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相持战场(3)

第124章 相持战场(3)因此，黄琪翔对襄阳、樊城和襄河河防都完全没有作出守备计划，也没有构筑相应的防御工事。当敌人南北两个兵团会师后，集中兵力在襄河东岸准备渡河的时候，黄琪翔这才发现问题大了，心慌意乱起来，匆匆命令跳出敌人包围圈的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和一二四师在襄河西岸布防，守卫六十华里的河岸和襄阳、樊城两地。孙震回川时，临时指定了曾苏元代理四十一军军长。于是，曾苏元命令一二四师担任襄阳、樊城两地的城防；一二二师担任襄阳城南门以下的河防；军独立团在东津湾构筑工事，互成犄角之势。日军控制襄河东岸之后，进行了三天的渡河准备。六月四日黄昏，集中力量在一二二师河防南端同二十九集团军接邻处的刘集附近发起攻击。日军的攻击准备得非常充分，数十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弹如雨点般落在我西岸阵地上。炮弹中夹杂着烟幕弹和催泪毒气弹，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不断升起一团团淡黄色的气体，上升不高即成散开向下缓缓落下。我军简陋的工事迅速被摧毁，我军又缺乏有效的防毒工具，士兵大量伤亡，敌军还未开始强渡，防守力量已经大减。日军选择的渡河地点和时间都十分精巧，当天是农历的月底，天空一片漆黑。在炮火的猛烈轰击中，大量敌兵登上机动船开始强渡。一时间河里马达轰鸣、河水咆哮，数不清的机动船溅起无数浪花从对岸汹涌而来。天空本来就漆黑，再加上阵地被笼罩在烟雾、烟幕和催泪瓦斯中，守兵只听见数不清的炮火轰鸣和马达声、机枪的扫射声，模糊中看见一些黑乎乎的大东西从河里直冲过来，根本没有看见过这种有火力的机器动力船的士兵们茫然无措，选择了一个根本没有看见过实体的武器词汇来表达眼前的东西。担任河防的一个团长向师部报告：“敌人使用大批水陆两用坦克向我强渡猛冲！”师部也未经核查就依样转报黄琪翔。先前黄琪翔接到报告，说敌人以猛烈的炮击和毒气向我展开攻势，现在又以大批水陆两用坦克强渡。竟惊慌起来、举止失措，急忙带着指挥部的幕僚人员和警卫部队，悄悄地出了襄阳西门，丢下我四十一军的部队向谷城方向撤走了。黄琪翔匆匆忙忙向西走了三十里到达泥嘴镇时已是六月四日的夜半。在该镇的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参谋长陈宗进事先得到了消息，与总部高参章雨初早已守候在路口，一同迎着黄琪翔到该部休息。此时，陈宗进已经得到报告,知道日军已经突破襄河防线，占领了西岸大片地区。而且也知道黄琪翔在此地不会逗留很长时间，遂抓住时机对他说：“敌已突破河防，总司令对四十一军总得有一个新的处置和指示吧？”黄琪翔想了一下，亲手写下一只手令：“第四十一军着即退守泥嘴镇到南漳一线，扼敌西进。”写完之后，交给陈宗进，总共呆了半个多小时，他就出发向谷城方向退去。代军长曾苏元得到手令，立即带上一二四师按手令撤退。这位当惯了师长的曾苏元此时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公然忘了自己还代理着军长的职务，竟没有将此命令通知到一二二师和军独立团！于是，得到命令的和听到有这项命令的部队纷纷随着这条路线撤走，唯独剩下了一二二师长王志远率领的师部和仅有两个新兵营的三六四团不知道这道命令，仍旧留在襄阳南关没有撤退，守着这座已是空城的襄阳。到了第二天早晨，曾苏元才想起还有部队没有接到接到撤退的命令，立即报告了代总司令。此时，黄琪翔得知一二二师还有人在襄阳，又改写了一道手令：“着第一二二师守备襄阳。”至于一二二师一个师部和两个新兵营能否守住偌大一个襄阳，他则未加考虑。上午九时，万余日军兵临襄阳城下开始攻城，机枪大炮一阵猛打，城内守兵自知不敌，放弃守城向西撤退。至此，襄阳陷落。集团军参谋长陈宗进得知一二二师此时只有两个新兵营，忙电令正在撤退的军直王道东独立团归一二二师王志远指挥，在襄阳城西十里修筑工事阻敌，双方在这里成对峙状态。当天晚上，黄琪翔得到军事委员会“死守襄阳”的电令，但他自己原来是已经下过撤离襄阳的命令的，而且他也知道此时襄阳已失守。于是，他临时处置，在原电上加上一句：“等因奉此，着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立率部即日克复襄阳为要。”随即转发王志远。第二天拂晓，王志远率部****襄阳，沿途除了余烟未尽的农舍房屋外，均未见敌人有所动静，及至前军面临西城门，也未见有敌人人影。先头部队奉命攻城，一阵机枪扫射对准城楼火力侦察，亦无动静，于是呐喊着冲入西门，才发现襄阳已是一座空城！找到躲藏起来的老百姓打听，才知道敌人已从襄阳转进南漳大路。王道东命令追击，独立团追到城南关，发现了正在撤走的日军后卫部队。日军早已听见枪声，知道追兵将至，正在加大速度退走，没想到追兵来得出人意料的快。追兵的迫击炮弹已在队形中爆炸，重机枪子弹又扫射过来，跑了跑不脱了，于是返身再战，双方随即展开对射。日军因是后卫，大队已走，无心恋战，打了一阵，于是且战且走，在十里之外的隘口占领掩护阵地与我对峙。襄阳失而复得，但已惨遭**。日军寻找我主力追到南漳城猛攻未果，自行撤退。日军北方兵团同南方兵团会合后，一道折身向南，攻占我宜昌和沙市，扼住了我三峡的出口。而在鄂西北和桐柏山、大洪山被占领的地区，又全部回到我手中。至此，会战结束。会战结束后，军委会来电称：一，一二二师长王志远担任襄阳西岸防务，战斗不力，丢失阵地，动摇军心，影响战局，着即撤职，立即押解重庆交军委会查办；二，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在增援襄河中行动迟缓，造成敌寇强行渡过襄河，动摇战局，责任重大。姑念该师长能在友军的配合下守住南漳，着即撤职留任，争取戴罪立功，云云。王志远撤了职，曾苏元第二次戴罪立功。此后，二十二集团军一直在鄂西北与敌寇对峙，双方反复拉锯式作战，双经历了第三次、第四次随枣会战，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又在打出了一场惊天动地老河口保卫战。在后来的两次随枣会战中，我谭尚修团长重伤、营长李兆麟、陈信余、罗仁飞等阵亡。李兆麟第三次负伤又重返前线后，后调升一二四师三七一团第二营营长，在信罗战役中又第四次负伤（时副营长杨伯铭阵亡）。一九四一年五月初，日军发动第三次随枣会战，从三个方向进攻襄花公路上的唐县镇。唐县镇有个唐王店，李兆麟奉命在唐王店阻击敌人。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在唐王店北两公里处的公路右侧，李兆麟正骑在马上指挥作战，不料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射来，李兆麟头部中弹，当即从马上跌下，壮烈牺牲。时间大约是五月八日上午十时。战斗结束后，机枪排长万成均等人将营长的尸体抬回驻地，团长严翊赶来落葬，写下了“抗日阵亡将士李营长兆麟之墓??籍贯四川永川”的墓碑，安葬在唐王店以南，并率领全营官兵肃立致哀，宣誓报仇。又给了一些钱给当地保甲长，嘱其好好看管，今还要来迁回四川的。集团军总司令孙震闻报，顿脚叹息道：“我二十二集团军又少了一位年轻有为的英才！”第二年，军事委员会颁发恤亡给予证，按成例为李兆麟晋升中校抚恤，证上注明抚恤受领年限二十年。可实际上抚恤只发到了一九四六年就再也没有兑现了。这时，李兆麟的妻子（严翊的妹妹）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李祖君还不到五岁，真可谓“父母双亡，悲之凄凄”。李祖君成了战争孤儿。此后一直寄养在祖母、姑妈、叔父和舅舅严翊家，即使是在后来严翊被错误地抓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严翊的妻子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也将其视为亲生儿子对待。各位长辈子对他关怀备至、恩德有加。直到李祖君长大成人，成了铁道部内燃机厂的一名工程师。李祖君除了一张照片，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想到父亲在母亲病重时别妻离子，奔赴到抗日前方，几次负伤尚未全全愈又再度出征，民族危亡之际，这是何等的高尚！血洒疆场的父亲对他来说除了亲情的眷恋，更多的还有着无限辉煌的形象。父亲忠骨流落异乡，多少年来让他魂牵梦萦、耿耿于怀，他决心千里寻亲，将葬在他乡的忠骨运回家乡落葬，让父亲落叶落归根，魂归故里，以尽孝道。一九九二年春节，李祖君利用春节长假，首先寻访到当年父亲手下的机枪排长万成均，还有同他们有亲戚关系的戴民常。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李祖君历尽了千辛万苦，到冰天雪地的豫南和鄂北唐县镇搜寻父亲墓莹。皇天不负有心人，李祖君终于找到了唐县镇的唐王店，又在此地寻访到了当年知情的一位老者。这位老者把李祖君带到唐王店南二公里处的公路南侧，指着一棵老树下：“那时，李营长的墓和碑就在这里。”还告诉李祖君：“说四川话的都埋在那里。”又说“民国三十年收麦子那个时候，日本人骑高头大马在枣阳随阳店打得很凶，守军是说四川话的，好多人打倒在麦田里。有些人还没死，还在地上打滚。四川兵很苦，没有米饭，只能在背带里放些豌豆吃。”李祖君举目四望，除了一棵大树，便是一片荒凉，天地依旧，时过境迁，哪里还有墓和碑的影子！他顿觉头晕目眩、两眼发黑，对着这棵大树双膝一跪，扑倒在地，烧纸祭酒，大哭一场，就地用纸小心翼翼地包了一包黄土，将这包含有父亲血肉的黄土视为父亲遗骸，魂兮所系，眼泪汪汪捧回家中祭奠，并悉心收集整理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事迹，以作为教育子孙的必读教材和传家之宝。真可谓父子两代，父忠子孝，人间模范。当日军于五月初向大洪山隘口进攻时，守卫大洪山西麓的二十九集团军和它的总司令王赞绪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不仅在于战斗的频繁、牺牲的惨重，而且在于长时间的物资异常匮乏和生活的艰苦。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是一九四〇年初出川到前线的。出川之前的八月，他通电全国，声讨汪精卫叛国投降罪行，表示“赞绪等率全川军民在总裁领导之下，誓死除奸，灭此朝食”，亦即向全国人民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另外，又向国民政府正式递交了辞呈并请缨抗战。于是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四川省府主席王赞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赞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敌。”这些虽然都不乏表面的官样文章，但毕竟是王赞绪表明了慷慨的气度和抗战杀敌的决心。王赞绪喝了壮行酒，向政府交卸了省主席的位子，又认认真真向全川各县长电令指示后防工作要点，以三事临别相训勉：（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用以编整补充；（二）积极训练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队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执行政令，用奠后防，籍固前线。这些县级首脑大多是王赞绪上台后提拔或安排进来的，即便是他走了，这些话也还管用，而且还有潜台词：我以后还会回来接任的。临走以前，还有一件事是要亲自督促办理的，这就是向西充搬迁重庆巴蜀中学。这是他的私人学校，他是校董事长，他向学校指示，为保存国家元气，搬迁要从速进行。学校所有的校具，五百多套桌椅板凳床铺，二万多册图书，二千多件数学设备，其中包括了颇具现代的钢琴和物理化学实验用品，满满地装满了十六只大木船。在纤夫们的号子声中，木船离开重庆沿嘉陵江上行，在南充上岸。接着又动员了一千多人力，肩挑臂扛。南充至西充三十多公里的道路，来来回回，形成一支搬运大军运到目的地。学校在当年九月完成重建，在一阵鞭炮锣鼓喧天震耳欲聋的响声中，在西充县城东门的大佛寺正式开课。学校独树一帜，初中各班的命名全部冠以我国沦陷区的省名。第一班为辽宁级；第二班为吉林级；第三班为黑龙江级。在西充招收的第四甲班为绥远，乙班为热河；第五甲班为察哈尔，乙班为宁夏。学生相互问讯：“你是哪班的？”则答：“我是黑龙江的。”“我是宁夏的。”如此等等。让学生牢记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学校组织学生军事训练，早晨一边跑步一边高唱《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我们中国真危险》等。学校学生会成立无线电小组，结合物理课安装起矿石收音机。每天学生和老师轮流值班，在夜里十二时后收听重庆广播电台的消息，第二天准时由学生抄录成号外和大字报在校内外张贴。张贴栏下围观者众，传递着最新的战况和国际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