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翻遍史书,在隆庆六年下半年,就只有上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尊号,葬大行皇帝于大峪岭几件事情,其余一切都按部就班,与人们所预想的大相径庭。本来在朝野看来,新朝的大政责针既经发表,中枢人选也分别确定,沈阁老必然会锐意进取,想有一番作为,大家也做好了被**的准备。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年轻的首辅大人,似乎缺乏创造新场面的兴趣,一切都遵循着原先的政策方针。这不只是人们的猜测,甚至沈默本人也在不同场合数度表示说:“仆代高阁老为首揆,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不是政策的变动。,所以高拱时期的一切政策要继续执行,最多只会根据实际情况微调。在私下里,他对身边人解释说,当初高阁老制定隆庆新政时,自己全程参与,可以说,自己所有的心血都浸在其中,所以虽然新郑公去国,我还是要坚持执行下去。他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朝野的赞同,因为由高拱主导的隆庆新政,虽然只有短短四年时间,但效果极好,他不为了凸显存在感而折腾,本身就是老成沉稳的表现。转过年来,改元万历,正月庚子沈默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在全国范围推行条编之法,即所谓的一条鞭法,这项法令早就在许多地方施行,现在终于到了全国推广的时间了。而这一条鞭法,也寄托着沈默全部的希望,这是他为华夏打出个未来的一条希望之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沈默的灵魂来自五百年后,他知道甲申天变、华夏之殇,就在一个甲子之后。一种无可逃避的使命感,从一开始就压在他的肩膀上,也就注定了他这一生满心忧患,无心享乐。为了不辜负上天的美意他将个人的感情全都摒之脑后只是为了不被扰乱心神,好全神贯注的应付官场的明枪暗箭:调查研究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思考在如何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为这个老大帝国找到一条枯木逢春的破局之路。这是多么的困难啊!就算有北山愚公的精神,没有上帝相助,也是绝对无法成功的。沈默就是在根本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在为大明苦苦寻找出路。他最先想到的办法是殖民拓土,趁着欧洲殖民者还不够强大,一举拿下南洋,然后登陆澳大利亚。什么土地兼并、什么粮食问题,井么贫富差距?一切问题都将不是问题中华民族必然迎来第二次腾飞。然而有两个时代见识的沈默清楚,本朝的一切政策都是对内的。这是文官政府的必然,他们全部精力都用在防止叛乱,维持统治上,没有开疆拓土的热情。沈默说不要紧,你们不做我来做。什么西班牙、葡萄牙之类,一开始不就是几个疯子几条船,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么?凭我手里的实力,比他们的起点不知道强多少倍。而且我也没打算到远处去,就是把家门口的南洋拿下,再顺势搞定澳洲呗。西班牙想要跟我争,可以,先绕过半个地球再说。至于葡萄牙,就从没在亚洲建立过政权,他们采取的是用军事据点控制航线的方法,固然对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事半功倍但无法与主场作战的大明帝国争雄。事实上,从一开始,葡萄牙人即佛朗机人,就对大明朝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在判断清楚形势后,从嘉靖三十七年起沈默就开始筹谋南洋,如今十五年过去了,他终于用尽心机,从西班牙口中夺取了吕宋,又以平叛为借口,将中南半岛归附王化。看起来成绩斐然连隆庆皇帝都觉着自己可以笑对列祖列宗,但于沈默却是苦涩多于喜悦。谁都知道,土地再多物产再丰饶没有人愿意去,还是一片飞地!而他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窘境。当他把吕宋并入版图,给出了优越的条件,还专门派军队保护华人的利益,本以为国内那么多过不下去的,想发财的百姓,应该会蜂拥而至。然而理想越丰满,现实就越骨感。嘉靖四十四年,吕宋归附时,华人人口在五万人,而隆庆六年的最新数据是三十万。看起来增长了六倍,似乎是成绩喜人。但稍一品啧,便是满嘴苦涩要知道,这可是他主抓的样板工程。沈默憋着一股劲儿,想要让吕宋成为一个殖民标杆、一个华夏民族对外扩张的榜样。所以在对吕宋的扶植上,他可谓是尽心竭力,不仅给出最优厚的条件吸引人口,甚至不惜用私信的形式,要求那些封疆大吏帮自己完成移民。令人失望的是,平日里无比恭顺的各省督抚,对此事十分抵触,以“百姓故土难离、强迁恐生娈故”为由,推诿阻塞,阳奉阴违。实在被逼无奈,便将监狱里的囚犯归拢归拢,送去吕宋交差。众怒难犯,沈默也不能用强,他只能忍住气,心说等你们看到成效就好了。几年时间过去了,在吕宋的种植园终于进入了回报期,大米、棉huā、烟草成船成船的往大陆运。第一批到吕宋苒移民都发达了。这些昔日的穷哈哈们衣锦还乡,自然引得乡亲们艳慕不已,便有许多人想要跟着下南洋。然而官府不许,他们以各种各样理由阻止百姓离境,为此甚至驱逐那些衣锦还乡者,唯恐他们带野了人心。沈默这下彻底看清了,症结到底在哪里,不是百姓故土难离……都已经挣扎在破产边缘,随时准备当流民了,还有什么难离的故土?而是官府抵触不配合。而官府抵触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人走了,赋税怎么办?虽然沈默强买强卖,让官员们都认购了吕宋开发的股份,分红让大家都很开心。甚至有些大家族出身的官员,还让族人速速去吕宋购买几块种植园,作为家族产业。但到了正事儿上,还得一码归一码我要想维持官府运转”完成朝廷的赋税指标,没有足够的百姓怎么行?百姓即是财富的思想,深深刻在每个官员的脑海中,甚至在考察时,还会把人口是否增长,作为重要的指标,你让他们如何放人?不打破这个桎梏,就永远无法实现大规模移民,继而一切都免谈。所以这些年来,沈默一直苦苦思索破局之法。然而对于庞大的官僚群体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多渺小?更何况”那还是他的立身之基,要是把官员们得罪了,自己还如何在大明立足?好在老天爷把他扔到五百年前,不是为了欣赏他的绝望,早为他准备好了钥匙,只要他能找到正确的思路,自然就能看到希望。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他确定解决之道是,且只能是“一条鞭法,!在一条编法出现之前,国家赋役之江的主要特点是赋役分开,实物与货币兼收以及民收民解“赋是田赋,即以田亩数目征税。役是劳役,对户口征课,对象是户和丁,对百姓来说,是十分沉重的负担。因为本朝一个面积中等”人口在十万左右的基层州县政权,在册的官员只有知县或知州、县丞、主簿、典史等寥寥几个人。除此之外,还有十几个以地方长官名义招募的不在册的吏员,仅靠这些人,想让一个县级行政机构运转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大量的免费丁壮以供驱使,才能完成政府的各种职能。百姓的差役分四类,既是所谓“四差,:里甲、均徭、驿传、民壮,“里甲,的任务最初是传办公事及催征粮差,但其后发展到官府的祭祀、宴蜜、营造、馈送等等,都由他们供应。“均徭,是服务于官府的经常性的各项差役,如皂隶、狱卒、库子、防夫等。“驿传,的职务是备办人夫、马骡、船只以传递官府文书和措办廪给口粮以款待及迎送大小过境官员。“民壮,是用来丰工程的,紧急状态下,也有民兵的作用。在实行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政策”乃是依据丁粮多少分为不同等则进行征纳,这种累进制的税收制度,奉行的是“有力则多承担,的原则。但这种制定者设想的公平,在实际征收中,本应承担较多的赋役任务的富豪大户,却凭借贿略官府经办人员而隐匿丁粮、逃避劳逸,反使贫苦小民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过重的徭役负担,造成小民倾家破产、逃亡。不仅严重危害社会安定,还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财税收入。之所以官府对于偷逃赋役的行为治理不力,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的存在“豪绅与胥吏,有着密不可分的利害关系。胥吏,就是方才所说的不在册的吏员,他们受地方长官私人雇佣,操持地方政务……像沈默的父亲沈贺老先生,当年在衙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他们不在正式编制之内,也不享受朝廷傣禄。这样国家固然不必支付这一笔可观的行政费用,却也无法阻止这一群体,在受托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谋取个人利益。自然会严重损害法律的执行。而且这些胥吏皆走出自本土本乡,和地方豪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自然而然的勾结起来,一方行贿而得以逃避赋役,一方受贿而败坏法律,这就是大明朝长期财政危机,积贫积弱的根源所在。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有人笑就有人哭,胥吏和豪绅们笑了,老百姓就得哭,大明的皇帝也得哭,还一群人同样要哭,那就是两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个州县的地方官。因为地方官员是要对税收责完全责任的。宣德五年规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俱令赴部给由,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就便栓注,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嘉靖年间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二百年来,征解税粮的完成程度,从来都是官员考课的硬指标。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仕途前程。不能完成税收指标的,轻者停傣,重者不予升迁、降职。所以说,税法的败坏直接危及地方官的利喜。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和豪绅胥吏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虽然地方官掌握着一方大权,但他的权力要靠胥吏们配合才能体现,而〖中〗国自古的“皇权不下乡,政策,也使县老爷不得不求助地方豪绅来安一方百姓。所以处处受制于人,也就不足为奇。当年海瑞海知县甫一上任,便有胥吏劣绅想要给他吃下马威的事儿绝不是个例。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海瑞那种专治不服的本事,他们大多要不吃了亏默默忍受,要么就闹得势成水火,百弊皆出,干不了半年就灰溜溜卷铺盖滚蛋了。其中固然有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和劣绅们勾结,一起鱼肉百姓。但绝大多数官员,还是要完成指标,争取早日高升的,他们也因此成为推动税政改萃的力量。”这也是朝廷对新科进士下榜即用的原因。那些对未来满怀希望的进士们,只会把七品知县当做起点,而不会当成终点。然而税政改萃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尽管“条编法,并没有改变税负的总额,而且其目的也不在于减轻百姓的负担。但仅仅改变了税负征收的方式,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各个纳税人对税负的承担。事实上,比起之前的税制,一条鞭法要显得简单粗暴的多,它放弃了超前的累进税制,采取了近似于一刀切的比例税制。简单说来”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各项税粮合并,采用统一的税则:各项差役合并,归并到田赋中一体征收:赋税原则上不再征收实物,役也由原来的力差、银差兼征改为统一纳银:并且在征收方式上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纳税人只需要交纳税银”至于田赋运送、差役征募均由官府负责,而不像原来一样,需要由老百姓送到指定地点。虽然简单粗暴”但它却是近百年来,官员们与“缙绅一胥吏,的艰苦斗争中”总结出的精华所在。官员们在实践中意识到,累进税制不能有效施行,问题并不在于法律内容,而是政府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杜绝地方利益集团规避法律的行为。因此新的一条鞭法试图回避矛盾,而另辟蹊径,以简单划一来对付徇私舞弊:首先,针对的是胥吏收受贿略高下其手,以上作下,以下作上的弊病,索性取消不同的纳税等则,不再分什么“官田,、“民田”所有田亩只按每亩多少石粮食缴纳田赋。如此一来,以整齐划一的税率,堵塞了所有确定田赋纳税等则中,可能发生的舞弊行为。但是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这中间便牵扯到一个折纳比例的问题。是个人便知道,只要有灵活掌握的空间,就有税收经管人员从中渔利的机会。而一条鞭法干脆一刀切,以法定的折合比率一体征银,从而避免了折纳环节的漏洞。同时,针对劳役编派中,不同役差轻重不均,而产生的豪民避重就轻的漏洞,取消了按户丁等级编派劳役,将所有差役合并征银,所有人户也一律按统一的标准承担劳役。针对征收运送过程中官司需索、远近悬殊造成负担不均的弊端,改民收民解为官收字解,人民只要完纳税银就已完成纳税义务,避免了在税收征解环节中有司的盘录和勒索。由此可见,一条鞭法也是奉行公平原则,不过此一公平已不是先前那种“富者多出,意义上的公平,而是“一体均当,意义上的公平,也可以说是较低水平上的公平。原因是从前较高层次上的公平不仅不能实现,且已损及小民最低限度的生存,所以一条鞭法退而求其次,追求一种简单到让人无从上下其手的征税方法。虽然“一体均当”对于家仅薄田数亩的小民而言,远非理想的政策,但是较之被富豪欺逼、胥吏压榨以至倾家荡产的悲惨境地,新的政策在贫富之间重新分配义务,使两者的负担维持在各自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对于大多数人每是一种很现实的改善了。而且国家财政能够得到改善,地方官员们也能比较轻松的完成税赋指标,可以说是在现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能够让各方面前能接受的改萃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