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局部反攻(16)

第115节第115章 局部反攻(16)一九二七年刘伯承在四川发动沪顺起义前后，郭勋祺通过他的秘书陈作军（在法国留学时与陈毅同学）的介绍，认识了陈毅。而此时陈毅也有意识的接近郭勋祺，给予郭以新思想的影响。虽然这时郭勋祺被一度摘去了兵权，受到刘湘的猜忌。但郭仍然同陈毅以及一些中共的朋友保持接触并给予支持，掩护一些危险中的中共人士脱险。一九二八年刘伯承领导的沪顺起义失败后，川内的形势陡然危急。陈毅从川东的合川县出走，准备去武汉，路经重庆时，打算找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的负责人杨闇公（国家主席杨尚昆的胞兄）。但当时刘湘的军警以及国民党特务对中共检查很严，陈毅的行动非常困难。后来，他设法找到了郭勋祺。郭告之重庆的局势严重，劝他不可久留。陈毅在郭家住了一夜，第二天，郭取出一套西服对陈毅说：“仲宏，你把胡子刮干净，领带系好，装个买办的样子上船。”又吩咐亲信副官周相桠护送，必须等到轮船开航后才回来。这样，陈毅安全离开了重庆，到武汉去了。而杨闇公在傅常的保卫下到了江边后，却因有要事又返回城内，在此时被捕牺牲。郭勋祺在青阳县木镇设立军部后，与新四军军部近在咫尺。两人成了近邻，十多年前的友谊使两人格外亲切。陈毅第一次去看望郭勋祺时，是带着军部秘书夏育群等人一道步行去的。一行人走到木镇东头，被驻在这里的补充团新兵发现，问明来意后立即电告郭勋祺。郭勋祺闻报也不免吃了一惊：老朋友堂堂支队司令员来访，竟然步行至此！立即派人用自己的专坐滑竿去迎接。用专坐滑竿去迎接，这在当时是很高的礼遇了。去迎接的一行人走在路上，途中有人看见轿夫们扛着空滑竿健步如飞地赶路，不免好奇地打听：“你们用军长的轿子去抬哪个？”这些人回答：“去抬共产党先生。”这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五十军内并不太避讳“抬共产党先生”。可是过了一会，派去的副官打来电话：“陈司令员坚决不坐滑竿。”川军中的高级官员很流行坐滑竿，因为行动方便，山路险道均可通行，而且行军途中躺在滑竿上又可思考问题。可这在为消灭剥削制度而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的陈司令员眼中，这种“人压迫人”的方式却不愿身受。于是，郭勋祺赶紧把自的骑马派去。这次，陈毅在郭勋祺的军部住了三天半，两人促膝深谈，交换各种意见，互相引为知己。陈毅还对郭妻罗显功建议：“嫂子，你既然随军到了前线，就该把妇女组织起来，搞点战地服务工作嘛，这是很有意义的哟。”望着陈毅那张笑容可掬的脸，罗显功突然茅塞顿开、如一缕阳光照亮眼前：自己不仅来前线照顾指挥千军万马的丈夫，还要亲自参加和组织抗日活动，更加有力的协助将军丈夫。我国自古以来都有红颜不让须眉的传统，娇娜温情的妻子，也要披戎装、跨骏马，与丈夫在前线并肩作战。不久罗显功将随军家属和当地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太（平县）泾（县）妇女抗敌协会”，自己任主任委员，进行战地服务，在战火中奔波在抗战前线。亲自参加抗日战地服务，这是她一生的荣耀。直到一九九八年罗显功去世时，她当时任妇女抗敌协会主任委员，腰别手枪的放大戎装像，仍然高高挂在她卧室墙壁的正中。当时，新四军的处境很艰难，特别是武器弹药十分缺乏。郭勋祺多次向新四军赠送武器。其中一次在一九三八年秋，由管武器库的军械员李根培（原名李文尧）经手，赠送了步枪三十多支，子弹一万发。事后，新四军的陆平署名写了一封感谢信。新四军项英副军长在联络员夏育群的陪同下新来木镇向郭勋祺致谢。新四军有一种不定期的油印小刊物，上面登出一幅图，生动地表现了新四军同郭勋祺五十军友好合作关系。这幅画是这样的：两只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只手上写着五十军，另一只手上写着新四军。此后，陈毅还多次来过五十军，除了同郭勋祺会面以外，还同五十军的官兵见面，讲形势、讲战述，派来篮球队、文工团联欢。尤其陈毅向五十军官兵以及二十三集团军官兵反复讲解游击战术。当然，这些都被密告战区长官部和委员长。新四军支队司令员陈毅来二十三集团军讲述游击战。那种打了就跑，跑了又打的战术，触发了集团军炮兵团长戴传薪的联想，既然步兵可以打游击，哪么炮兵呢？如果炮兵也采取打了就跑的办法，不也可以寻找机会在长江岸边打击敌舰、达到阻断长江航线的任务吗？戴传薪是四川省仁寿县镇子场人，是戴高翔的族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自从二十三集团军有了榴弹炮，他即以五十军的一位旅长就任炮团代团长。榴弹炮是集团军的宝贝，炮兵团长有着比步兵团长高得多的地位，因此他以旅长的身分代理炮兵团长。戴传薪经过仔细考虑，把自己“炮兵打游击”的想法报告了总司令唐式遵。唐式遵也正为炮兵腰击敌舰的事犯思考。年初以来，敌人从前线调回重兵围攻我煤炭山。为了保存实力，我军放弃了这一有利阵地，撤回了炮兵，以致炮兵腰击长江敌舰的任务一时陷入停顿。战区长官部也常常来询问打击敌人长江运输线的事，顾祝同还亲自打来电话。唐式遵感受到压力不小，现在听了戴传薪的报告，也觉着有新意，可以一试。于是对戴传薪说：“现在敌人的沿江据点越来越多，反之，敌人的兵力也越来越分散，也便于我们各个击破。你把山炮团分成两个支队，右支队配属到五十军，左支队配属到二十一军。由步兵负责占领阵地和掩护炮兵进退。要特别注意安全，选择阵地既要有利炮击长江敌舰，也要便于炮兵的快速运动和进退，千万不能让大炮有所损失。”这样，戴传薪选择了江西彭泽县境内的定山作为第一次炮兵游击战的场所，他亲自率领全团参与。这对他来说，利害关系非同小可，这是一次无先例的尝试，打得好，便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打得不好，如果榴弹炮遭受到损失，所要承担的责任将是极为严厉的。为此，当总司令唐式遵征求他的意见，掩护炮兵的任务由谁来承担时，他毫不犹豫地点名挑选了一四六师四三八旅旅长徐元勋。因为，他们事先已经就此事商量过了，徐元勋大加赞成。徐元勋，字仲达，四川仁寿县慈航乡人。作战勇敢、胆识过人，且文武兼具，一手苍劲有力的欧体毛笔为全军所推崇。在一九三七年底南京保卫战的太湖战役中以卓越的战绩受军委会的嘉奖，称“第一四四师团长徐元勋作战勇敢，堪为官兵表率，升为一四六师四三八旅旅长。”自狄港战役后不久，已接替梁泽民升任旅长。接受掩护炮兵打游击的任务后立即着手精心布置，他知道，这项任务极为的重要，而且还必须打好！这天，他集中了全旅连长以上军官到定山以南十多公里的太平关听本集团军一四七师的人介绍这一带的敌情和地形。一四七师驻守在这里，徐元勋要大家掌握好第一手资料。徐元勋的名字在三十年后和四川大邑县刘文彩搅在一起而在全国名声大燥。这个刘文采是刘湘的族叔，他的那个巨大的宅园被改建成全国著名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本着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精心创作了高水平的泥塑群《收租院》陈列其中，里面刘文采罪恶累累，徐元勋和他一起受到了在阶级斗争锻炼和成长起来的全国人民连连痛骂。原因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中升任师长的徐元勋在战后退役，又在一九四八年作了四川省大邑县县长，在这块是非之地中，在同年十月三十日他被人用枪打死。关于他的死，十几年后被说成是因为与大地主、大恶霸、大官僚刘文彩沆瀣一气，维护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而被共产党游击队击毙。其实，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徐元勋在一九四八年已经秘密参加了民革。一九四九年春，以周从化（曾为刘湘的参谋处长和二十三集团军参谋长）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筹组了川康民革分会，徐元勋是该分会负责军事的执行委员（据《四川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等）。去大邑任县长是因为受川康民革分会秘密派遣，一则为视机会接近刘文彩以便争取这位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的知名人士靠拢民革；二则大邑县民团和保安队组织混乱，民革派军人出身的徐元勋去大邑可寻机掌握部分武装，以便组建以周从化为总司令的人民自卫军，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在同年六月十五日全川发动起义。可两件事都还没有完成，他就在民团和保安队的内讧中被误伤致死。徐元勋死后，周从化后来在一九四九年八月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于同年十一月底在重庆白公馆附近松林坡牺牲。因此，徐元勋去大邑县的主要目的只有周从化知道，周从化牺牲后即无人可资证明，死了还枉背了几十年的黑锅。徐元勋一生清贫，死后家仅有薄田二十亩，还是与叔伯兄弟所共有。从部队退伍回家住在四川乐山，因无余财度日，把自己的金牙镶金和一件上好毛料大衣也拿来卖掉。卖东西时又要顾及脸皮，只好让自己的大儿子徐定一拿到当铺换钱。他痛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也痛恨那些因巧取豪夺发国难财而暴富起来的官僚。这是他参加民革的根本原因。他养了一只狗，取名“贪污”，只要一唤“贪污”，那只狗便摇头摆尾地跑来。徐元勋死了几年之后，不仅自已背上黑锅，而且相关的活人也受牵连。其子女也成了人人喊打的角色。大儿子徐定一在一九五一年响应号召，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干校，又响应号召参加了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同美国人作战。一九五四年回国后，当了兢兢业业的中小学教师。到了一九五七年，这位谨记父训“远离政治，忠于实业”的人民教师，却莫名其妙地被政治找上了。虽然他头上戴有志愿军、团支部书记和七联校工会主席光环也未能幸免。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还被扫地出门送回原籍当了八年的农民。他的二儿子也报考了军干校政治训练班，先还在西南民族学院当了政治上的红人，后来也慢慢地被剥掉了红皮，从院党委办公室褪出来作了班主任。还要到“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去接受阶级教育，站在那幅“伪县长徐元勋被诛记”的宣传画前，一边诚惶诚恐地听解说员声色俱厉地讲解，一边暗自下定决心如何才能同罪恶的父亲划清界限。就是连徐元勋的一个贴身卫士也未能幸免，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几十年。直到后来落实政策为他“摘帽”，这个叫李明阳的人还说：“摘它干啥？戴了几十年我还舍不得了。”天色暗下来后，徐元勋率领部下去太平关。戴传薪也带着几个人一道。两人并马而行，一边走，一边再一次商量着如何配合作战的事。走了一阵，戴传薪提起另一个话题。“听说你前些日子回川见着高翔了？他现在情况如何？”戴传薪问。戴传薪是戴高翔的族叔，徐元勋称戴高翔为外侄女婿，这些亲情关系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因此，徐元勋同戴传薪是亲戚，又是同一辈人，论年纪也差不多，相互说话除了公事外还拉拉家常。“上个月回川接兵，正好到他那里去了。张群当省主席后，把他从潘文华那里要出来，专门负责全川的征兵事宜。”徐元勋回答。“这个我知道，他具体作什么呢？”戴传薪又问。“张群要他作了全川军管区参谋长，直接对省主席负责。这件事也难为了他。以往全省的征兵工作很乱，组织制度不全，条令不畅，征兵任务又重。虽然是在后方，可也辛苦劳累，才干了这么几个月，三十多岁的人胃病也出来了。”“全国经过这几次大会战，部队牺牲减员太大，都需要补充。四川是兵源大省，他这个差事当然不轻。”“二年不到，全省已向全国补充了壮丁近四十万。今年才半年，出川的壮丁已经有十多万了。这还不算那些参加修筑国防公路的上百万民工！高翔正在整顿征兵系统，把不称职的人换掉，得罪了不少人。他把全省的征兵系统划分为军管区、师管区和团管区三级，壮丁不仅要征，还要训，各级又都成立起了补训处，真是忙得他每天不落窝。战争看样子还要这样打下去没个完，恐怕日后征兵的任务更重。”说到这里，徐元勋又想起一件事：“高翔还提到一件怪事，他提醒我们在江西尤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