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关 两宋时期医政法令、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自己登上皇位，建立宋朝，以汴粱(今开封)为都城。继而又结束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局面，中原暂告统一，但与当时的北方辽国，西方的西夏，仍然对峙。其后历经九帝，至1126年，被北方倔起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占汴粱，徽、钦二帝被掠，北宋灭亡。滋宗九子康王赵构渡江移都于临安(今杭州)，亦经九帝，至1279年为蒙古人所灭，史称南宋。两宋共计319年。宋朝实行中央集权，赵匡胤即位初期，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由他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文治，在国家职能上，增强文职官员对国家大事的筹划，并积极推行科举制度，选贤任能。在经济方面，宋代徭役税收在不同地区较有减轻，加上农田水利建设和科技文化进步，宋代初期社会生活确曾出现了比较繁荣局面。但自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的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渐衰退。南宋偏安一隅，与金元对峙，政府奸佞当道，置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于不顾，只集中注意力横征暴敛，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以加强对人民精神束缚，致使爱国的文臣武将才华得不到发挥，国家从衰弱终于灭亡。宋代是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和应用是它的重要标志。由于中外交通日益发达和内陆漕运的需要，宋代造船业较前大有发展，海船航行中有“指南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航海事业。中国磁器、茶叶等大量出口，而南亚、中亚各地所产药物、香料等又大量输入我国，以至有宋一代，使用辛香药物逐渐增多。还应指出，宋代文化事业发达，是和造纸与雕板印刷术的飞跃发展分不开的。我国利用竹子造纸，原料无缺，加上技术进步，使造纸业发展很快。至于雕板和印刷，虽创始于唐代，但至北宋时，我国南北各地均拥有一批雕板高手，当时官修多种书籍规模很大，也促进了我国雕板事业的发展。北宋中期毕升发明活字板，更标志我国印刷事业的进步。北宋中期，还有一些文人对宇宙起源，以及人的精神，(理)和物质(气)的依存关系等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各自发挥了义理性命的论说。到了南宋，著名学者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对太极、理气作了全面总结，提倡欲存天理必须克服人欲，其理论很符合封建统治者需要，因此很受重视。后世更被推祟为儒家正统。另外，从北宋开始，历朝皇帝都很祟信道教。如宋太沮赵医胤纂修《开宝本草》就吸收道士马志参加。宋太宗纂修《太平圣惠方》，主撰者王怀隐也曾当过道士。宋太宗还曾诏见华山道士陈博，并赐封号。至真宗时，他续修《道藏》，在各地大建道观。至徽宗赵佶时，对道教更加祟信，他曾封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而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赵佶主持编纂的医学书籍《圣济经》和《圣济总录》，其中的相当篇幅反映了他崇信道教思想的内容。北宋历朝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宇文虚中也都参加古医书之整理，苏拭、沈括、陈尧叟、孙用和均有个人收集的医方著述，计北宋现存的医方与临床各科医书约近百种。至于由于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增多，都反映了一定历史时代的背景和各自特点，宋代医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的发展，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以及临床各科的进步。两宋时期医政法令、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一、医政法令有宋一代，历朝皇帝都相当重视医药事业，屡次颁布关于医药卫生的诏令和制定律令，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稿《宋刑统》等记载，仅北宋时期颁布的医药卫生迢令就有200多条，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无法比拟的。在这些医事诏令中以派遣医师防治疾病者最多。此外，还颁有关于征集、校正、编撰医学书籍;举办社会慈善机构和医院;改革与普及医学教育;提高医学与医师社会地位;改革旧习俗和禁止巫觋，开办卖药所，实行进口药专卖;修订或颁布本草专书;重用道士医生和草泽医生等等医政法令。宋代律令大都承袭《唐律》。《宋刑统》是宋代的一部法典，有关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律令将医生的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区别对待，使医生不致遭误杀。也对工匠、奴婢、士兵等下层人的医药保障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饮食卫生方面，对造御膳或外膳凡犯食禁者分别处以绞罪和杖罪，实际上是宋代的食品卫生法。《宋刑统》对同姓结婚者约处罚沿袭《唐律》，以律令条文固定下来。关于病囚的医药也有规定，对病因应给衣食医药、有病未愈不准拷打。为保障婴儿生命，防止流产，怀孕犯妇产后再行拷决，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宋代的医政法令总的说来，许多措施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又有些法令是专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订立，或者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连，且条文规定往往与具体执行并不一致，甚至徒具形式而已。二、医事制度宋代医事制度沿袭唐制而有所改革。医事行政与医学教育各设机构，分别管理。翰林医官院掌医政和医疗。太医局，则为管理医学教育造成医学人才的机构，使医事行政和医学教育分工明确，二者各有专责，有利于医药行政管理的实施和医学人才的培养。这是宋代医学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中央医事机构翰林医官院是中央较高品位的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掌供奉朝廷医药，对内廷、朝臣疾病以及军旅、学校、民间疾疫派遣医官治疗，元丰元年(1078)六月，翰林医官院改为翰林医官局，其职能仍旧。翰林医官院初期，医官编制庞大，嘉祐二年(1057)医官院自直院发下定员142人，但后来却恣意叙迁、荫补、以致员额滥冗无度。宣和二年(1120)自和安大夫至祗候竟然达到1096人。后经过裁汰，宣和三年(1121)医官额减为350人，绍兴三年(1132)更减为43人。宋代职官十之八九官与职分离，本官不管本职，医官职位用武阶，徽宗鉴其弊端于政和二年(1112)，改医官职位武阶为文阶，共计22阶，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为从六品，是医宫中官品最高者，翰林医学为从九品，是最低者。翰林医官的录用，选40岁以上，经过考试本科经义或方脉用药，以通六七分以上者为合格。为了补充医术精良的医官，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诏命文武臣，从各州县民间医生中保举人才，经初试合格者，参加次年省试，合格者五人取一名，给帖补充习医生，二次省试，五人取一名，成绩八通补翰林医学，六通补抵候。(二)地方州郡医官制州郡也有医官。元丰六年(1083)规定医生数额：京府节镇10人，内小方脉3人，余州7人，小方脉2人，县每万户1至5人，3人以上，小方脉1人，遇有缺，差官于历习方书试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给帖补之。政和元年门(1111)规定：京府及上中州设医学博士(政和九年改作医博士)、助教各1人，下州设医学博士1人，诸州医学博士、助教阙，由本州医生中选医术精良者补充;如无合格人员时，选能医者通过考试录用，诸职医;助教、医生医术不精，治疗多失误者，经上级查验属实，另选合格者充任。(三)国家药政机构宋代药政较为进步，药物管理设有尚药局，专门负责御药、和剂、诊疗疾病。又设御药院，为皇帝御用药房，多由宦官主管。1、尚药局属殿中省，为六尚局，(尚食、尚药、尚酝、尚衣、尚舍、尚辇)之一，设有典御2人、奉御6或4人、监门2或1人及医师。此外，尚食局设有食医4人经管皇帝的膳食，似今之营养师。2、御药院至道三年(公元997)设置，属内侍省。起初御药院以入内内侍3人掌管，仁宗天圣四年(1026)又置上御药及上御药供奉多至9人。崇宁二年(1103)年御药院一切供御汤药的事改归尚药局管理，鉴于御用药品之重要，又增置内臣监官4人为奉御。御药院职责是检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此外，保管加工炮制国内外进贡药物，采购药材，官员也常奉敕出使，如代表皇帝向驻边臣帅赐药，率太医给疫区送药。(四)官办药厂与药店宋代药物被列为专卖品，由市易务卖药所经营。熙宁九年(1076)神宗诏令撤消合并旧有的熟药库、合药所、卖药所，在京城开封设置太医局熟药所，又称修合卖药所，通称药局。委官监制和销售成药，为官药局的创始。熟药所出售的成药比生药使用方便，很受医生和病人欢迎。经营一年来，收息钱二万五千缗，效益显著。崇宁二年(1103)熟药所增加至5所，另设“修合药所”2处，为制药作坊。政和四年(1114)“修合药所”改称“医药合剂局”，“熟药所”改称“医药惠民局”。南宋绍兴六年(1136)于临安设熟药所4处，其一为和剂局，由翰林医官院选保医官辨验药材。绍兴十八年(1148)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熟药所除日常以优惠价格向民间出售药物，向地方批发，交换药材外，还制定有每逢夏季，冬季和疫病流时施医给药制度，轮流值班制度，药品检验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制定及实施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医药学史上有其积极意义。熟药所的设立，使《和剂局方》得以推广，成药使用有所普及，给民众医治疾病带来了便利，是宋代医学发展的特色之一。可惜原是嘉惠人民的官药局，随着宋政府的日益腐败，变得有名无实。(五)与医有关的慈善机构1、安济坊政府设立病坊收容穷困无靠病人，给予医药照顾，滥觞于南北朝，唐代有悲田养病坊之设。宋代的病坊设置有较大发展。崇宁元年(1102)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又有厨舍以调制汤药饮食。另有养济院收容臣病在道，旅店不能容留者，轮差医生诊治，俟病愈后再给钱米遣还乡里。政府对安济坊的医生和管理人员订有奖惩条例，并委官经常检察。此外，当时地方官绅也有个人出资建立病坊，从事慈善事业，收治贫困无靠病者。宋代病坊备有病房，医生和记录治疗效果与失误的，“手历”(类似令之病历记录表)，以便年终考绩，其组织已渐具“医院”雏形，理宗绍定二年(1229)绘制的平江图(藏今苏州市博物馆)已见有“医院”地名记载(宋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会，该府即今苏州市)。2、居养院居养院始于唐代的悲田福田院。宋元符元年(1098)淮东路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崇宁四年微宗赐名“居养院”，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3、福田院宋仁宗以前，京师已有东西两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嘉祐八年(1063)增南北两福田院，各院有屋50间，所养各以300人为额，内藏年拔给经费5千贯。4、漏泽园元丰间(1078～1085)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崇宁三年(1104)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扩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5、慈幼局淳祐九年(1249)理宗给官田五百亩，于临安创建慈幼局，收养遗弃的新生儿，并置乳母喂养，无子女者可来领养。慈幼局的建立为育婴堂的嚆矢，6、保寿粹和馆创立于政和四年(1114)，是掖庭宫人养病之处，位于宫城西北隅建官设属。宣和七年(1125)，徽宗下诏撤消。7、病囚院此院亦称病牢，为监犯治病的医院。真宗咸平四年(1001)，今诸路置病囚院，医治持杖劫贼、徒、流以上病囚，其它病囚得保外就医。三、医学教育宋代医学教育虽不如唐代稳定，却有所改革和发展，医政与医学分立，太医局成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一)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医学教育设立机构，始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太常寺置太医同，于翰林院选拔医官讲授医经。王安石变法后，推行三舍升试法，改革医学教育。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不再隶于太常寺，成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开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置提举及局判、管勾官。局判以知医事者充任，掌医学教授学生。通常每年春季招收学生，以300人为额，采取“三舍升试法”分级教学，外舍(低年级)200人，内舍(中年级)60人、上舍(高年级)40人。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本科学生必须兼通其他有关学科，所谓“三科通十三事”，即要求各科学生有广博的基本知识。(1)方脉科：必修大小方脉及风科，兼习《脉经》、《伤寒论》。(2)针科：必修针、灸、口齿、咽喉、眼、耳，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龙木论》。(3)疡科：必修疮肿、折伤、金疮、书禁，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三科必修的公共课程则是《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千金要方》。在针灸教学中采用王惟一发明铸造的针灸铜人，进行直观教学，也是历代医学教育的一大创举。考试访大学之法，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成绩分为优、平、否三等。优良者升为内舍，每年一次会试，及格者升为上舍。还根据学生的品德和技术水平，将上舍分为上、中、下三等。学生在学期间为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除课业学习外，还要参加临诊，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的学生及各营将士治病，年终根据每个学生的临床记录考察其成绩，按疗效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其失误多者，酌量轻重给予处罚，严重者勒令退学。元丰改制后，太医局隶太常礼部，学生限额300人，设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小方脉(20)人、眼科〔20)人、疮肿兼折伤(20人)、产科(10人)、口齿兼咽喉科(10人)、针灸科(10人)、金镞兼书禁科〔10人)，神宗死后，王安石新法天折，医学教育一度实行的“三舍升试法”也被废止。崇宁二年(1103)微宗诏令另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吸收儒生学医，造就有文化素养的医学人才，以改变医学的社会地位，医学教育恢复“三舍升试法”。由于徽宗的倡导，当时五运六气之说盛行。运气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列为各科必试科目。公试合格后，选取医疗技术精良者充当药局医师以下职务，其余各以其等第补官，或派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州医学教授。(二)地方医学教育宋代地方医学教育也较发达和普及，嘉祐六年(1061)，各道、州、府仿照太医局的教学方式，设立地方医学，吸收本地学生习医，选官管勾，由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学满一年时，委官进行考试，合格者补充为地方医官。学生名额大郡以10人为限，小郡以7人为限，其中小方脉专业各为3人。政和五年(1115)，州、县医学隶属于当地提举学事司，学生分斋教养，设科及课程均仿太医局。两宋时期校正书局与医书大量刊行一、政府编纂、校正、颁行的医书宋王朝对医学事业较历代为重视，政府多次组织官员学者集体编纂医书，更建立专门机构校勘、刊行，医书得以广泛流传。(一)政府组织编纂的医药学著作：在药物学书籍方面宋政府曾7次组织人力、物力对大型药物学著作进行修订、校正。在方书和方剂学著作方面政府也曾4次组织医官集体编纂大型方书，并组织官铸针灸铜人，编纂针灸图经。最值得一提的是校正医书局的成立。宋以前医籍多赖辗转手抄，流传，以致讹误、衍脱很多。宋政府在开国不久即诏令征集收购医书，进行整理、修订。嘉祐二年(1057)仁宗采纳了枢密使韩琦的建议，设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校正工作，并命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为校正，后又增命孙奇、高保衡、孙兆为校正。这是我国出版史上首次由政府设立的医书校正专门机构。校正医书局设立后，搜求佚书，征集众本，进行严肃认真地校正，“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见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几乎一言去取必有稽考。每完一书则作序陈述校正崖略并予以评价。随即奉请皇帝，亲览，然后交由国子监刻版刊行。经过校正的医书大部在熙宁间(1068～1077)陆续印行。宋代对医籍的校正和刊行对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又得力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改变了手工抄写的落后局面，使这些古代医籍能够刊行流传至今，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经校正医书局重修、刊行的医药书籍，现在可知的有：1、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正后改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皇甫谧《针灸甲乙经》;3、张仲景《伤寒论》;4、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5、王叔和《脉经》;6、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7、王焘《外台秘要》;8、掌禹锡等《补注神农本草》;9、苏颂《图经本草》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仿本三大系统，官刻本指的是政府机关刻书。官刻本又有中央和地方所刻的区别，中央所刻之书以秘书省国子监最为著名。当时国子监除镂刻经史外，也很注意校刻医药书籍，印行书籍还可公开售卖，并允许读者付款续印。中央官刻本以北宋时为多，地方官刻本则多见于南宋，南宋地方政府各司用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公使库本”。此外，各州、军学、部学、府学、县学、宫以及书院也都有刻书。宋代印本书籍已大为普及，官刻的医书种类最多，数量最大。北宋初中央官刻医书有;《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要济众方》。校正医书局所刻刊行的医书计有《补注神农本草》等10部，已如上文所述。南宋偏安江南后，国势衰弱、财力日础，因而中央官刻医书种数极少，仅三、四种。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很少，主要有：熙宁二(1069)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外台秘要方》40卷。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和数量都比北宋时为多，主要有：司库副本9种，郡斋本8种、书院刊本10种。此外，地方官也有医书刊刻，如《魏氏家藏方》、《医说》和《小儿痘疹论》等多种。二、书商与医家个人列刻的医书(一)书商刊本书商所刻之书统称为坊刻本。宋代书坊有很大发展，有的刻书馆历史悠久，刻书流传广泛。宋代坊刻较多，以浙江杭州印的浙本为上、四川刻印的蜀本次之，福建刻印的闽本又称建本或麻沙本最下。闽刻本主要有：《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等4种，麻沙刻本主要有《本草衍义》等4种。浙刻本及其他坊刻本主要有《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4种。(二)医家私人刊本宋代医家多有私人出资命工刊刻自著或其他医书，以广流传。主要有史堪的《史载之方》;庞安时门生魏炳刊刻的《伤寒总病论);朱肱曾校刊《金匮要略方》、又刊刻自著《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重校正南阳活人书》;阎季忠刊刻《小儿药证直诀);寇约刊刻《本草衍义》;严用和刊刻自著《严氏济生方》。两宋时期卫生保健与养生两宋时期，在清洁环境、灭蚊除害、推广火葬、开办商业性浴室、饮用开水、制定卫生法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宋儒养生流派的形成，使中国传统养生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一、卫生保健古代都市街道多为土路，通风尘埃飞扬，极不卫生。宋代采用洒水或在地面上铺砖的办法来减少或防止尘土的污染。南宋时，临安(今抗州)还有专门处理粪便和治水等秽污物的职业。如吴自牧《梦梁录》，卷13载：每年春天政府令“淘渠人”疏浚河道阴沟。“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宋代人们采用更多的驱杀蚊虫方法，如北宋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载有艾熏驱蚊法;储泳《祛疑》则载有香药驱蚊，南宋民间有从事制作和销售驱蚊药的行业。此时火葬在民间较前代更多地采用，尤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因不能安葬在漏泽园内，只得用火葬。也有死于他乡逆旅者，火化后携骨灰而归的。当时已有专门火化的设备。如吴县城外通济寺内，设有“化人亭”。宋代的一些城镇中，出现了商业性浴室，对普通人开放。宋.吴曾《能改斋漫笔》卷1记载这类浴室门上以挂壶为标志，这大大方便了普通民众的洗浴，于个人卫生大有益处。人们在沐浴的同时，还培养了剪指(趾)甲等卫生习惯。饮食卫生方面较为突出的是宋人提倡饮用开水，庄绰《鸡肋编》说：“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可见在家中饮开水就更为平常了，北宋欧阳修《憎苍蝇赋》说：“一有玷污，人皆不食”，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人们讲究卫生，不食被苍蝇玷污的食物。二、养生宋代政府比较重视医学和养生学，在《圣济总录》中，就有两卷专论导引，如卷199辑录了晋唐以来常用的导引、按摩方法，如鼓腹淘气、导引按跷、摩手熨目、下摩生门等14种。其中，运动水土”有“转手摩肾堂令热”，即是后世擦肾俞穴法。这些健身方法多为后世气功养生著作所引用。卷200“神仙服气”为介绍吐纳法的专篇。八段锦是由八节动作编成的一套有保健作用的动功锻炼方法，据载，至迟在北宋末年就已有八段锦之功法，如后世的“武八段、坐式八段锦、十二段锦、十六段锦均在八段锦(立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两宋时期，养生类著作时有问世。养生专著蒲虔贯《保生要录》，根据华佗“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的原理创编了一套“小劳术”，包括挽弓、拓石、筑拳、摆臂、顾首、转腰、洗手、摩面等导引按摩法，简便易行，颇有特色。陈直《养考荤亲书》着重论述了老人的食治及四时养生。后经元代邹铉增益，改称《寿亲养老新书》。该书以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论述养生之道，十分强调保养元气，还强调精神心理卫生的意义。两宋时期，出现了一批主张四时摄生与季节导引的养生家。他们多以《素问.四气调神论》等医经为依据，结合民间与作者的养生经验，阐述或推衍经旨。此类书中较引人注目的是《陈希夷二十四气坐功法》，书中载有按二十四节气制定相应的二十四种功法，并分治二十四类病症。这套功法常被明清之后的养生著作所引载，流传很广。宋代，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不少文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皆通医学及养生之道，其中尤以苏拭最为突出。在《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苏沈良方》、《道枢》、《类说》等著作中，都有苏氏养生之论，如认为“养生者必以胎息为本”，详尽生动地叙述了胎息的具体练法，即想象呼吸之气“如熏炉之烟，烹鼎之气”，而且“心不起于念”，强调入静与存想，不同于晋唐时期强闭呼吸之练法，已有较大的进步，《苏沈良方》载“上张安道养生诀”，介绍了他“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的锻炼方法，并说自己平生“颇留意养生”，“其初效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在养生史上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