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长江北岸王赞绪二十九集团军(二)

第81章 长江北岸王赞绪二十九集团军(二)第二天，康泽带王纘绪去见了委员长。王赞绪果然得到真除，取消了主席前面的“代”字，作了真正的四川省主席。在委员长官邸里，王赞绪受宠若惊的脸上泛着红光，惟惟诺诺，毕躬毕敬地听完委员长的训示，信誓旦旦地保证尽快由副总司令许绍宗将二十九集团军调往前线。这时，大家也就明白，原来委员长玩的是以“省主席”换“集团军”的把戏。不过，王赞绪既已得到真除，其它的也就不在乎了。在王赞绪还没有得到真除之前，其地位不感稳固，同省内的实力派人物还保持着一种同舟共济的恣态。每天都和这些人一起聚会商量各种应对措施。众人也感到王赞绪总比张群好，对他虽不满意，但还暂能接受。当委员长来电召时，王也假意征求大家意见，邓锡侯、刘文辉和潘文华还联名向委员长保荐王的真除。但是，王赞绪也没能在省主席的位子坐上多久。他当了省一把手后，委员长立即宣布改组四川省政府，王赞绪也立刻同原来的川系势力划清界线，一边倒在委员长一边。原先占据要津的人员，包括邓汉祥在内，通通地被他炒了鱿鱼。连潘文华的一些亲信也都被请走。原来刘湘经过“七训”培养出来的人员基本被撤换一新。对于四川复兴社和康泽推荐的黄埔生等人员，一概照用。甚至连不久前王、邓、潘和刘文辉等同龙云结盟对抗蒋介石的事也被他合盘托出，躬手密报了委员长。没想到他的这封密电又被潘文华的电台破获，被大白于天下。王赞绪这种一边倒和毫不留情面的作法惹得四川省内势力怨气冲天，成了众矢之的。他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找来张澜求教。张澜对他说：“为政之要，在于爱民简政，节省开支，严惩贪污。多一官员，多一贪污，苦了百姓。现农村遍处骂道：‘从正（政）不如从良（粮），从良不如当娼（仓管员），当娼不入下乡（乡长），听了叫人啼笑皆非。你在承乱之后更好求治，抓住机会，把川政搞好，让老百姓松口气。”于是王赞绪发布新政，减免税赋、惩治贪腐。也一度得到人民好评。但他积怨太深，这两件“政绩工程”远不能扭转局面。首先是邓汉祥和一帮人同他较真，然后是潘文华与他誓不两立，后来又鼓动起留在省内的七名师长联名闹事，把军队带到成都附近示威，通电反王。就是在前线作战的二十九集团军官兵也因他久不到职而不满。这时，隔岸观火的委员长看见火候已到，或者本身就有委员长的人在暗中操弄，于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把王召到重庆，笑嘻嘻地对他说：“嘿嘿，志易兄，你还是到前方去把你的部队整顿一下。我先在四川代理一段时间的省主席，这个，这个，你再回来。”王赞绪内外交困，万般无奈，委员长要亲自戴这个头衔，哪里还敢有半个“不”字？只得卸下省主席的帽子，到前线去了。恰是这样，反倒造就了他一生中最为可圈可点经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写出了辉煌的篇章。而四川省也出现了以委员长为省主席的怪现象。委员长“代”了没多久，省主席的位子转了一个圈，依然按先前的预案交给了时任重庆行营主任的张群。这是后话了。王赞绪作了省主席和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后，把自己的嫡系四十四军和原刘湘的七十六军组合起来，报准由七十六军军长许绍宗为集团军副总司令，率领集团军沿长江水路奔赴战场。这时，在二十九集团军的新兵队伍里又出现了一桩让国人莫不振奋激动送子从军的新闻故事。这时，在二十九集团军的新兵队伍里又出现了一桩让国人莫不振奋激动送子从军的新闻故事。在四川盆地的西北方向，在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中，在著名的龙门山脉同岷山山脉的过渡地带，有一个小县叫北川县。当初，这个北川县城的所在地叫曲山镇。一条涪江的支流从这里通过，在群山中开拓出一片像狭缝一样的天地来，曲山镇便位于这片狭缝中流水弯转而稍宽一点的地方。（这个山区小县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本没有什么辉煌，就是在国人中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它。却不料在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后，它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中心，连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亲临此地。因为，一场罕见的毁灭性地震几乎完全摧毁了它，县城所在地曲山镇大部分居民在地震中遇难。）这里山峦迭障、山高水险，远离平原、平坝和丘陵浅山区，是地地道道的山区，是羌、藏、汉杂居的地方，其间还有很多据说是和大禹出生有关的古迹，如禹母池、禹穴、禹床等。古说“禹生石纽”，或说“石泉之山曰纽，大禹生焉”，石纽山就位于曲山镇二十二公里的地方。专家考证说，大禹在这里度过少年时期后，从这里出发，走向华夏大地，治水造福于我国万代子民。为了进一步寻访这个激动人心的送子从军故事，笔者单车轻骑，以摩托车代步，沿着一条弯弯拐拐的两车道县级公路通向目的地，最终通过县文史委、县志办，找到了相关人王建堂的亲属，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王烈军。这条县级公路从丘陵进入深山，两侧高山深谷，古树悬崖、不时雨后飞瀑天降，不时又是云遮雾障。上世纪六十年代为防原子大战选择了这片地方，建立起极为保密的三线工程，现在这些工程虽转民用，却依然在山间若隐若现。看到这样的沿途景象，笔者感慨万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九三七年的战场虽然打得硝烟弥漫，日本人进展神速，可是离这里还远得很！当初这里没有公路，只一条肩挑背扛的小路和外界相连。不用说当时的战线还远在华北、华东一带厮杀，就算日本人真有天大的本事，打到四川来了，占领了成都，日本人也没有办法沿着这条腕延崎岖的山路把战火燃烧到这背靠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里来。可是，这个送子从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远离战火、相对来说还是安宁、祥和、而又与世隔绝的地方。“七七”事变爆发，战争打起来了，日本人欺人太甚。曲山镇沸腾起来，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救亡运动，抗日歌曲此起彼伏。就是镇上的小学生上课前，每天也必须喊着自已的名字，集体列队晨呼：“某某某，你忘记了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吗？”“某某某，你忘记了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国华北吗？”“某某某，你忘记了日本鬼子在屠杀我国同胞吗？”“不敢忘，不敢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偏远山区的黄泥巴脚杆可能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但现在却充分感受到自己是四万万五千万颗跳动着的心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全民族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这镇上有一王姓人家，先还较为殷实，后即败落。其子王建堂，先在镇上读私塾，后外出上中学。在抗战开始时二十五岁，在镇上教小学或在民众教育馆作事。如火如荼的战局和节节败退的战线燃烧着镇上一帮年青人的心。王建堂按捺不住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决心，在镇里镇外往返奔波，串连组合起百十个具有同样热情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大家一致请缨杀敌，意志坚决，无可动摇。百十个人一致推举王建堂为首，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向安县（当时曲山镇归安县管辖）县长成云章提出请缨杀敌。县长大喜过望，立即将此事上报，又将这百多名热血青年接来安县，驻在大安游艺场（即现在的安县剧场），并将他们自取的队名改为“安县特征义勇队”，纳入县府的“特征”任务中。当时的四川，这类请缨杀敌，慷慨从戎的事例极多，王建堂的事照例也算不得突出，用不着大书特书。不过，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令人感动的事情还发生在后面。就在“义勇队”在安县快要出发时，王建堂的父亲王者诚从曲山镇寄来一分包裹，请邮局转交就要出征的儿子。这分包裹首先到了县长成云章的手里，他打开一看，不禁为包裹里的内容感动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包裹里是一块大白布做成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死”字的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左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好一曲燕赵悲歌，壮士断臂！现在，这面大旗早已丧失，在北川县文化馆内仅存有一面根据推测而作成的复制品。眼下，我们很难想像得出数十年前这位白发老父是在怎样壮怀激烈的豪气下书写了这面“死”字大旗，也很难想像得出老父那只饱经沧桑的手在握住斗笔时是怎样的抖动和一挥而就或是浓墨重笔！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老父在写出“死”字和“死时裹尸”的句子时，老父的胸怀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惨痛又是何等的悲壮！总之，“死”字大旗作成了，父亲将儿子送上战场。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正是有了这样千千万万的忠于祖国的儿子和这样深具民族大义的父老，中华民族才在劣势的环境中嗜血苦战，坚持了八年的抗战，直到胜利。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这就是民族的脊梁！县长成云章在县里举行的欢送大会上举起这面“死”字大旗，反复宣扬，掷重地交到王建堂手中。王建堂在雷动的掌声中接过大旗，雄纠纠地步入军旅。这送“死”旗的消息被记者采访到了。第二年，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二月，义勇队在快到重庆时，成都的《新新新闻》登出了这则消息，成为震动全川、全国而又激励着更多人走上战场的大新闻。上了前线的王建堂接到父亲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无比欣慰地告诉儿子，四川军管区给家里送来一道光荣匾。匾上题字“父义子忠”，上款：义民王者诚送子出征光荣，下款：四川省军管区司令赠。王建堂从军后，被编入二十九集团军四十四军，前线作战七年，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作战英勇，担任过副官、参谋和副营长，受过三次伤，实践了“伤时拭血”的誓言。至于王建堂后半生的生活，说起来令人心酸。如同他在已是垂暮老者时的一封呈《有关负责同志均鉴》信函中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尚未到成都时，我随本军（四四军）在成都起义，任成都城防，临时番号叫“治总”。解放军入城后，本军奉命在犀浦整顿。我于五零年自动请求返家生产，意在娶妻成家。回家后一直受到歧视。由于是起义人员，未戴帽子，但列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每个运动便被批斗，无权获得工作，只是在批斗之余打零工、做苦工，打杂工乃至包埋死人以糊口，娶妻成家顿成泡影。这样的生活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于一九八○年九月始被列为社会救济的孤老，每月给生活费十五元。一九八一年我被选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因此由政协出面向民政局提出，又承增加了五元，共二十元。到去年民政救济稍有调整，又给我加了三元。那么，我现年每月生活费只有二十三元。目前，百物飞涨，二十三元实不能维持我一个孤老的生命。县有等级，民政救济亦有规定，须（虽）本县政协及文史委员会，时时看顾，亦不过口头慰藉、叹息而已，他们一再表示无能为力。故我一再考虑，不顾羞愧，写成此信，唐突上呈贵部，希有关同志，根据党的政策，多方考虑、了解，给我一个能维持孤老一人的最低生活的出路，则泣感无陈。呈此籍叩可惜的是，王建堂还没有等到这封信的回答，即在悲苦中辞世。或许再等上一些日子，熬到了改革开放的日子,便不至如此凄凉了。王建堂无嗣，从军前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从军也就丧失了。这封信和一些有关他的资料都是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军提供的。王建堂晚年生活十分凄苦，因为是残渣余孽，世人多避之不及，王烈军成了唯一能向他提供援助的人，而且这种援助还只能在暗中。笔者在北川县同王烈军建立起友谊，王烈军又通过他的在绵阳工作的弟弟收集到有关王建堂的一些资料，使王建堂在从军后的形象有了一个较完整的链条。令笔者深感悲痛的是，就在地震发生前几天，王烈军还给笔者打来电话，关心我这部书完成没有。我告诉他，第一稿已完成。他表示祝贺，希望尽早读到。地震发生了，通讯和交通中断。笔者四处打听王烈军的情况，最后得到令人惊愕的消息：王烈军除了一个女儿在安县读书外，全家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