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对义军不恶,但为什么想战不想和,即便和,却象上演一场肥皂剧一般,是有原因的。是朝堂!也许这些君子们用心是良苦的,是好心,想国家更富更强,可他们手段太戾。蔡襄进谏,执政大臣非假私不得私第接见宾客。比如郑朗那次会见范仲淹,希文,不妙啊,免役法出现一些问题。这些不能在朝堂说,会让人担心,会让人利用。但这样一来,象那次见面就不允许了。除非两人在一个部门同时当值,避开小吏悄悄议论一番。若不在一个部门,再没有说话的机会。或者郑朗查办京城禁军弊端,要接见一些宾客,又不便于在中书省接见,只好在家中接见,但这道旨书下达后,也没有这种权利。其实宰相有时在私第延见四方贤杰,例是裴度开的,为了元和用兵,延见一些有识之士,咨询时策,替自己决策时做一个参考,补漏拾遗。效果有益有弊,但总体益远大于弊。否则宰相只能凭借各地公文,闭门造车,凭空想像处理国家政务,而不能亲耳倾听四方真正的言论。赵祯犹豫不决。蔡襄再三上书,赵祯一时半会没有想到后果,于是准奏下诏。主要是针对吕夷简的,怕吕夷简病退在家,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干忧新政。后果便是吕夷简没有影响到,反而影响了自己,正是这道诏书,使君子党们私下不得谋面商议,意见不得统一,然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给郑朗带来极大的麻烦,还有田呢,郑朗劝说吕夷简配合,吕夷简也同意下来,可这道诏书下达后。吕夷简虽退休,但诸臣没有退休,要么接见一些无关紧要的大臣,也无从配合。君子们不管。得给吕夷简套上一根根枷锁,将他限制死。又轮到欧阳修出场,任中师自觉的退出朝堂,吕夷简权利一步步被尽数剥夺,贾昌朝吓得不敢作声,晏殊怎么的也是富弼的老岳父,杜衍与章得象素来与君子们不恶。郑朗态度暧昧不清,似乎也不大恶……但他没有拨剑四顾茫然,太多太多的人要等着他处理。这些年吕夷简安插了无数大臣进入朝堂,这些人绝对不能放过的,一一要给整个大宋朝来洗一个澡,将宋朝洗白,洗成君子。一个个的来,先盯着一个人。李淑。在他的攻击下,赵祯无奈,让翰林学生吴育知开封府。李淑为翰林学生,他不处理京畿政务,替朕草拟一些诏书总可以吧。欧阳修再上奏说,淑朋附夷简,在三尸五鬼之数,朝廷今天清明,为什么要用此人。若用文章之士为学士,得一两人足矣。若全无文士,皇上你亲自用大白话写诏书吧,也能显示古朴之风美。自古有文无行之人。明主都不用,比如徐铉与胡旦。淑居开封,仅是一府之在,今在朝廷,是为天下之害。陛下,你想要使正人安心作事。将这个人外贬吧。赵祯无奈,下诏让李淑知寿州,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有行。欧阳修又说道,外边听说陛下将李淑除寿州,人人鼓舞,皆贺圣德,因为李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奸险倾邪,害人很多。一旦见人主去于左右,莫不欢舞雷动。可是中书自相顾避,不去施行,让人失望。臣请两府奏事时,特出圣旨,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奸邪秽恶之人,是陛下自除去,以彰显圣明之德。不但奸邪,阴险,连秽字都出来了。须知,这个秽字一般士大夫耻于说出口的,不亚于后世口语中带出了一些**的名称。李淑让欧阳修三炮轰惨了,连说话都不敢大声出气。郑朗奏折到了京城,欧阳修再次上书,臣自军贼王伦败后,屡次上书,害怕盗贼渐多,请朝廷早为防备。不是臣一人独言,前后言者甚多,可朝廷皆不施行。而大臣又没有谋划,果然近日盗贼纵横。京西张海郭邈山劫掠焚烧未平,桂阳又有蛮贼数人,夔、峡、荆、湖各奏蛮贼皆数百人。解州又春未获贼十余伙,滑州又闻强贼三十几人烧劫沙弥镇压,许州又闻贼三四十人劫椹涧镇。京东今岁自秋不雨,至今麦种不能种植下去,江淮自伦贼之后,继以饥蝗。陕西灾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绝。似是此等,将来盗贼必起,是见在者未灭,续来者更多。今天象又呈天下大兵并起之数,兵端呈于下,天象告于上。朝廷却当没这回事一样。实际情况仅说对了一半。随着各种措施落实下去,还是有义军或者强盗出没,毕竟各州县官吏能力有大有小,有的没有做好,百姓逼急了,依然在为非作歹。但盗贼出没情况在下降,京西诸州渐渐平息。至于夔荆等处蛮子谋乱,就是太平之时,他们也会时乱时复,与眼下的时局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旱情确实很严重。然后又说道,两汉之法,凡是盗贼并起,人民流亡,天文灾异,皆责备三公,或诛戳,或黜放,以谢天下。陛下圣慈,大臣避免重责,但正是不肯威刑大臣,由是官吏怠慢软弱。若不早图,恐难后悔。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是州郡置兵为备,二是选捕盗之官。三是明赏罚之法,四是去冗官,用良吏,抚恤疲民,使不想为盗。至于张海之事,杀官劫仓,谋乱反上,虽已率众降,但国有大制,首恶者必严惩不怠。其他人放就放,可一些首领不能放,必须杀死。这就是欧阳修的想法。章得象却认为不能惩处,毕竟郑朗承诺的,虽然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提前有旨书着郑朗便宜行事,事后又请示朝廷,也合了规矩在办事情。况且打下去,若是全部抓获还好一些,抓获不了,这三千多人四散而逃,主力部队即使奸灭。一股股小部还会继续遗害四方。每打一仗也要花很多的钱,兵器的消耗,死伤士兵的抚恤,立下战功将士的赏赐。能不打。招抚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赵祯认为有理。忽然默不吭声的贾昌朝也开口说话:“陛下,天下以治为本,以仁为本,虽然张海作恶多端,又拘于军营,郑朗代天子出征,不但是剿灭盗匪。也是替天子行王化之道,臣以为做得很得当。”大有用意啊!!!所以郑朗担心,欧阳修这段时间在行法家之术,官吏要惩处,反贼要惩处。仅是他一个人倒也罢了,问题不大。可在这关健时候,什么事都说不清。欧阳修又连上二奏,第一奏说今天国家凋残。公私困急,全部是由官吏冗滥多引起的。朝廷宜选按察使纠举年老、病患、赃污、不材四色之人,将他们淘汰。一去冗兵。则百姓科率十分减九,臣见兵兴以来,公私困弊者,不仅是赋敛繁重,全部由官吏为奸导致,每年科率一物,贪残之吏先于百姓刻剥,老谬之人恣意为群下诛求。朝廷得一分,奸吏得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此。这一条欧阳修说得不错的,虽然他说的解决方法是空谈,实际这也是一道无解之题,无论宋朝的高薪养廉,或者明朝的酷法惩治,都不能解决。可是提出来。大家想想办法,会减少它的危害程度。二不材之人危害深于赃吏,凡是赃吏多是强黠之人,所取于豪富,或者不及贫弱。不材之人不能驭下,虽自己不取,可属下共行诛剥,更无贫富,皆受其害。谁说贪官不敲诈贫困百姓的,相反,越是贪官,越会敲诈贫困百姓,无他,贫困百姓是弱体势力,容易敲。三内外一体,朝廷虽有善令,但落此四色冗官之手,没有成朝廷本意,反为民害。四去冗官,则吏员清简,差令畅通,今天下官有定员之数,入仕之人并无定数,不行黜陟之法,冒滥多,贤愚同滞,差遣不行。每有一职空出,众人竞得,得到者无廉耻之风,不得者出怨嗟之口。今择四色冗官去之,则待阙之人无可怨滞。五去冗官,中材之人可为劝惧。天下官吏,岂必尽是不材?是因朝廷无黜陟,善恶不分,若国家责实求治,人人精别,则中材之人会自勉强,不敢因循,虽有贪残,亦须敛手。六去冗官,不过逾月,民就能受其恩赐。臣曾见外州县,每一谬官去,得一能者代之,不过数日民已歌谣,若尽去冗滥之吏,以能吏代之,不过期月,民必受赐。这封奏折看似很好,直指时弊。但正是这封奏折,使郑朗的天平再次倒坍。四色官员如何甄别不提,欧阳修想朝廷自上到下用君子党全部轮换之不提,他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这封奏折犯的错误可不小,对方的一派大臣如何想其一。其二冗官主要弊端不仅是政事不畅,而是产生的冗费,这些冗费浪费国家财政,给百姓带来沉重压力,解决的办法是减少,而不是替代。其三官吏不良,不是冗官产生的,想解决没有那么容易,即便如欧阳修所想的去做,也不可能期月就能使全国成效。犯了大言不惭之错误。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这三条失误,而是与范仲淹庆历新政一样,敢于说出来,并且着国家变法执行,可没有胆量说出最终的手段,制裁!制裁!!!不良官吏黜陟,如何黜陟,这篇奏折原文很长的,但没有说。更没有用勇气说要用律法处理,律法要处理的是没有出身的小吏,老百姓!或者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前来剿灭张海,一没有派斥候打探张海的情况,二没有率足够强大的军队,仅带着一千个散兵游勇,稀里糊涂的前来剿匪,会有什么下场?不仅欧阳修的,整个庆历新政都有类似的错误,挑起了国家重担,那怕在上面打一个喷嚏,下面都会对许多人形成惊涛骇浪,但有胆子做这么大的心脏移植手术,却不敢将坏死的心脏挖出来,开了胸口,然后站在哪里看。赵祯问,诸卿,怎么样了。马上就好,陛下。又问,朕的身体都交给你们了,任你们挖,怎么没动静。马上就好,陛下,再等一分钟吧。过一会儿赵祯又问,好象几十分钟过去了,怎么还没动静。不耐烦地说道,倒底你是大夫,还是俺是大夫,乖乖躺着,听俺们指挥调动。但过了几个小时,还在商议呢。甚至连摘除坏死心脏的话都没有说出来,赵祯如何作想,朕给你们开一个大窟窿,怕啊,朕不做移植手术了,得,换人吧,将朕胸口重新缝上求一个太平。第二份奏折便是说郑朗的,给了一些面子,说道张海颠覆国家,杀官吏,劫仓禀,聚集匪徒生事,不能姑息养奸,否则天下歹徒纷纷佼仿,危害更大。前面上奏,后面余靖再上,也说类似的话。贾昌朝辨了辨,欧阳修立即将矛头指准贾昌朝,写了一篇弹劾文奏,吓得贾昌朝不敢作声。赵祯无奈,派人询问郑朗。郑朗叹了一口气,这在他意料之中,杀掉张海,自己失信于天下,问题也不要紧,官员失信于民也不是他一人。况且国家吏治还没有**到那地步,即便导致义军负隅顽抗,早晚也被扑灭。收容张海,会费点周折,只要羁押于禁兵之中,将这些人逐一打散,安排妥当,不会出大漏子。那有欧阳修说得那么严重。争执到这地步,无他,一是韩琦,二是党争。自己不站队,双方的人都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