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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

作者:猛子 字数:9607 更新:2023-12-02 19:30:56

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五、学术与治术兼包《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回复此发言30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汉代经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因而双方时有争论。汉代古文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为此,《周礼》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著名经师何休就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尽管如此,《周礼》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唐人为‘九经‘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周礼疏》,受到朱熹的赞赏。清儒为‘十三经‘作新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冠绝一世,至今无有出其右者。历代学者围绕《周礼》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更是浩繁之至。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书中有许多至今犹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鉴的制度。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变法无不以《周礼》为圭臬。清末,外患内忧交逼,为挽救颓势,孙诒让作《周官政要》,证明《周礼》所蕴涵的治国之道不亚于西方。朝鲜时代后期的著名学者丁若镛(号茶山),曾撰作三十万言的《经世遗表》,主张用《周礼》改革朝鲜的政治制度。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来勾画理想国的蓝图,《周礼》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加以填充。不过,作者在使用时往往根据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这是读《周礼》时必须注意的,这也正是此书的复杂之处。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回复此发言31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七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仪礼》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礼仪的典籍。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年),初置五经博士,《仪礼》即居其一。入唐,有‘九经‘;至宋,有《十三经》;《仪礼》均在其中,是为儒家经邦治国的煌煌大典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一、《仪礼》的名称、传本和今古文问题《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仪礼》本名《礼》。《汉书景十三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中的《礼》,就是指《仪礼》。《汉书艺文志》也只称‘《礼》‘,不称‘《仪礼》‘。汉人还每每有把《仪礼》称为《礼记》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此处的《礼记》,指的就是《仪礼》。《后汉书卢植传》也称《仪礼》为《礼记》。此外,郭璞注《尔雅》称引《仪礼》文学,屡屡称之为《礼记》,这可能是《仪礼》的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的缘故。何休《公羊》注在引用《仪礼》经文或记时,则每每混称,而不加区别。据清儒段玉裁考证,汉代《礼》十七篇的标题前,并没有‘仪‘字。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才开始有《仪礼》之名,但尚未成为通称。如唐人张参《五经文学》引《仪礼》文字很多,但都只说‘见《礼经》‘。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礼经》用《仪礼》之名,于是成为通称,沿用至今。但《礼经》之名也依然使用。学者还每每称《仪礼》为《士礼》,原因是先秦好以篇首的几个字作为篇名或书名,《仪礼》十七篇的首篇是《士冠礼》,所以以其篇首之字而名之为《士礼》。也有学者认为,《士礼》的得名当由内容而起,因为《仪礼》所记,以士的礼仪为主。汉代《仪礼》的传本有四种,即大戴本、小戴本、庆普本和刘向《别录》本,四种传本都将《仪礼》十七篇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射乡等四类,但是十七篇的顺序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是相同的,其余各篇则不尽相同。四种传本的篇序,戴德本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条大纲为序排列各篇,《丧服》一篇相传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后。刘向《别录》本则将有关冠、昏、乡、射、朝、聘的十篇居先,而将有关丧、祭的七篇列后,这可能是前十篇为吉礼,后七篇属凶礼的缘故,全书依吉、凶、人神为序。戴圣本的次序最为混乱,几乎没有条理可寻。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晚期抄写的《仪礼》竹、木简,共49支。据简的形制及内容,可以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甲本木简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可》、《燕礼》、《泰射》等七篇;乙本木简只有《服传》一篇;丙本为竹简,只有《丧服》一篇。其篇次不仅与今本《仪礼》不同,而且与二戴本不同,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东汉时即已失传的后(苍)氏之庆普传本。从文字上看,丙本的《丧服》为单经本,经文之下没有传文;而甲本和乙本的《服传》都只有传文而没有经文,即所谓‘单传本‘,与今天所见经、传合一的文本不同,证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是各自独立成书的。郑玄注《仪礼》时,认为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不可取从;而刘向《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所以采用的是刘向《别录》本。《仪礼》十七篇的内容,及于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人王应麟依照《周礼春官大宗伯》对礼的划分方法,将十七篇分为四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三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属于吉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四篇记丧葬之礼,属于凶礼;《士相见礼》、《聘礼》、《觐礼》等三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属于宾礼;《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等七篇记冠昏、宾射、燕飨之礼,属于嘉礼。其实,《仪礼》的篇数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郑玄引刘向《别录》,说《仪礼》为十七篇,但又说《别录》称《既夕礼》为《士丧礼下篇》,称《有司彻》为《少牢下篇》,如此,则《别录》所见《仪礼》应该只有十五篇,可能另有两篇已经失传。王充在《论衡谢短》篇中说‘今《礼经》十六‘,这是他所见《仪礼》的篇数。而荀悦《汉纪》则说:‘高堂生传《士礼》十八篇。‘可谓莫衷一是。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8回复此发言32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汉书艺文志》目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所谓《礼古经》,出于鲁淹中(或说出于孔子壁中),有五十六篇。‘《经》七十篇‘,即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士礼》,‘七十‘乃‘十七‘之误倒。今文经只有十七篇。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今、古文《仪礼》都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有差异,因此,《仪礼》实际上无所谓今古文的问题。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因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之中,人们多不传习,后来渐渐失传了,人们称其为‘逸礼‘,其面貌今已不可知,甚至连篇名也很难考索。《周礼》、《礼记》的郑玄注,以及其它一些古书的注疏中,曾经提到《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烝尝礼》、《王居明堂礼》、《古大明堂礼》等篇名,王应麟认为就是三十九篇‘逸礼‘之属。元儒吴澄又将这些文字分类汇辑,附在《仪礼》各篇之后。但也有学者认为,三十九篇‘逸礼‘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可能是子虚乌有之物。清人邵懿辰认为,后人所引及吴氏所辑,内容与十七篇所记不相类,文字也不古朴,很可能是后人的伪作,而不是当时通行的礼。二、《仪礼》的作者与撰作年代关于《仪礼》一书的作者及其年代,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是孔子所作。古代的学者大都踵此二说。如崔灵恩、陆德明、贾公彦、郑樵、朱熹、胡培翚等都持周公手作说,他们根据《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的记载,认定周公所制的‘礼‘,就是《仪礼》及《周官》等书,是周公损益三代制度而写成的;他们还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而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因而追迹三代之礼而作此书。以上两说,以孔子作《仪礼》说比较合理。据《礼记杂记》记载,恤由死后,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也就是说,《仪礼》的《士丧礼》在这时经过孔子的传授被正式记录下来了。皮锡瑞《三礼通论》、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据此认为,这是孔子作《仪礼》的明证,并进而推论其余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他们还认为,《仪礼》文字风格与《论语》非常相似,其内容与孔子的礼学思想也完全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视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八礼,而《仪礼》十七篇正是记述这八种礼仪的,这不能说是巧合。邵懿辰等断言,《仪礼》十七篇并不是经历了秦火而残存的篇数,而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原典,十七篇的内容已经足以总揽礼的大纲。但是,也有学者怀疑《杂记》所记的真实性,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就说:‘今《士丧礼》未必即孔子之所书。‘从周代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毛诗》等文献看,周代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程式化的仪礼,贵族们经常举行各种典礼,如冠礼、觐礼、聘礼、飨礼、丧礼等,其仪节与《仪礼》所见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近人沈文倬先生认为,《礼记杂记》所说的《士丧礼》,实际上包括《丧服》、《士丧礼》、《士虞礼》、《既夕礼》等四篇,后三篇记述的是丧礼的连续过程,《丧服》记述的是丧礼中的服饰,内容贯通,缺一不可,著成的年代应该比较相近,大约在鲁哀公末年至曾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而《仪礼》一书,则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4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由孔门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的。沈说较为公允。《仪礼》十七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四篇之外,其余各篇之末都有‘记‘。一般认为,记是孔门七十子之徒所作。《丧服》一篇体例较为特殊,经与记均分章分节,其下又有‘传‘。传统的说法认为,‘传‘是孔子门人子夏所作。但是,也有人认为,此子夏为汉代人,与孔子的门人子夏同名,而非一人。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8回复此发言33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三、《仪礼》的传授与研习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汉书儒林传》:‘汉兴,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诸学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是,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这就是汉代的《礼》学的所谓五传弟子。但是,《史记儒林传》所记,在萧奋只前还有徐氏,萧奋之《礼》当得自徐氏,徐氏与高堂生的关系不详。《礼》为五经之一,最初的《礼》博士是谁,今已不可考。宣帝时,博士后苍以《诗》、《礼》名世。据《汉书艺文志》,后苍以《礼》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普之学‘。西汉政府设立的《易》、《诗》、《春秋》‘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也不例外,大、小戴及庆氏三家也都是今文经学,其中,大、小戴列于学官,庆氏不立于学官。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是的郑玄,此前只有少数人为《仪礼》的某些篇作过注,如马融作的《丧服注》即其例。郑玄的情况已在介绍《周礼》时谈到,此处不再重复。郑玄的《仪礼注》和《周礼注》一样,文字精审,要言不烦,博综众家,兼采今古文,受到广泛的欢迎,成为《仪礼》研究的不祧之祖。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严辨宗法血统,《仪礼丧服》根据服丧者的嫡庶亲疏身份,对丧服的样式作了严格的规定,因而《丧服》研究成为当时的时尚,著述极多。唐代学者在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基础上作《九经疏》,其中的《仪礼》疏是由贾公彦做的。遗憾的是,尽管贾氏的《周礼疏》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仪礼疏》得到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是魏晋时《丧服》独盛,其它各篇研究较差,所以贾氏作《仪礼疏》时,《丧服》一篇所引章疏有袁准、孔伦等十几家,材料比较丰富,而其余各篇所引,只有南齐的黄庆、隋的李孟哲两家,详略十分悬殊,而且黄、李二家的注水平也不高,连贾氏自己都不满意。唐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考课取士。按经文自数的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谷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字数比《左传》少,所以,攻大经者竟相读《礼记》;中经与小经之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或文字艰深,或经义晦涩,难收速效,故鲜有攻读者,这是‘三礼‘之学中衰的重要原因。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宣布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仪礼》也在废罢之列。古代科举分房阅卷,从此之后,再无《仪礼》之房,因此,诵习《仪礼》的学者寥若晨星,《仪礼》屡经翻刻,讹脱衍倒之处在在多有,但由于诵习者少,很少有人问津。朱熹曾慨叹:《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元、明两朝,学者高谈心性理气,多不愿研究以名物制度为主的《仪礼》,所以《仪礼》之学益微,不绝如缕。有清一代,是《仪礼》之学的极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宏富,学术水平也远超前贤。清代的《仪礼》研究,始于顾炎武。康熙初,顾炎武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发现《仪礼》一脱误最多,他在《九经误字》中曾详加胪列。稍后,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详校《仪礼》经注之误。其后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仪礼》的校勘和研究,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仪礼》的原貌基本恢复,为《仪礼》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仪礼》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胡培翬,安徽绩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门四世皆致力于《仪礼》研究,积淀深厚。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仪礼正义》四十卷,成为《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四点:一、‘补注‘,即补充郑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郑注之义蕴;三、‘附注‘,与郑注相异而义又可通的说法,附而存之,以资研究;四、‘订注‘,即订正郑注的错误。此书不仅对以往《仪礼》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解决了许多难点,而且新见迭出,使《仪礼》研究跃上了全新的台阶。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8回复此发言34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四、《仪礼》的价值《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时过境迁,它是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仪礼》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仪礼》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仪礼》对宗法制度的的阐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于此。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次,尽管宋代以后,《仪礼》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始终是作为圣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再次,由于佛教的传入,使民间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听之任之,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有全面佛教化的可能。宋代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仪礼》中的礼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如果它从中国社会彻底消失,那将是儒家文化的彻底消失。他们顺应时势、对《仪礼》进行删繁就简,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较积极的成效。可见,《仪礼》在宋代时还起过捍卫民族文化的作用。最后,《仪礼》在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可言呢?回答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要恢复《仪礼》的制度,而是说应该利用《仪礼》礼义中的合理内核。《仪礼》中的许多礼仪,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结晶,有许多思想至今没有过时。对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尊重,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今礼之中有古义,人们不自知罢了;古礼也可以今用,这正是我们应该象王安石、朱熹那样,认真研究的课题。有关《仪礼》中的礼仪,我们将在后面作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处从略。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8回复此发言35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八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在《三礼》中,《礼记》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却是后来居上,成为礼学大宗,大有取代《仪礼》、《周礼》之势。《礼记》多格言妙语,文字生动,富有哲理,所以受到广泛欢迎。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中国士民很少有不受它的影响的。一、《礼记》的成书古人把解释经典的文字称为‘记‘,《礼记》原本是《仪礼》的‘记‘。《仪礼》的记有两种,一种是附于《仪礼》各篇正文之后的‘记‘,旨在对仪节的语焉不详之处作补充,而不涉及礼所蕴涵的深意。文字多为零句散语,不相连缀。另一种是单行的记,各自独立成篇,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追记,也有礼学思想的阐发,还有对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内容要丰富得多,数量也明显超过前者,《礼记》各篇就属于这一类。单行的‘记‘战国时期很流行,但秦火之后,一度销声匿迹。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其中有‘礼记‘,但未提及篇数。《汉书艺文志》礼类有‘《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献王所得《礼记》的篇数。西汉时,《记》是依附于《礼经》而流传的,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参考资料,不可能列入学官。西汉末年,刘歆校理秘府文献,见到的‘记‘只有一百三十篇,但另有《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总共有二百十四篇。刘歆作《别录》,对《礼记》各篇所属的门类逐篇作了说明,如‘属通论‘、‘属吉事‘、‘属丧服‘等。汉代流传的《记》可能不止于此数,所以,近人洪业先生有‘两汉学者所传之《礼》,经有三而记无算‘之说。《记》尽管没有经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汉儒重视。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上,闻人通汉、戴圣在发言中就引用了《记》。当时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记》的选辑本。经过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形成了《大戴礼》和《小戴礼》两种比较权威的辑本。郑玄《六艺论》说,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传授礼学,‘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大小戴《礼记》与古文《记》是怎样的关系,郑玄没有提到。晋人陈邵在《周礼论序》提出《小戴礼》是删《大戴礼》而成的说法:‘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诸家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经典释文叙录》引)《隋书经籍志》大体沿袭此说,但又说马融在《小戴礼记》中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等三篇,所以才有四十九篇之数。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漏洞很多。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沈钦韩、陈寿祺、毛奇龄,以及洪业等都曾加以驳斥,其要点可归纳如下。首先,若如其说,则二书篇目应该完全不同。但是,今天见存的大、小戴《礼记》中都有《哀公问》和《投壶》。此外,《曲礼》、《礼器》、《祭法》、《祭义》、《文王世子》、《曾子问》、《间传》、《檀弓》、《王制》是《小戴记》篇名,而《汉书》、《五经异义》、《白虎通》、《毛诗》等引及时,称引自《大戴记》。说明它们也为大、小戴《礼记》所共有。其次,《汉书曹褒传》说曹褒的父亲曹充‘持庆氏礼‘,‘传《礼记》四十九篇‘。‘庆氏礼‘是后仓弟子庆普所传之礼。庆普与二戴是同时代人,而庆氏礼已有四十九篇之数。《后汉书桥玄传》说戴圣的弟子桥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四十九篇之数在马融之前已有。而刘歆《别录》的《礼记》篇目中有《乐记》,可见《乐记》也非马融所增。再次,大、小戴是武帝、宣帝时人,刘歆是哀帝、平帝时人。二戴怎么可能去删刘歆编次的《礼记》?此外,《大戴记》文字多有见于《小戴记》的,如《曾子大孝》见于《小戴记》的《祭义》;《诸侯衅庙》见于《小戴礼》的《杂记》。《朝事》与《聘义》,《本事》与《丧服四制》也颇有相同之处。如果说小戴为‘去其繁重‘而删大戴,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2:02回复此发言3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许慎《五经异义》多次引及《记》,但不称‘大戴‘、‘小戴‘,而称‘礼戴‘或‘大戴‘。洪业先生认为,可能最初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因为收录的篇数多,故称《大戴记》。‘大戴礼‘,犹言‘增广戴礼‘。东汉末,郑玄1/5|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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