容，忧心忡忡，叹息道：“我的一些好学生都死了，你们又都不中用，看着我们失败。”学生们看见校长如此作态，一些人慷慨激昂、一些人泪流满面，几经讨论，决定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以黄埔生为基础的核心组织，专门在党内从事宣传、鼓动、监督和政治思想等工作。怎么给这个组织起名呢？那时欧洲正有一个妖魔在膨胀，这就是墨梭里尼和希特勒主张的法西斯主义。比照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和欧洲的法西斯，其宗旨和形式都有很多可比之处，于是有的人就主张用“三民主义法西斯”的名称。而另有一些人觉得“法西斯”这个词太刺眼，不大适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另一个名称：“中华三民主义复兴”。蒋介石也觉得“复兴中华”这个名词好，于是最终定名为“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社长为蒋介石兼任，以示来头和慎重，最先的十三名骨干则被人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总社下辖四个处：组织、宣传、训练、特务。特务处后来演变为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最终成为让国人谈虎色变秘密特务组织。“复兴社”对内又称“力行社”，又因以兰色服装为“社服”，故又称“兰衣社”。“复兴社”一个主要的任务是监视带兵官，因此规定不吸收军人参加。在成立会上，社长蒋介石正在台上讲话时，一位黄埔一期的带兵官冷欣听说校长在成立这么一个组织，自己跑了来，推门就进。正在台上讲话的蒋介石看见冷欣不请自到，立刻变了脸，怒气冲冲地从台上跑下来，一把抓住冷欣就往门外推，一边推一边嘴里还不断地叫：“出去！出去！这里没有你的事。”正巧冷欣个子矮，抓起来顺手。不过，社里还是有少数几个带兵官，如胡宗南。现在再回到一九三八年。复兴社是全国性的组织，四川的总负责人是任酉阳专员的史良，这个史良是四川富顺人、黄埔三期生,不是作民盟中央主席、反对蒋介石独裁的那个律师“七君子”史良。即此史良不是彼史良也。史良同成都社区的几位复兴社成员常常在一起研究四川的形势、分析动态，频频关注着省内各实力人物。已经被任命为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王赞绪也是纳入他们视野的一位重要人物。不过，四川复兴社是一个二级组织，其地位在复兴社内并不怎么重要。因此社里的几位重要成员都跃跃欲试，一心爆出一个冷门，让总社和社长另眼相看。大家一致认为现在王赞绪当了代主席，掌了全省大权，如果把王拉进复兴社，岂不是为复兴社立了一个大功？于是他们提出，王要想当省主席，必须加入复兴社。把游说王赞绪入社当作社内的中心工作。他们设计了一套方案，先通过关系，转弯抹角接近王赞绪的秘书唐毅，先把唐毅拉进来，再由唐毅游说王赞绪。这唐毅也非等闲之辈。四川武胜县人，早年即与杨森、刘湘等系统的二层人物渊源甚笃。此人点子多，脑子，笔锋流畅，为王赞绪出谋划策、代拟各种要害文牍，颇得赏识。后来还作过陪都的警察局长，警察总署副署长，委员长侍从室少将武官以及国大代表等职。游说的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唐毅果然成了复兴社成员。唐毅同王赞绪关系极好，又得其信任，自然已是手握胜卷。此时，王赞绪一心想得到委员长的真除，去掉头上的“代”字，把参加由委员长任社长的复兴社作为直通中枢的捷径。正在处心积虑踏破铁鞋无觅处时，突然复兴社找上门来，得来全不费工失，真是满心欢喜，一拍即合。六月的一天，一个神神密密的晚上，唐毅同组织干事将王赞绪带到成都市将军衙门后面的一个小会议室举行入社手续。这里是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调查处。在会议室里，王赞绪在组织干事的指导下亲自填了入社申请表，史良自称代表社长作监督。王赞绪在司仪的口令下，先向委员长的正面标准像三鞠躬，然后朗朗上口，跟读誓词：“余以至诚，绝对服从总裁，实行三民主义，严守组织秘密，遵守组织纪律，如稍有违犯，愿受最严厉制裁。”宣誓完毕，史良又代表社长训话。一小时候后，手续结束，大家尽欢而散。王赞绪心中喜悦，踌蹰满志，自以为已经成了天子肱股重臣。其实，事情还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在两周前，事情已见眉目，史良兴冲冲地将吸收王赞绪入社的事电告总社总书记康泽。没想到竟如迎头淋了一盆冷水，康泽不仅不同意，还指责成都社区无事生非、处理不当！因为这个时候，委员长已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撤消复兴社，而且已通知将复兴社的文件移交青年团接管。一个即将撤消的组织如何能吸收新的成员？更何况复兴社早有规定，凡吸收重要人员和上层将领入社，必须由委员长亲自批准。成都社区这一自行其事的举动，不仅没有得到委员长的批准，就是在康泽那里都通不过。就在王赞绪宣誓前的一些日子，康泽还多次来电反对吸收他入社。不过，史良的话已出口，成都社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自行其是地为王赞绪办了入社手续。王赞绪成了“假社员”，闹了一个大笑话。当然，这一切都把王赞绪和唐毅蒙在鼓里。这样，成都社区一下子成了骑虎难下之势，左右为难。连入社的事都批不准，更不用说当初一口担保为王赞绪活动真除、去掉“代”字的豪言壮语。史良他们这个二级组织，又根本没有资格直接向社长进言，凡事都必须通过康泽才能转达一些意见。一伙人急急忙忙，商量来商量去，只好推史良飞汉口进行活动，并向康泽疏通，多作解释，首先得争取康泽改口。没想到史良见到康泽，不但没有疏通好，反遭一顿臭骂。康泽怒气冲天，对史良大加责难，说简直是胡作非为，应受纪律处分。弄得史良进退惟谷，无可奈何。如果就这样悻悻回去，又如何能向社区和王赞绪交得了账？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国民党元老邵力子。邵力子德高望重，素为委员长所敬重，大凡有重要的事情，常向这位元老讨教。目前正值抗战之关键时期，大后方的事自然关系重大，不妨去向邵力子讨教，请求他为这件事说项。带着试一试的心情，史良找到了邵力子。他把四川的情况和王赞绪入社的事情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说了一番。又加油添醋地强调王赞绪忠实可靠，忠于党国，保证无问题。邵力子仔细听完，果然心动，当即当着史良的面向蒋介石打电话。完了又叫史良在家等候，自己又亲自坐上汽车专程到官邸去见蒋介石。不到一个小时，兴冲冲地跑回来，带着史良又再次见蒋。史良又把刚才的话再次陈明一番，强调王赞绪如何积极入社，如何保证忠于领袖、忠实可靠。没想到真是阎王易求，小鬼难缠。委员长听完史良的一番说辞之后，干干脆脆地说：“好的，可以。只要你们有把握，就照这样决定。”并立即叫来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嘱咐立即电召王赞绪来汉口。演完这一幕，史良才算心里有了底，重重地出了一口长气。当天晚上，王赞绪得到召电，声色同俱欣喜若狂。第三天即飞来汉口，史良同康泽到机场迎接。王赞绪不知其中懊妙，还以为是复兴社帮的忙，对康泽大表好感，亲热备至，康泽也就嘻嘻哈哈，乐得了一个顺水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