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长江北岸王赞绪二十九集团军(三)二十九集团军四万余人在重庆和万县集结完毕,略加整训,划归五战区李宗仁指挥,便分批乘上民生公司的大小轮船顺江东下向战区开发。六月中旬,一些运兵船路过秭归,正是端午时节,远远望见江力岩崖上耸立的“秭归”二字,屈原以死报国的典故,又激起船上全服武装的爱国者们无限的暇想。现成爱国主义教材,让船上的政工人员向士兵们而时慷慨激昂,时而侃侃而谈。今年的端午不同往年,长江除了匆忙来往的抢送物资的船只和运送军队上前线船厂只外,已经没有往年必有的划龙舟的热闹场面,但在码头可以买到棕子。一些船只靠上码头,或从撑来的小船上买来一些棕子,士兵们分得一个二个,算是在船上过了一个端午节。部队起程前,许绍宗先到武汉东湖去谒见了正在东湖疗养院治牙病的李宗仁。此时,李宗仁正在遭受牙疾的折磨,经军委会批准,战区长官交由白崇禧暂时代理。在会见中,李宗仁不时用手按按疼痛的下巴,艰难地说着话,对川军在山东的战绩倍为嘉许,对许绍宗以王铭章等的事迹格外勉励,又简略地介绍了战区情况,命令二十九集团军在大别山南端的宿松、太湖、黄梅、广济(现武穴市)一带担任守备,阻敌西进。许绍宗领受了具体任务,在武汉以东百余公里的黄冈兰溪一带上岸,进入战区。几艘运兵船在白浪滔滔的江水中经过东坡赤壁和周郎赤壁时,恰遇有敌机当空,两岸响起对空炮火。“赤壁”摩崖石刻在眼前慢慢退过,江水撞击崖壁,一时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一位眉山籍的副营长看得凝神贯注,连头上的炮火都忘了,连说:“邑人苏东坡一曲‘赤壁怀古’令我家祖孙神往三代而无缘来此一见,今日得见,遂了平生之愿也。真为千古绝唱,千古绝唱!”说着,摇头晃脑,若置身当年满江腾腾大火之中,随口念起“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灰。”自徐州会战后,为适应武汉会战的形势,军委会在长江南北重新划定战区。长江以南划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为薛岳。武汉及其外围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并兼武汉卫戍司令。湖北省北部、东部和东南部长江北岸的地区(包括安徽省的一部)为第五战区。防区内的田家镇形势险要,浩浩荡荡的长江在这里被南北两岸的峭壁限制成一道狭窄的水流,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是继马当失守后扼守长江的最后一个战略要点。如果日军攻占田家镇后,长江中即再无险可守,日军的溯江舰队就可以沿水路直达武汉了。开初,为了使田家镇要塞和对岸半壁山要塞成为统一的防御体系,田家镇从五战区的防区内单独划出来,把防守任务划归陈诚。第五战区要负责田家镇的侧后安全,防止日军从长江北岸发动对田家镇的攻击。这样,三个战区共统帅着一百余万军队,同日军对决。第五战区又根据地形和形势将自己的守备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兵团。湖北省的北部同河南省接壤地带为左翼兵团;大别山区这中央兵团;大别山南麓到长江北岸为右翼兵团。右翼兵团是五战区的重中之重,多的时候总共集中了十来个军的兵力。二十九集团军划归右翼兵团。二十九集团军的防区内山地起伏,湖网纵横,北依大别山,南靠长江天险,易守难攻。许绍宗将指挥部设在蕲春,集团军总司令部同六十七军军部合署,六十七军驻防黄梅、和黄梅以西三十余公里的广济;四十四军向东进驻太湖、宿松一带守备。就在这里,二十九集团军在这片地区同日军展开了三个多月反复拉锯之战,虽然最终伤亡惨重。一天, 二十九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得到军令部通知,有一批通讯器材拨到集团军,迅派人领取。集团军原有一个通讯大队,但被王赞绪留在成都了。因此,在前线的作战部队最缺通讯手段,听到这个通知,大家满心欢喜,立刻派正在办事处的六十七军第三科科长许维新到军令部设备处领取。许维新带了几个人,开了两部汽车,不仅领回一批器材,还有一批军用地图。当许维新兴冲冲地回到办事处时,却双眼一怔,看见办事处内多了几个不认识人。一个是军委会给集团军派来的参谋长佘念慈,此时来集团军上任。还有两个是高鼻子兰眼睛的洋人,却穿着中国的军服。另外几个看来的随行人员和翻译。一见面,这两个洋人舌尖上发着弹音说:“达挖里锡,日德拉斯得乌依节!”,翻译说:“这是集团军的苏联军事顾问,他说,朋友,您好!”看见从汽车上搬下来的通讯器材,一名顾问一甩手,两个指头“拍”的一声捏了一个响,又连说:“哈那索,阿钦哈那索!”,翻译说:“他们说,很好,非常好!”许维新一阵惊喜:“看来这个仗要打成世界大战了。”许维新是集团军副总司令许绍宗的亲儿子,办起事来格外认真。第二天,他押送着通讯器材等物资,陪同着佘念慈参谋长和苏联顾问到达蕲春。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三八夏季真是酷热难当,武汉又是著名的长江三大火炉之一。长江两岸的夏季高温也不亚于武汉,两位苏联顾问习惯于西伯利亚和莫斯科的严寒,却耐不住长江沿岸的高温,到了蕲春没几天,两位顾问都因酷热而疟疾,时而高热得全身冒汗,时而冷得浑身颤抖,军部的医官急得满头大汗也没有办法。许绍宗怕顾问有失闯下大祸,赶快派人把顾问送回武汉去了。天气对人是公平的,日本人也为此大吃苦头。高达四十度的酷热,使得疟疾也在日军里流行,病员不断增加,到九月中旬,仅日军第十三师团的病员增至七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