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朋友都在催促,而且还都是一直很支持小鱼的朋友,小鱼心中有愧啊,知耻后勇,俺努努力,今天加一更好了。————佳节已过,积雪未消,桂园也不复平日的喧闹,变得冷清起来。眼下圣驾已近京城,大多数学子都聚往安定门附近,一面兴高采烈的讨论着,那场国朝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捷,另一方面,也是不想错过迎接凯旋将士的机会。而冬日的桂园,本也没有往日的气氛,除了几颗四季常青的松树,满园都见不到半点绿色,远近都是白茫茫的景象,空旷的园林显得有些萧索。不过,这里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的,若是仔细观察,可以看得到,就在那片最受欢迎的向阳斜坡上,正有一人垂首而立。这人穿着一袭白衫,又一直没有声息,因此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至少对来此寻人的李兆先来说是这样的。发现了要找的人,李兆先却并没有象往日一样,大咧咧的走上去,拍着对方的肩膀高声谈笑,而是放缓放轻了脚步,在心底发出了无声的叹息。杨府的噩耗是除夕夜里传出来的,今天已是初七,也许这消息在民间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百姓如今关注的焦点只有圣驾,可在士林当中,引起的反响却是极大。李兆先虽然从头到尾都不能算做是士林中的一员,但这消息,他也是在第一时间知道的,毕竟他有个堪称士林领袖的老爹,这消息在众朝臣之间传得沸反盈天的,他既然住在李府,又事关好友,又岂能对此充耳不闻?杨慎之所以在冬日里穿着一袭白衫,并不是为了耍帅,那是丧服,他正在热孝当中,他的心情与这萧索的冬日园林,其实也是有几分相称的。“用修……”李兆先低低唤道,插科打诨他是很擅长的,可说起如何安慰人,他就没什么心得了,何况眼下的情势也很难说是喜是悲。北疆大捷,北虏的首级已经在边墙处筑成了京观,据说那座人头垒起来的佛塔象山一样高,比之山峦叠嶂的燕山山脉都毫不逊色。据前几天传来的消息,皇上归京途中,去了一趟野狐岭,并指着被鞑虏攻破的关口说:“今后,长城还是要修的,不过修的材料不是土石,而是鞑虏的首级,只要鞑虏还在大明边疆滋扰一天,用人头修筑的关隘就会更雄伟,直至鞑虏死光,或者再也不出现在大明人的视线之内。”这等豪言,让人只是一听,便热血沸腾了,李兆先很清楚,同窗们听了之后,都恨不得立刻投笔从戎,往边关去建功立业,驱除鞑虏。就算不能,也要尽早完成学业,加入大明雄起于世的洪流之中,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中,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比之正德三年的离乱惊忧,接踵而来的正德四年是很令人期待和神往的。学院中,专修经史的学员,已经给正德三年起了一个乱离之年的代称,同时,也满怀憧憬的将正德四年命名为飞腾之年。这名字很贴切,也很符合大明人如今的认知,所以,消息一经传出,立刻不胫而走,迅速传播了整个京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戴。在飞腾之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了所有大明人的课题,尤其是对京城人来说,占先机的机会是万万不能错过的。所以,尽管除夕夜不曾如去年一样,举行各种表演和比赛,可京城整体的气氛依然是热烈,且喜庆的。与之相比,士林间的惊骇与愁苦,以及更进一步的凄凉,就是那么的不值一提了。大学士杨廷和在除夕夜自缢身死,放在弘治年间,这是足以让天下震动的大事,皇帝说不定都得为此节膳食,并且下个罪己诏什么的,否则就会被称为昏君。死谏是士大夫们最激烈的手段,而且只常见于低级的官员,尤其以御史为最,到了九卿甚至辅宰这一层,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因为后者的官职已经做到了巅峰,没有再进一步的可能性了,扬名什么的,当然也不再需要,大学士要考虑的,无非是如何将官职做得更久、更安稳罢了。不过,弘治年间士人势大,才会如此。在正德年间,除了士林中人,很少有人觉得杨廷和的死很悲壮,民间的说法都是在说,杨大学士是畏罪自杀。到底是死谏,还是畏罪自杀,重点不在于其人做了什么,而是在于其地位,和舆论权掌控在什么人手里。若是士人们依然保持着强势,杨阁老的死就是以死相谏,足以成为一柄犀利的武器,借此向皇帝发难,就如同他们在前朝无数次重复的那样。而杨阁老死后的名声,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史官们会以春秋笔法,将其定下来和定不下来的罪过全都一笔勾销。大明律没有多少法制精神,不少严重罪名都是需要当事人亲口承认,这才能定下来的,尤其是叛国、谋逆之罪。若非如此,后世之人翻开明史的时候,入目的又怎么会是那样的内容?有能力,有威望,上怀江山社稷,下念黎民百姓的清正官员不计其数,可大明朝的国势却日渐摧颓,最后归根结底,却是昏君太多的缘故。众正盈朝,只是几个昏君,就可以让国势败坏如此?这种说法难道不可笑么?杨廷和人既然已经死了,又没留下书信之类的有力证物,那么,就算有崔岩、王勋等当事人的指控,也不足以定罪,除非按照新的律法来追溯。所以,他的自缢算是相当明智的决断了。如果再考虑到他和正德之间的情分,还可能引起对方的同情,借此保全士林的元气,那么,杨大学士的谋略就更加令人叹服了。这种说法也在士林中占了上风,不少人都心存侥幸,想着是否能借机逃过一劫。不过,李兆先并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老爹李东阳也一样。去年的最后一天,除了除夕这个本身固有的性质之外,同样也是江南的战报传到京城的日子,宁王之乱被王守仁摧枯拉朽的平定了,士人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杨廷和的死同样也不是孤立现象,就在除夕那一天,不少士林中的死硬派,都自行了断,为自己的仕途人生画上了句号。他们是死在绝望之中的,同时也存了保全家族的主意。依照大明官场的惯例,官位到了一定程度后,致仕就已经是认输的表示了,对手应该大度的放手,不予追杀,这才是君子风度。正德和谢宏向来不以君子自居,这规矩当然束缚不了他们,所以,他们做的也更激烈一点,直接以死认输,希望能得到某种宽大。除了江南那事儿之外,谢宏是很少搞株连的,这也是他怪异的表现之一,心狠手辣,却对斩草除根不太热衷,这种思路委实与众不同。根据李东阳的判断,杨廷和可能还有另一层心思,那就是不连累儿子,然后以自己被逼死的事实,来激发杨慎的仇恨,让其幡然醒悟,以作后图。上行下效,谢宏不喜欢搞株连,学院中也弥漫着同样的氛围,杨慎和李兆先都是导师们相当看好的人,学子之间也有相近的共识。可以预计的是,在未来的新官僚系统中,杨慎很有可能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期待他接王守仁的班。若是杨慎心怀父仇,那就有了从内部颠覆的机会。这样的例子在小说评话中屡见不鲜,只是那些报仇的主角,往往都是隐名遁迹,直到最后打倒大反派的时候,才会亮明真正的身份,而不是杨慎这样摆明车马的套路。这一节,并不是李兆先自己想到的,而是他老爹告诉他的。李东阳说话时,也是唏嘘不已,很是感慨,李兆先很怀疑,自家老爹是不是也转过同样的念头,因此才能这么精准的窥破了杨廷和的心思。他一向不拘礼法,口无遮拦,因此倒也没什么避讳,直接就向老爹求证了,这爷俩多少有些差不多的地方,李东阳其实骨子里也有些不羁,面对儿子的质疑,他也是坦然相承,把自己脑子里转过的那个念头合盘托出。“我当然也是考虑过的,皇上如今摆出了这副不依不饶的架势,与其在清算中身死名裂,莫不如自行了断,少受些苦楚不说,还能留下点念想,然后,我就想到了身在学院中的你……不过,我仔细想了想,指望你确是太天真了些,就你这个不着调的性子,就算父仇,只怕也记不了几年,所以还是算了罢,等皇上回来,我就上辞表,其他的,就听天由命吧。”被老爹如此看待,李兆先倒也不觉委屈。一来他本就是这种**不羁的性子,二来书院的教习时常强调‘国家’二字,其中国是在前面的。这样的说法,和儒家的大义也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儒家纲常当中,是以君来代指国的,其实就是一回事。驱除旧官僚,以百家之学取代儒家道统,这是对国家有利的,会让国家更加强大,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没有私人情分立足的余地。李兆先本来就不是那种书呆子,很快就接受了这些新观念,到了如今,已经有些根深蒂固的感觉了,让他以私仇来颠覆国家大事,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何况,随着对新制度的日益了解,他隐约有种感觉,那就是新制度当中,个人的力量将会变得越来越渺小,那种从内部颠覆的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其实不光是新制度,儒家独大的旧官僚制度也有同样的属性,只要进了体制内部,就别想违背大势,如果谁想这么做的话,整个体制中的相关利益者,都会向其猛压过去,让其万劫不复。前朝变法的拗相公就是明证,他身居相位,又得到了皇帝的全力支持,门下更有弟子门生无数,实力不可谓不强,可结果呢?勉强支撑了十几年,新法终究还是变成了镜花水月,身在体制之内,想要颠覆体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李兆先很担心好友,生怕对方钻了牛角尖,以至于步了杨廷和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