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节第119章 局部反攻(20)一个伤兵躺在**发出呻吟声。史沫特莱走到跟前,摸了摸他的额头,望着这个伤兵还带有稚气的脸,眼神中露出一丝忧伤。又向医官询问了他的伤情,接着又从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画着红十字的的布挎包中摸出几种药片,接过护士递过来的开水碗让他服下。随后,史沫特莱又在院长的带领下到手术房、药房和伙房都看了看。院长又向史沫特莱讲述了由于药品缺乏,几乎没有麻醉药,伤兵们不得不在极端痛苦和惨叫中作手术的情况。看见这些简陋的设备和有限的药品,史沫特莱神色凝重,忧心忡忡。周院长还告诉史沫特莱一个故事:“战斗中我到各营的救护站观察,医务人员不分日夜救护伤员,细心包扎伤口,密切配合担架转送,不怕敌机侵袭和大炮轰击。有一次我到一个救护站,一个小方桌上放满了药械、棉花、绷带,周围有十余副担架,医护人员正与伤员紧张而有秩序地止血、消毒、包扎伤口、注射破伤风抗毒素。突然一颗炮弹飞来,穿透房顶恰巧落在小方桌上爆炸,扬起满屋的沙石灰尘。人们全被掩盖和震倒了。尘沙消散后,大家才相继站起来,有的从深坑沙石中爬出。除炸毁药材损失外,竟无一人受伤死亡。真是一个奇迹。”史沫特莱访问的第二站是一二二师三六四团的团部。团长带着团里的主力到前线去了,副团长吴宗敏接待了来访者。副团长介绍说,我团的正面,是盘据在随县城的日军第三师团的一个联队,他们占据县城和城外擂鼓墩、滚山一带的据点。据点都修有坚固的工事和炮车路,配备有强大的火力,大炮随时都可以拉上顶坡向我轰击。虽然日本人有强有力的武器优势,但也有明显的劣势,他们战线拉得很长,兵力也就不敷分配,目前主要是依据坚固的据点固守。我军没有强大的炮火掩护,因此对敌攻击都在夜间进行。史沫特莱很欣赏这位副团长乐观的态度和分析。副团长又说,随县的百姓都养狗,过去是为了防盗防匪,现在却给我军的活动带来不便。“为什么?”史沫特莱好奇地问。“我军通常多在夜间活动,而夜间活动会引起狗叫。只要狗‘汪、汪’一叫,敌人就警觉起来。”副团长又继续说“为了防止暴露目标,团长动员老乡把狗卖给我们来处理。老乡听说我们打狗是为了打鬼子,都主动把狗杀了,坚决不要钱。这样,我们的行动方便多了。”吴副团长用手向前边指着远处:“其实,我们这里距鬼子前沿很近,因为隔着一条河,鬼子也无法向我进攻。我们要打的地方不在这里,也凭河同敌人对峙。”史沫特莱坚持要到前沿看看,大家阻拦不住,副团长说:“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又是女士,到了这里已经十分令兄弟们钦佩了,怎么能同我们当兵的一样到最前沿的战壕去呢?”听了这句话,史沫特莱变得严肃起来,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里射出两道毫不妥协的目光:“军官先生们,前年冬天我到延安后,要去五台山前线,朱德将军也这么说。那时,我不客气地告诉他,‘我不是想当妇女才当妇女的,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现在,我要再重复一次,It is God made me to this shape.”大家无可奈何,只有随她。走了几里路,进入一条一人多深的交通壕,在交通壕里又走了四五百米,来到一个掩蔽部。士兵们有的端着枪在注视着河对岸,有的抱着枪坐在掩蔽部和战壕里。鄂西北的冬天寒风刺骨,河里结着冰块,河对岸就是敌人占领的地区,远远地可以看见围着的铁丝网。偶尔有一二声枪声,有时弹道较近,子弹在寒冷的空气中划过,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啸声。枪声一响,惊起几只乌鸦,盘旋一阵,又落到地上,继续寻食吃。史沫特莱又要过副团长的望远镜向河对岸看了一阵。这时,一架日本侦察机飞到上空,大家怕出事,死活要史沫特莱离开。这一次史沫特莱服从了大家的意志,于是,飞机飞走后大家原路返回。“那末,你们团长现在在哪里呢?”史沫特莱问。“我们团长是副师长兼的,他现在前线擂鼓墩。”副团长回答。一二二师副师长兼团长胡临聪,这位后来的二十二集团军参谋长,现正在擂鼓墩前线指挥作战。根据军长孙震的命令,擂鼓墩据点已经被一二二师包围,但鬼子凭着优势的火力顽抗。这一天,趁天亮前,胡临聪把敢死队运动到山脚下隐蔽起来,准备等到拂晓前集中迫击炮火掩护敢死队冲锋。我方的炮火还没开打,鬼子的炮火倒先向敢死队隐蔽的地方轰击起来,阵阵烟雾在灌木丛中升起,爆炸的气浪把灌木连根拔起抛向天空。敢死队长被打晕了头,还以为是我军在实施突击冲锋前的炮火掩护,只不过打到自己人的头上来了。大声命令在身边的排长徐诚:“徐排长,快给指挥部打电话,炮弹落到我们的头上了!”徐诚,这位军校出身而又脾气急燥的成都人抓起电话,接通了指挥部:“师长,你的炮弹怎么打到我们敢死队的阵地上了,朝远处打!朝远处打!”胡临聪大声喊:“你们瞎了眼!我的炮还没有打,是鬼子的炮!”这边的话音还未落,一颗炮弹在徐诚身边炸开,徐诚被炸翻在地,一块弹片从大腿上划过,揭去了巴掌大的一块肉。这一次攻击没有奏效。胡临聪改变策略,白天以骚扰为主,伺机夜间突袭。徐诚的腿上从此留下了巴掌大的伤疤。好多年后,徐诚参加起义后有了工作,因这段历史问题常常受到一些人的无端指责,说他是“躲在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人。他愤愤不平时在人前撩起裤腿,露出那块伤疤,嘴里喷着唾沫星子:“说我们不抗日,我这里是狗啃的!?”徐诚参加起义是在一九五○年,那时二十二集团军已经改编为十六兵团,兵团司令是孙震的侄儿、黄埔系的孙元良。四十一军军长董宋珩和副军长严翊决定率军起义靠向人民。孙元良带着少数卫队前往在成都北面什坊县董宋珩和严翊军部劝说放弃这次军事行动,跟随他同解放军决战到底。但二人决心已定,毫无所动。孙元良身在虎穴,不得已只身潜逃。当时徐诚已是中校营长,负责担任全军警戒。起义的军事行动在即,一切均在高度度警惕和戒备中。徐诚正在检查哨位时,昏暗中一辆军用卡车急驰而来,因为公路已被障碍堵塞,卡车在公路上的沙袋前急刹车。哨兵的几支冲锋枪立刻围了上去,工事里的机枪调转枪口指着卡车的驾驶室。徐诚早得到命令,不管任何人,只要没有军长的手令,一律不准放行!身负重任的营长提着手枪走近驾驶室一看,竟大吃一惊!里面坐的除了开车的,竟是兵团司令孙元良!孙元良穿着一身士兵服,微搭拉着头,一脸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样子。驾驶员双手紧紧抓住方向盘,两眼盯着前面,面无表情。显然,他们没有通行手令!徐诚已经知道昔日的兵团司令对这次起义的态度,而且知道兵团司令和军长翻脸了,但这里的大权在军长手中。不消说,孙元良是脱逃!放与不放?徐诚犹豫了一下,终于向哨兵挥了挥手,哨兵搬开了沙袋,卡车猛地加大油门,“轰”的一声迅速冲过岗哨,迅速消失在黑夜中。徐诚放走了孙元良,共和国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从此少了一名战犯:五十年后,台湾多了一个历经抗战的百岁老人和一个风靡中外的影视界明星秦汉。这个百岁老人就是上海血战时八百壮士谢晋元的顶头上级、此时的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年轻的影视明星秦汉就是孙元良的小儿子、天仙美人林青霞心中的白马王子。从团部出来,史沫特莱执意要到更靠近擂鼓墩的地方去。一行人转上了往厉山镇的大道。一天早上,大家看见一伙人围住停在大路上的一门山炮,炮身有不少稀泥。一些人坐在炮身上,一些蹲在地上正在吃干粮,旁边还有几头骡子在嚼干草。钟朗华上前一问,这伙人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说是昨天夜间我们攻上擂鼓墩据点,这门炮就是在据点缴获的,正向后拖到总部去。史沫特莱高兴极了,拿出相机来不停地拍照,又不断地提出问题。正在这时,沿大路下来不少伤兵,轻伤的自己结伴三三两两往回走,重伤的躺在担架上。抬担架的都是些老百姓,头上包着黄色的头巾,虽然头巾都是汗渍渍、脏兮兮的,但黄色清析可见。史沫特莱要对伤兵进行采访,钟朗华拦下来几个,都围过来坐在一起。史沫特莱拿出笔和记录本。她问这些兵怕日本人吗?这些个个都裹着白里透红纱布的兵士都回答说不怕,颇有一些悲壮的豪气。问到这次作战的情形,一个手臂上扎着纱布的伤兵争着说:“我是三营的,营长余天锡,我们营担任主攻的任务。营里要选敢死队,兄弟们都争着要上,后来,我们连长张维德争着当了队长。连长那个凶相,真有点吓人,连长要选四十人,我也想上,结果被连长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下趴起,吼我一句;‘你娃不够格,滚!’。连长带人上去了。擂鼓墩周围全是山地,地形复杂,要打擂鼓墩,得首先拿下对面的庙儿坡。”史沫特莱听到这个地名,立即停下笔对翻译说:“What is tht name of the area? Again please.”钟朗华翻译说:“庙儿坡。”史沫特莱点点头,又继续往下写。她想起了医院里那位披着军毯的上士也说过这个地名。“山头上的机枪打得哒哒直叫,就像过年放的火炮。我们后面的跟着连长他们敢死队也往上冲,当我们快冲上山顶时,鬼子放起了毒气弹。我们没有防备,好多人都中了毒,不停地咳嗽,眼睛像柔进了沙子一样痛。没办法,只好退了下来。”“哦——”听到这里,史沫特莱不禁这样一声。“当天晚上,营长从头布置任务。重机枪连长胡汉成率重机枪连超越射击,为进攻部队提供火力掩护。我们连长张维德、八连长刘伯江、九连长廖自安亲自侦察好路线准备夜袭。到了拂晓前的攻击时间,营长发出攻击信号。就在这个时候,庙儿坡杀声震天。日本鬼子放起了照明弹,照得庙儿坡就像大白天。我跟着班长就往上冲,冲上山顶时,看见连长他们正和鬼子扭在一起。山头上到处是尸体,有我们人的,也有鬼子的。这时,在擂鼓墩山头上的鬼子开始向我们打炮,炮弹接连接连在山坡上爆炸。一颗炮弹就在班长身边开花,班长就在我前边不远。我看得清清楚楚,爆炸的火光闪过,班长被爆得没影了。活鲜鲜的,一下就没影了,地下留下一个两米大的弹坑。我的眼泪水一下就冒出来了。陈启雄排长冲过来,搂勾子就是一脚:‘格老子,哭个球!给我冲!’这时我也受了伤,我也没吱声。反正我也想横了,就是死了也要抓它两个垫背的。“庙儿坡被我们占领了。陈排长命令我下来包扎,我走到班长牺牲的地点,找遍了那个地方,周围除了几个尸体,没有班长。另外只找到两截血沽淋当的腿杆和几截肠子、裹着血肉的布片片,也不知道是不是班长的。我把它捧起来,掏了个坑,埋了。我是有一句说一句。班长是西昌人,平时对我就像亲兄弟……”听见这个伤员说话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哭腔,钟朗华赶忙对旁边一个头上扎着崩带的伤兵说:“说说你们二营的事。”“我们是打穿插。开始是以一个连佯攻擂鼓墩和滚山之间的蒋家岗,以阻止滚山之敌向擂鼓墩增援。打穿插的一共两个排,由连长带队昨晚行动。我带一个排。每排两挺轻机枪,二十多支步枪,每人几颗手榴弹,有的人有一把大刀。由黄学会的农民带路,乘夜插入敌后。黄学会的人头上都包着黄布帕子。“连长叫张撝,简阳草地镇人,我和他是老乡。这次打穿插连长是立下了军令状的,完不成任务甘受军法处治。“昨天夜里真是黑得很,连星星都没有一颗。我们都换好扎实的草鞋,饱饱的胀了一顿,跟着响导一字长蛇阵,一个跟着一个,一会儿钻树林,一会儿走田埂,不准说话,不准咳嗽,只听见唰唰唰走路的声音。“到了下半夜,前面停下来,悄悄传下话‘注意隐蔽,快到了。’又过了一会,队伍又慢慢开始移动,沿着山坡向上爬,贴着背梭过一个岩腔,又翻过一段被剪开的铁丝网,地形缓下来,队伍也不动了。连长传下命令,要我们各自隐蔽好,不准弄出一点声音,检查好武器。前面就是敌人阵地和据点,等前边打响后听命令就冲锋。有人悄声说:‘天太黑,看不清目标。’又听见连长小声说:‘冲出去就看得清了。’“连长派了一个传令兵,带了一把信号枪从原路摸下山,另外找一个地方打信号。为的是不叫信号枪暴露了我们隐蔽的地方。过了一会,听见轻轻的两声响,两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真耀眼,天都映红了。看到这两颗红色信号弹,悬着的心反倒一下子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