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读者问，我对赤色和炮党的看法

见到书评区里有人贴出了关于肃－－反、文－－革等资料，还说起了另一本大作“抗－－日之幸存者”于是小超觉得有些话不得不说了。在我看来，历史的真相不应该被扭曲。但无奈的是记载历史的人各有立场，在赤色的眼里炮党心黑手狠，翻脸无情。在炮党的眼里，赤色就是“拆污烂”！游而不击。双方各有说辞，这嘴炮从那个时期起打到现在也没个分解。于是，关于双方的争端很多的资料我都是尽量的从中立方找来的。这些资料包括了当时的一些中立人士的纪实性文学和报道描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等，这些书籍里面很详细的描写了当时双方的态势和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敢说不带有半点的个人看法，但至少很多资料是中立的。埃德加斯诺大家或许比较熟悉，但杰克贝尔登的资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贝尔登报道了日本侵华战争初期的情况。当时豫北的农民被光头佬的军队和官府横征暴敛，残酷压迫，逼得走投无路，竟然群起欢迎日本侵略者。首先把这个消息报道出来的就是他。（原文：我现在还能记得，一九叁叁年在热河省发生的类似情况。当时，日本人十天内就占领了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有一回，我同一群农民聊了起来，当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离当地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些农民正在等着日本人来。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满不在乎地说，“日本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省长怎么样，我们很清楚，我们恨不得吃他的肝，喝他的血！”）“抗－－日之幸存者”我也有幸看过一些。但说实话，我对里面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虽然说是站在老兵的立场上来叙述故事，但话里话外偏帮炮党的不少。一些说是民众对炮党拥护什么的实在让我觉得不太舒服。我上一段，关于那个杰克贝尔登在当时采访一个大学历史教授的一段话吧！原文：我在解放区的时候曾经思索过，对于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内部力量对比，并使华北人民站到赤色党一边反对光头佬的这种现象，究竟该怎样解释呢？过去曾相信光头佬能救中国的人们，后来宾弃了他而转向了赤色党。对于这些人思想上逐渐转变的过程，该怎样描述呢?我可以象前面那样单纯地罗列历史事实，但又该怎样从更富于人情味的角度来解择呢?就在这时，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教授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我把它记了下来。我写着写着，便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平，而且是一部中国反独裁运动的发展史。杨秀峰不经常在家，他常常骑上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巡访各个县，问讯人民的疾苦。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曾经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历史学教授，如今象游方僧人似地在山区里奔波，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这样一幅图景，宛如回到了十三世纪，老实说，我总觉得有点滑稽。这位皮肤白皙、细声细气、举止文雅的教授，干吗要跑到这群粗犷的赤色党人和从前的封建农奴当中来呢？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向共产主义事业呢?——何况不是作为党员，而只是作为政治上的同盟者有一天，我们在他的屋里吃饭，然后又坐着抽土制的烟卷，品粗制的绿茶。他的屋子是石砌的，因为石料在这一带是很丰富的。就在这个场合，他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他的神情异乎寻常地沉静，简直很严肃。“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说，“我已四十一岁了。我想，作为历史教授，我比一般人更爱国。你大概知道，代表上层社会的读书人是太少了，国难当头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人能够领导民众。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决计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乃是义不容辞，也可以说势所必然。我这么说，只是让你知道，我，一个中年助教授，既非职业军人，也缺乏政治经验，大概是出于爱国心吧，就自动投效光头佬政府，听从蒋军保定行营的委派，前往冀南发动那些似乎无动于衷的、在我看来也是无知的民众去打游击。“你可以想见，当我来到蒋军所放弃的游击区一看，心中是多么惊奇，我看到民众自己已经组织起来了好几支队伍。炮党的官儿们跑了，于是人们自己选出了好几个县政府。虽说我是半道插进来的，我在老百姓中还是建立了点威信，一年后，三十个县联合成立冀南行署，我被选为主任。“我们来到这块比较安全的地方以后—所谓安全不过是暂时的，光头佬政府开始认识到抗日运动居然能在敌后存在，就突然决定把—个叫鹿钟麟的炮党官员派回河北当省主席。老百姓觉得炮党扔下他们孤军苦战了一年，这会儿又来这一手，十分气愤，大骂炮党两面三刀，决定不承认鹿钟麟这个省主席。“看到老百姓这个态度，我觉得必须向他们严肃地讲一讲。我想光头佬是国家的首脑，不管他过去有什么过错儿，他的任命总还得尊重嘛。我把我们行署的那些民选的官员们训斥了一个下午，然后叫他们承认鹿钟麟是省主席。“鹿钟麟一上任，就请我参加他的政府。我答应了，不过条件是我继续当冀南行署主任。“可是没过几天，就来了不少光头佬的特务，有走着来的，也有骑骡子来的。他们逼鹿钟麟撤销冀南行署。鹿钟麟把我叫去解释了他的处境。我说虽然我很同情你这位省主席，可是我还得坦率告诉你，冀南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我无权撤销。我要是这么干了，老百姓不仅会起来反对你鹿钟麟，也会起来反对我。“起先他要求我们把当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保安团。我一听简直气坏了。我极力按接着怒火对他说：‘你要是把这些抗日战土改编成省防军，就会破坏他们的爱国性质，挫伤他们的热情。，“接着鹿钟麟又要撤换县长。我坚决反对。我说：‘县长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他们抗日有功。为什么要打击这些年轻有为的人？‘“然后鹿钟麟又要求把人民组织的抗日团体一律解散，因为它们未按照炮党的章程组织。我指出，当时炮党已经跑了，这些团体怎么可能按照炮党的章程组织呢?我就对鹿钟麟说，‘你这一条是反动的。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最后，光头佬的特务要我们废止减租，废止地方抗日政府所实行的累进税制。这种要求完全是与老百姓为敌的，因此我坚决反对。“鹿钟麟提出那些要求后，我感到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了。我坚信抗战的正义性，但是自从鹿钟麟提出取缔民众团体以后，我就感到很泄气。我从前满腔热情，现在灰心丧气，万万没有想到，抗战竟是那么难啊。“有时我也想，对光头佬的特务退让一下吧，暂时在原则上让一下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呀，可是我转念一想很吃惊：不对!有多少象我一样的人，满怀爱国热情，一心想做好事，想为老百姓做事，参加了抗战，结果呢，却什么好事也做不成。“我有点自负，我觉得对有些事决不能委曲求全。我决心要同那班妄图搞垮爱国团体的家伙斗到底。可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我感到势孤力单。“不远就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可是他们不肯来帮我。我只好独力奋战。一开始我就寡不敌众。一天，日本人在南宫一带发动进攻，我就离开行署去组织附近一个城的民众进行抵抗。鹿钟麟立刻张贴告示，诬称我逃走了，命令撤销行署。他的告示一贴出来，冀南的二百名代表就开了个会，决定反对鹿钟麟的命令。他们举出理由说，你鹿钟麟是光头佬委任的，我们这些代表可是老百姓委任的，那时光头佬的人还不知在哪里呢？“不过，我们也没有宣布脱离重庆政府。我们发出通电要求撤换鹿钟麟，但是没有得到答复。“鹿钟麟既然不承认我们的行署，于是就另行委派各县县长。他为此特地召来了石友三将军的队伍，护送新官到任，给他们保驾。老百姓可不承认这些新官，为此打了不少官司。于是一九三九年夏天就有两个政府唱对台戏，每个区有两个区长，每个县有两个县长，每个市有两个市长。鹿钟麟、石友三一伙不承认老百姓的民选政府，老百姓也不承认鹿钟麟、石友三的政府。“要是一两年前我从光头佬的行营出发来领导打游击的时候，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可想而知，我会吓坏的。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点，所以对事态毫无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写了八个大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协力抗日，改善民生‘。谁反对这八个字，我就坚决跟他斗争。“不过我也自知我的斗争力量只是存乎一心之中。我没实力对付石友三。他的队伍开始到处抓农民去当兵。行署给石友三写了封信，说：‘你要多少兵我们可以给你派，请你不要抓人。，但他根本不理。后来，石友三的队伍一到村边，青壮年就跑光了，很难找到人去打日本。‘接着，石友三的部下搞了一种十分混账的税收制度。连棺材也一律要上税，老百姓晾在房顶上的菜要上税，把牛牵进城要上税。政府办庆典要强迫老百姓送礼。抓来的壮丁要是跑了，就罚他历属的村子一百套衣服，以赔偿他穿走的军服。“老百姓跑来求我作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觉得十分愧对老百姓，但又有什么法于呢？我有时觉得在附近打游击的八路军太宽容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活着对谁也没有用处，又惭愧又懊恼，心中翻腾不已。我感到局势越来越险恶，可又无力去扭转。“突然，老百姓自己行动起来了。起先他们揍了鹿钟麟所派的几个县长，接着又揍了石友三手下抓丁的人。石友三派了一名代表来见我，责令我管束老百姓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我回答说：‘要不是你们把老百姓压迫得这么厉害，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干。责任全在你们。“因为当地的游击队给农民撑腰，石友三就向游击队发动了进攻。他想先把游击队消灭，再制服老百姓。由于游击队和附近一个营的八路军关系很好，所以游击队敢于还击。于是石友三只好去打这一营的八路军。就是这样也还没有引起一场大战，因为八路军还是—让再让，老实说有时候我对他们很气恼哩。“只是在发现了日本军官穿着石友三部队的军服出入于石友三的司令部之后，才大打了起来。原来石友三当了汉奸，对汉奸就不能客气。这一打，石友三就逃到黄河以南，后来叫炮党给枪毙了。光头佬委任的省主席鹿钟麟一看没有了军事靠山，也开溜了。鹿钟麟一跑，他的政府也就如鸟兽散，我们的行署便成了冀南唯一的政权。“我开始时的自负，后来的无能，炮党企图消灭民众组织的横暴行为，人民激烈的反抗……这一连串的事情，给我上了一堂意义深长的课，多么生动，一针见血，而又惊心动魄呵！可以说，这使我的思想产生了大转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切到底说明什么?……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反复这样问自己，感到非常茫然。这些曾使我苦恼、使我惶惑的问题渐渐弄清楚了。我体会到光是联合抗日分子是不够的，我明白了我还必须与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这个当先生的人，在中年的时候从人民那里学到了这一课，人民成了我的先生，我是他们的学生。我一生中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知识的真正源泉存在于人民的愿望和需要中，或者可以说，存在于人民的心目里。我应当做人民的勤务员。“我的思想有了这样的变化以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再幻想炮党能领导抗战。经过三年的敌后抗战，我认清了炮党反人民的面目。我原先要是个政治家的话，也许还不会有这点觉悟呢。正因为我是个教授，有普通人的感情，所以不齿于炮党的所作所为。于是，我决心寻找新的盟友一起抗日。“炮党跑了以后，我找到了八路军这个盟友。我认识到，西面山西省的丛山对于我在平原上抗战，有很大的帮助；这时有人提出把这两个地区联合起来，我非常赞成。“我知道在太行山薄以波那里有不少我的学生，从阎老抠政府里跑出来的戎伍胜也在那儿。我决定去找他们谈一谈。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太行山里的总部，我们开始筹划在黄河以北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杨秀峰停顿了一下，我分明地注意到，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脸上，掠过一种不胜感慨的神情。“经过一番磨练，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当教授的故我了……哈，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我这个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哎，没什么……”========分割线================这是一份真实的关于一个教授，从炮党到赤色和作者的身份的转变过程。这些东西似乎说了一些问题。一个很多人都忽视的问题：如果赤色真的是个渣渣，何以把炮党打的满面桃花开灰溜溜的躲到了呆湾去？！而光头佬和他的那些部队到底是怎么样的德行的呢？！很简单，我们可以看看这位记者所了解到的资料。原文：在天津，我和“联总”的人员一起过了几天，颇受启示。在那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又在各地和其中一些男女成员混得很熟。当我回顾过去十年战争期间我所见过的许许多多卑鄙的事件时，不得不说“联总”在中国的工作是最不象话的了。“联总”在华人员包括美国、英国、涣大利亚、加拿大、南斯拉夫、法国、奥地利等二十几个国籍，他们无不对光头佬政府在“联总”物资上营私舞弊的行为感到惊骇。然而更使我在“联总”的朋友们气愤的，是美国政府如此纵容光头佬，任他肆无忌惮地处置“联总”的物资，而这些物资是五十二个国家的人民捐赠的，其目的在于减轻饱受战祸的人们之困苦。首先是公然无视华北受苦难的人民，只因为他们是在赤色党管辖区内。这完全违反“联总”的一项决议，其中明文规定；“在任何时候，救济和善后物资不得被当作政治武器使用，在分配物资时，不得因种族、主义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在中国，歧视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是故意的。因日本占领而遭难的中国人民估计有二亿六千六百万人，其中一亿二千万人(如果包括满洲应为一亿五千万人)是在赤色党领导的解放区内。如果“联总”的物资是公平分配的话，那么运抵中国的二百七十万吨物资中，至少半数应分给解放区。但实际上，住在赤色党地区的人民只得到百分之二，百分之九十八都给了光头佬。光头佬使用了从消极的封锁到悍然发动军事进攻的一切手段，竭力阻止“联总”物资运入赤色党地区。更恶劣的是，光头佬的官吏上下其手，在这些捐赠给中国人民的救济物资中大捞一把，营私自肥。这种恶劣行径使“联总”工作人员大为沮丧。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志愿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些人是由教会派出的，每月只拿三十美元的工资！因此当他们看到，一列车一列车的粮食经过一千英里的路程运到内地，本来是为救济中国饥饿的农民用的，岂料军人们又把这些粮食用车载船运经过一千英里倒运回来，在黑市上售卖时，他们倍加感到痛心疾首。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美国姑娘，她自告奋勇照顾一批孤儿，“联总“发送一批食物供她养育那些孤儿，可是光头佬的军官们不准她提取。结果，很多孩子饿死了，而那些本来可以救他们一命的食物，却在附近的仓库中出售。这位美国姑娘给她在上海的上司写信说：“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我变成一个赤色党员。”她的上司照例提出了抗议，但心中明知这是白费劲。“联总”的一些较年轻的工作人员的愤概之深，也颇使我惊异。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美军中服役过，另外一些人则在欧洲参加过反希特勒的地下斗争。他们过去斗争时目标很明确。他们反对光头佬如此刁难他们的国际事业，横加阻挠救济物资运入华北，不让救济在抗日战争中受难最深的华北人民。正好这时“联总”天津办事处想开辟一条路线，把药品和医院用的病床穿越战线运往赤色党地区。这是一体件冒险的事。双方部队的防线不断变化着，又没有公路，而双方的士兵有时还向“联总”的汽车乱放枪。但是这毕竞是通过前线的最好办法。等到以后光头佬完全切断“联总”的运输线路时，那就得自行设法偷越了。============分割线============还要说些什么？！还需要提他们招魂吗？！可以拿着别人的救命粮食来出售赚钱，眼睁睁的看着那些孩子饿死！这些所谓的“军人”黑心的程度以及达到了无以复加！！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竟然还有人为他们唱赞歌！给他们招魂，有必要吗？！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我们大家仅仅是讨论罢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写那本“抗－－日之幸存者”的大大，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也不会去反驳什么。至于肃－－反，受到迫害的其实或许比这位读者所说的还要多很多。记得似乎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追认烈士似乎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万。这无疑是个悲剧，也是场极大的伤害。但，为什么你不想想，被迫害的而未死的人为什么后来不叛逃？！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着赤色？！坚持着斗争？！要知道，光头佬的条件比赤色好多了去了！高官厚禄啊！他们是傻瓜吗？！为什么1966年陈达邦迫害到临死前还说：要相信赤色？！难道他是傻子吗？！无论是哪位赤色的人，在遭到迫害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对着赤色抱怨过什么。他们永远说的是：相信赤色、相信群众。这是为什么？！你怎么不考虑一下呢？！好了，废话到此，八点准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