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参加武汉会战

参加武汉会战五、参加武汉军队政工会议聆听周总理讲话淞沪会战战结束后，父亲又被调到****四十八师任政训处处长。刚到部队不久，就接到通知，参加武汉军队政工会议。就参加政工会议情况，父亲写下了一段回忆。参加武汉军队政工会议聆听周总理讲话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在这之前，国民党中央政府所有机关和人员均已行先撤到重庆，重要高级将领和党政部门领导人到武汉暂住。那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蒋介石、周总理、冯玉祥、于右任、何应钦、于右任、张厉生、黄琪翔、汪精卫等均在武汉，共商国共合作，协商保卫祖国、团结抗战的大计。同时在军事委员会在军委会下成立了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黄琪翔、周总理任副部长。政治部成立后，在武汉召开了全国性的政工会议，国共两党部队的主要政工人员都来参加。开会中，蒋介石、汪精卫、周总理都亲临会场讲话，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情绪非常高涨。全国人民都希望重振旗鼓，收复沦丧的半壁河山。1938年，我刚派到徐源泉所属的四十八师徐继武部当政训处长不久，就奉命参加军委会政治部在武昌谭花林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除了国民党部队的政工人民外，还有罗瑞卿、欧阳毅、张爱萍、谭政等八路军的一部分政工人员。当来到武汉时，全国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也多集中在武汉。他们对国民政府不抵抗行为表示无比的愤慨，群情鼎沸。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是在1938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武汉成立的。该部成立之初，组成人员除国民党各派系人物外，还有周总理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参加。记得当时政治部部长是陈诚，陈先后兼任武汉卫戍总司令，第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及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等要职。副部长是周总理和黄琪翔。第一厅厅长是贺衷寒，后任政治部秘书长，黄埔第一期学生，复兴社上层骨干。原任军委会政训总处处长，是搞政训工作起家的。政治部成立之后，政训总处撤销，人员并人第一厅。该厅下设两处，一处管部队政工，二处管军事学校及后方医院政工。第二厅厅长是康泽，黄埔三期学生，复兴社上层骨干，兼任中央政治大学特别训练班主任、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财政部禁烟督察处缉私室主任等要职。第二厅下设三、四两处。三处主办民众运动，处长梁干乔。处内分设两科，一科管民众团体，科长漆中权，另一科管工人运动，科长刘培初。四处主办国民军训，处长由杜心如兼任。处内也分两科，一科管社会军训，科长丘易武，另一科管学校军训，科长张桓。三处人员如彭国栋、漆中权、眭光禄以及厅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黄永伟等，则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四处人员来自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第三厅则是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这个厅虽属政治部管辖，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厅长是郭沫若。最初设五、六两处，以后又增设第七处，组织机构较一、二两厅为大。五处处长胡愈之，六处处长田汉(寿昌)，七处处长范寿康。三个处分管动员工作、艺术宣传、对敌宣传等业务。厅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阳翰笙，科长有洪深、杜国庠(守素)、郑用之、冯乃超等人。该厅主要办公地点在武昌的昙华林，主持抗战宣传、负责组织策划抗日文化剧队的演出，街头募集抗战基金，慰劳前线伤病员等工作。阳翰笙是三厅的主任秘书。著名戏剧家田汉、洪琛均在三厅任职，此外，老舍、矛盾、胡风等知名作家也大都在三厅工作。第四厅总务厅负责后勤，厅长是赵志尧，是陈诚的老部下。秘书处处长柳克述，副处长白如初(后任处长)，都是陈诚的旧部。政治部成立初期，国共两党合作抗战气氛十分浓厚，国共两党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政治部上下人员都对抗战前途抱有信心，也对周总理副部长非常敬重，称誉他在黄埔时及在建立新军政治工作制度方面的事迹。都尊称他为“周公”或“周先生”。郭沫若在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本人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在政治部的全体人员中，除了周总理，郭沫若和郭所领导的第三厅，有许多革命进步人士如洪深等人外，其他各厅人员均为原有****旧的政治人员，而且实权掌握在贺衷寒手中。但是就政治工作改组这一点来说，当时武汉社会爱国民主人士和工农群众，看到周总理，郭沫若同志参加政治部的领导，对国共合作寄予很大的期望。开会时，我们听了周总理关于当前抗日战争问题的报告。记得他讲话的中心思想是：要求全国各民族人民，一切爱国同胞，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等。大家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无比激动，一致认为国共合作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政工会上，我们还听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讲话。对蒋介石的讲话我听的很多，听汪精卫的讲话还是第一次。记得汪在讲话中大声疾呼说，‘同胞们，我们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了，不抗战就不能生存’。他讲话慷慨激昂，颇吸引人。听了他的讲话，我们还以为他是抗战报国的先躯，没想到他尔后投入日本人怀抱，当上了大汉奸。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政策就逐步变为消极抗战，积极****了。政治部也就变成了推行这项反动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时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总理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和副部长周总理合影六、参加武汉会战1938年三月，武汉政工会议结束后，父亲和他的秘书余善长一同回到徐源泉部的四十八师，参加了武汉会战。武汉会战是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武汉会战中，有超过一百万名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南岸及北岸，横跨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省，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战线长达400余公里。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重新划分战区，制定战略防御部署，将重点放在武汉外围。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军、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等天然屏障，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从6月到10月底同日军展开了一系列英勇的防御作战，使敌在推进途中付出重大代价。在武汉保卫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敌激战，取得重大战果，共击落日机62架，炸毁日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作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由于中国军队各处顽强、持续的阻击，各路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迟至10月底才完成由东、南、北对武汉的三面包围。最后，中国军队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未与敌决战，而是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近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视察武汉会战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徐源泉（1886～1960年），湖北黄冈人。20岁之后先后就读于安徽随营学堂、将备学堂。南京陆军讲武学堂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1937年参加南京会战，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外围战役地段选在安徽、江西沿江城市进行，为了阻挡日军进攻，迫使其缓慢侵略步伐。当时，第五战区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在安徽境内与敌激战后退守霍山、六安等地阻敌前进。杨森部队守安庆，因力量悬殊血战四昼夜退出。徐部由霍山出太湖切断日军后路，令敌人伤亡惨重。8月16日，徐部退至湖北，驻大别山南麓以侧面阻击沿长江北岸来犯之敌。9月29日，日军以海陆空三军配合作战，攻陷田家镇要塞，10月24日，日军破黄陂，打开通往武汉市的最后一道屏障。徐所属二十六集团军在潜山王家牌楼一战伤亡惨重，徐遂率部往平汉铁路（京汉铁路）以西转移。抗战后期，徐源泉全心致力于实业。此前，徐驻军湖北，早已于军事之暇开始商业和工业活动，在沙市、汉口、湖南沿江设码头，购置轮船十余艘，发展内河航运，另在汉口、汉阳开工厂、银行、公司，利用执掌军权的便利，于商业经营中牟取暴利。来到重庆之后，徐驾轻就熟，继续在川江上发展他的航运事业。1945年，抗战胜利，徐源泉回到武汉，彻底退出军界，全然是一个响当当的一个实业资产者了。1949年以前，徐任大冶源华煤矿公司理事长，在沙市修马路建公园，赞助修建仓埠与邻县相通之公路，成立汽车公司、轮船局、在家乡开办电灯厂、轧花厂、碾米厂、印刷厂、女子针织业社、药店，及其它店铺等等。武汉解放前逃往香港九龙。1962年去世。父亲就当年在四十八师参加武汉会战，也写下了一篇回忆录。《参加武汉会战》1938年，参加武汉政工会议以后，我回到徐源泉部四十八师，任政训处上校处长，徐源泉的部队为****第十军，辖有丁治磐四十一师，徐继武四十八师，还有韩濬的一个独立旅。韩濬原是蒋介石派去的政工人员，因和徐源泉为同乡，遂被保荐为旅长。该军过去多是直鲁部队，战斗力强。只韩濬本人则胆小如鼠，该旅素质较差。另外该军帮会分子很多，凝聚力强，必要时可以化整为零，也能很快集中起来，这是该部的一个主要特点。我刚到该部时，该师原有政工人员中有黄浦军校三期以下的数人住在汉口，由于胆小如鼠，不愿去前方作战，经我反复劝说仍不愿去。因此，我请上边把他们另调别处，同时重新配备政工人员齐全后，我同秘书余善长带着新配的政工人员去该部队工作。徐源泉部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奉调参加抗日战争。武汉保卫战初期，安庆、太湖、潜山一带作战的有徐源泉的二十六集团军和川军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以及王钻绪的二十九集团军。武汉吃紧时，杨森、王钻绪两部奉令撤入江南，徐部则奉令进入大别山，归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指挥，后又归李品仙指挥，进行游击战。大别山位于鄂皖交界，扼江汉、江淮之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第五战区第21集团军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屡次切断长江航道，对武汉、合肥、南京等日军占领区形成了巨大威胁。因此，日军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九三八年后，日军多次进攻大别山均未得逞。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一九四二年底扩大到以立煌为中心的二十余县；人民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形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世外桃源”。一九三八年三月，我跟随徐源泉部四十八师师长徐继武，经罗田、英山，进入大别山区。部队先在潜山驻防，后又移驻水吼岭。这里地处深山，风景优美，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还有温泉瀑布。而且山势险峻，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真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可谓人人留恋，不愿离去。当时，这里还有许多逃难的青年学生。徐源泉为了组织他们参加抗日，部队专门成立了战地文工团，动员招收了四十多名青年学生参加。这些学生大多是平津流亡的大学生。战地文工团由我负责领导，我即跟着徐在总部工作，每天深入各乡村做抗日宣传工作。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附近也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传队。因为国共合作，除了我们的战地文工团演出外，我还多次请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传队给徐源泉的总部官兵和一部分部队演唱抗战歌曲。特别是“抗日流亡三部曲”最能感人。记得每天部队驻扎地歌声嘹亮，声震山谷，听者无不伤感落泪。在抗日救亡宣传的鼓舞下，当地许多老百姓，也踊跃报名参军，投身到抗战的热潮之中。以后部队移驻岳西时，日寇飞机发现后，曾大肆轰炸。在一次轰炸中，队伍被炸的血肉横飞，我身上也被弹片击中，腿部受伤，衣服上沾满血迹，所幸没击中要害，还能奔跑躲避。当时我身后有十多人跟着我跑，我觉得莫名其妙。事后我的勤务兵告诉我说:他们看你身体胖，有福气，炸弹不炸大命之人，所以都愿跟着你躲避。这虽是笑话，但可见其迷信之深。记得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间，日寇板垣、矶谷师团向大别山麓平原西进，分两路进攻，一路向平汉线前进，妄图截断平汉铁路，使我平汉路南北部队无法联络；另一路由六合公路进攻商城、威胁麻城，企图包围武汉。这时徐源泉部奉命由岳西向六安丶合肥前进，进行阻击。到合肥后，部队就在合肥城东包公祠东北地布防。韩濬旅布防刚完，敌人炮兵就向合肥城开始炮击，除大炮攻击外，敌机还在上空轰炸。合肥城内落弹十多枚，炸死军民数十人。为避开敌人正面进攻，徐源泉即放弃合肥，率总部直属部队向肥东梁园、店埠一带迂回，向六安转进，并命所属师旅也向六安开拔。因六安、合肥公路之间的一段桥梁被先撤的李品仙部队破坏，以致许多炮兵无法通过，大炮、辎重逐尽数被遗弃在公路两旁。到六安后，部队又奉令接替川军杨森防守安庆的任务。我跟徐源泉少数随从人员到安庆见到杨森时，他正准备撤走。一见面就把我们让到房间内，令作战参谋指出墙上敌我双方态势图后，就取下地图表示要我们接防，他便匆促地撤走了。徐源泉看情况不佳，也急忙返回六安，不敢派兵接防安庆，安庆逐为空城。这时我们已知道李品仙大军要从大别山撤退，徐源泉问李品仙的一位保安处长，关于六安监狱在押五、六百人犯问题和六安县粮库如何处理。该处长回答，监狱在押人犯已判死刑的处决，轻的酌情法办，粮库必要时你们处理。问清情况后，徐源泉要我带兵一连去监狱处理。我到看守所，先令所长将囚犯名单及案情重查询，后因时间紧迫来不及详细审询，就将已判处死刑，而且是谋财害命又吸食鸦片的十一人及—名因通奸害死本夫的女犯共十二人提出枪决，其余约五、六百人，令即刻卸去刑具，集合讲话。我大声向他们说，“你们愿意打日本鬼子吗？”大家一致回答“愿意”。随后，我从他们中间挑选了二十多名身体强壮，而且善于打枪的跟着政训处、为我们运送行李和担任警卫人员。其他四百多人则补充到徐的总部当运输队。另外还有一百多人，属于老弱病残，我给他们每人发了些粮食，当即释放，让回家自谋生活。处理完监狱事务后，我又返回粮库，打开仓门，让当地民众随便取粮。事后徐源泉总司令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十分满意。我们在六安将当地地方上的事务处理完毕后，这时已到六月下旬，敌人又占我安庆，再陷潜山、太湖。徐源泉率部经独山，佛子岭，松子关，木子店到了湖北麻城。正准备向宋埠前进，直趋武汉。忽又奉令掩护左翼兵团撤退。在麻城的一个晚上，我恰好遇见了孙连仲，他是过去在二十六路军时我的老上级。当时孙连仲被任命为第三兵团司令，参加武汉保卫战，正在大别山小界岭一线阻击日军南下。一阵寒暄后，孙得知我部即将去武汉，孙连仲叫我立刻领他去见徐源泉。因孙是我的老上级，我也不好规避，只好将孙领到徐的指挥部。孙、徐两人见面后，因为徐不服从掩护左翼兵团撤退的命令，准备私自行动，两人为此大吵了一顿。但最后徐还是听从了孙连仲的意见，放弃了去武汉的计划，下令四十一师，四十八师暂时留在麻城，担任掩护左翼兵团的任务。接受任务后，左翼兵团迅速撤走。就在一刹那，日冠的骑兵，坦克部队沿麻黄公路冲来。徐源泉见部队直退武汉已有危险，马上命令四十一师，四十八师所属部队化整为零，绕过平汉铁路在沙洋集中。而徐的总部和直属营连约六、七百人沿公路后撤。我们刚一上公路，就已处于敌人前后夾击中，部队迅速离开公路沿着小路向应城前进。刚跑到应城，县政府准备请徐源泉吃饭，尚未入席，便枪声大作。部队只好又赶快跑到河边沼泽地带坐船撤退。当时由于船小人多，大家拼命拥挤，船行一天，淹死了好多人。就连我的勤务兵杨载道，也连枪带人落入水中淹死，甚是悲哀。我们到了潜江，才找了个大一点的木船。这时天气渐冷，徐源泉和我们在船中铺着稻草过夜。在船上，徐源泉还开玩笑地对我说，“秦主任，我们睡的可是金丝被褥，享受的是皇帝的生活呀！”他的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到潜江后，部队和地方自卫队也已经联系上，在他们的帮助下，约一天功夫，就到了沙洋。这时其所属部队绝大多数已在沙洋会合。时年十一月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孙连仲等人揭发徐源泉擅自行动，严重违抗军令，应予严办。当时已将徐源泉扣押，后经军法总监何成浚求情，仅对徐撤职了事，释放至渝。徐后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他的部队后来由萧之楚军长整编。这是我参加武汉会战和大别山抗日战役的经过。战地文工团在大别山演唱革命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