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士气斗志在中国军民中,士气与斗志问题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暴露出来。台海战争爆发之后,大陆的一些民主人士就对当局提出了质疑,特别是用武力完成国家统一的理由。可惜的是,民主人士的声音非常微弱,甚至没有得到过当局承认,也没有引起外界重视。这种情况很好理解,毕竟战争时期,当局肯定会对新闻与传媒进行管制。不管这种质疑有没有道理,以及是否产生了影响,至少说明,即便在大陆,仍然有人并不支持政府的战争行为。事实上,为了消除民间的质疑声,政府在发动战争的理由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最重要的是,美国与日本的干预行动,等于证明了大陆当局发动战争的正确性。要,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的内政,而美国与日本出兵干预,等于向中国宣战,也等于承认了台湾当局确实在谋求独立。非常可惜的是,美国与日本的干预行动,也让少数民主人士闭上了嘴。大势所趋,加上战争已经爆发,再质疑发动战争的理由已经没有意义,保卫国家成为了首要任务。特别是在美国挑起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大陆之后,捍卫国家主权、抵抗侵略就不再是一句话,而是实际行动。这一局面,在日本出兵东北之后成为定局。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日本出兵东北,使得中国全体上下团结一心,十多亿中国人为抵抗日本侵略共同奋战。问题是,一年多下来,这种一时激起的抗战斗志已经渐渐消散。虽然在这一年多中,中国军队成功迫使韩国退出了大规模战争,在南京挡住了美台联军的进攻步伐,并且在东北战场上给予了美台联军重创,甚至在战略反击中摧毁了长崎,但是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仍然没有能够扭转局面,战略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别说普通民众,就连很多高级将领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这种局面,必然会让人对抗战的结果产生怀疑。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当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对而言,在南方战场上,这个问题最为突出。到二零一四年底,台湾当局在美台联军占领区内已经设置了三个省级临时政府、二十一个市级临时政府与一百零八个县级临时政府,派遣了数千名行政官员,并且任用了数万名占领区内的民众担任临时行政官员。虽然在大部分台军控制区内,民众仍然不太认同台湾政权,甚至积极支持游击队,但是这一局面正在逐渐转变,至少在二零一四年的前几个月,台湾占领区内民众的自发抵抗行动就比二零一三年少了许多。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问题。要,在二零一三年,中国大陆的粮食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为了保证军粮,中国当局不得不在全国施行粮食配给制,成人每月只有三十五斤的粮食供应,而未成年人则只有二十五斤。虽然配给的粮食基本上能够满足生存需要,但是民众的生活水平谈不上任何保证。事实上,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更加糟糕。在一些粮食不能自给的省份与地区,比如贵州,以及江西南部地区,民众实际上获得的粮食配额只有基本标准的六成左右。在二零一三年底,贵州一些偏远山区就因为缺粮爆发了动乱。与之相比,在台湾占领区,至少能够确保基本粮食供应。在一些大城市里,美军与台军甚至开放了市场,向民众出售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可以说,台湾占领区内,民众的生活水准确实高得多,至少不需要担心饿肚皮。在保证粮食供应的同时,台湾当局采纳了美国的建议,即在占领区内实行开明统治,不但邀请当地人参与行政工作,还在制订地方政策的时候,充分考虑到民众需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占领杭州之后,台湾当局一度决定施行战时管制,最终在美国当局的建议下,仅在夜间八点到凌晨五点宵禁;为了确保民众过上正常生活,台湾当局还优先为医院、学校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电,并且派遣专门人员到医院与学校维持秩序。占领上海之后,台湾当局甚至出资聘请了几百名医务人员,专门为战争中的伤患提供医疗救助。这些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要求。当然,台湾当局也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正如台湾当局宣传的那样,当时在民众中间,也有人对国家的本质提出了质疑。问题是,在战时情况下,台湾占领区几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众基本上不可能那边发生了事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当局在宣传的时候,肯定会刻意丑化敌占区。更重要的是,在宣传的时候,中国当局充分利用了台湾当局在日本出兵东北,侵略中国的时候保持了沉默。可以说,这也是台湾当局众多政策中最失策的一个。虽然从根本上讲,台湾当局不得不对日本在东北的所做所为保持沉默,毕竟这是美国的意图,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连一天都活不了。但是在绝大部分民众看来,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宣称代表整个中国,是中国的正统。在日本入侵的这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上却保持沉默,甚至故意纵容,使得台湾当局无权代表中国。只有真正致力于抗战,以驱逐侵略者为己任的政权,才能代表中国。可以说,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东北军退入关内之前。真正让中国军民士气问题浮上水面的,还是罗耀武在东北敌占区推广的很多政策,特别是支持占领区的民众组建敌后游击队。虽然在组建游击队的时候,罗耀武非常谨慎,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游击队的控制,比如每支敌后游击队都由他亲自任命最高级别的指挥官,并且为每一支游击队安排了指导员,专门负责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罗耀武的这些安排却是漏洞百出,经常被人钻空子。就拿任命指挥官与指导员来说。在罗耀武接受调查之前,还能做到异地任免,即从主力部队抽调军官。在罗耀武回京接受调查的时候,这一标准没有得到执行。更重要的是,在沈阳遭到围攻的时候,姚万平病急乱投医,成立了几十支敌后游击队,而当时主力部队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基层军官,也就无法为每支游击队任命两位外地首长。罗耀武回到东北前线的时候,游击队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随后几次大会战,东北军的主力部队相继遭受重创,即便是第十五集团军、第六十五集团军与第二十六集团军,也有超过九成以上的官兵是东北本地人。在此情况下,罗耀武也不可能把主力部队仅有的骨干力量分给游击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东北地区的游击队就完全由东北人掌控了。毫无疑问,不可能指望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有崇高的政治觉悟,也不可能让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事实上,绝大部分游击队员参加抗战的根本目的是保家,而不是卫国。虽然没有准确统计数据,但是有理由,基本上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有亲人死在侵略者的手种,哪怕只是战争的附带伤害。也就是说,游击队员首先考虑的是家仇毫无疑问,这种报仇雪恨的冲动给予了游击队强大的战斗意志。问题也同样明显,即这种一时的血气之勇,最多只能维持一段。当战局恶化,游击队的伤亡逐步增大,失去亲人的痛楚渐渐消退,游击队员就得考虑一个问题,在手刃了仇人之后,游击队继续战斗下去的意义是?这下,问题就出来了。别忘了,游击队的主力是年纪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青壮年男性。也就是说,游击队员大多都是八零后与九零后。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来看,八零后与九零后本身就在质疑社会的公正性,当他们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的时候,自然得考虑,为而战。事实上,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埋在心底的一个疑问。虽然回答很简单,抗战就是保家卫国,但是要深入解释却不容易,保的是哪个的家,卫的是样的国?换句话说,家与国的含义到底如何?这个问题,在突出部战役中就暴露了出来。当时罗耀武为了发动游击队,不得不在游击区的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即允许游击队在游击区建立临时政权。前面提到过,罗耀武的这一让步,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随着东北军退守关内,东北完全成为敌占区,中国当局对游击队的束缚更加微弱,游击队对政治利益的诉求也就变得越发强烈。赤山会战中,游击队再次发挥重大作用。特别是在会战初期,游击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此,不管罗耀武是否承认,游击队都是保卫北京的主要力量。事实上,在罗耀武的部署中,游击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如何才能激发起游击队的抗战积极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