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迷梦久远(上)

第二章 迷梦久远（上）一炸毁柳条湖铁路，只不过是关东军为采取军事行动寻找一个借口。占领中国东北，以军事力量摧毁东北地方政权，将“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为了实现日本人数百年的大陆梦，摆脱日本国内的种种危机，关东军踏出了这看起来极其危险的一步。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俄罗斯相望，东临太平洋。由本洲、九洲、四国、北海道四个大岛和数千个小岛组成，面积约三十八万平方公里（一九三○年）。日本境内多山，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超过七成。日本平原面积狭小，耕地十分有限，火山活动频繁，海岸曲折复杂，人口约六千四百五十万（一九三○年）。日本，中国古代称之为“倭国”、“扶桑”、“东瀛”。据考，大约在公元五世纪初，日本各部落统一后才建立的国家，国名开始定为“大和”，以太阳为图腾。(根据日本的神话传说，神武天皇于公元前六六○年二月十一日统一日本，建立日本国。)受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公元六四五年六月，日本通过宫廷政变，废除大豪族垄断政权的体制，开始确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体制。孝德天皇即位后，定年号为“大化”，改国名为“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迁都难波（*大阪），颁布了《改新诏书》进行一系列改革，史称“大化革新”。大化革新废除豪族对土地和部民（奴隶）私有制，把土地和部民收归国有，建立起封建土地国有制。效法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将土地授给农民耕种，农民向国家纳租赋，服劳役。但是，小农经济经不起风浪，在天灾人祸频繁相逼之下，背负着沉重租赋劳役的农民两极分化，土地日趋向少数人集中。同时，由于人口的增加，国家逐渐无土地可授。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增加税收，国家鼓励土地开垦，颁布了新开垦土地永久私人化的法令。贵族、官吏、僧侣等特权阶级，凭借其特权地位，有位田、职田、功田、寺田、神田等，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其后更依仗着权势和财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土地兼并，组织人员进行大规模开垦，一个个私人庄园建立起了。在土地私有化的同时，失地农民也随之庄民化，丧失了人身自由，庄园逐渐形成了独立王国。随庄园经济的兴起、发展，在争夺土地和政治权力过程中，地方官吏、豪族、田庄地主通过宗族血缘关系和利益主从依附关系，将家族成员和仆从武装起来，逐渐形成新的军事组织—武士团。又通过相互争斗杀戮、融合呑并，众多的武士团进而组合成为少数豪族（封建大地主）的武装力量—武士集团。随着田园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封建土地国有制逐渐崩溃，拥有大量土地和强大武装力量的豪族，在本区域掌握了行政权和司法权，形成了封建割剧。从此，藩阀林立，武士遍地。由于彼此的利益依附关系，武士逐渐形成了的一个特殊阶级，并具有排它性。在本质上，武士阶级就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上层武士就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地主。中央政权失去了经济基础，养不起军队，不仅无法消灭封建割剧，最后还不得不依靠豪族的武装力量来维持自己统治地位。于是，豪族的武装力量，不仅担负起国家军事力量的职能，影响着国家政治生活，其上层人员还逐渐进入国家权力机构。最后，武士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全方位取代贵族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一一九二年，实力最强武士集团—关东源氏在争斗中取胜，建立了第一个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军事统治政权—镰仓幕府。武士阶级代表人物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执掌国家政权，管辖大大小小几百个藩国（领主）。天皇只在名义上是国君，除了能决定年号外，无权任命国家官吏，甚至不能给僧侣封号，成了一个傀儡。岁月虽然漫长，但历史的车轮毕竟总是向前行驶的。进入十九世纪后，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缓慢地发展着。德川幕府世袭不变的封建等级制度，为了稳固政权统治而实行的闭关锁国和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其统治基础。一八五三年七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马修·培里，率领四艘黑色近代铁甲军舰闯入日本江户湾，以军舰上的六十三门大炮进行武力威胁，迫使德川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打开了紧锁的国门，如同邻居大清国一样，被迫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可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并不是那么好接受的。随着商品和资本不断进入，日本的主权渐渐丧失，封建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与邻居大清国同样，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之中。在地方武士阶级“爱国主义”的压力下，德川幕府被迫宣布“攘夷”，却又无实力领导“攘夷”，结果导致了地方实力派—西南强藩联合“倒幕”，幕府政治陷入严重危机。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由于形势所迫，最后一个武士政权的大将军德川庆喜被迫奏请“奉还大政”。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倒幕派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实行“王政复古”，一切权力重归天皇，日本近七百年的武士政权就此结束。十月十二日，十六岁的皇位继承人睦仁举行天皇即位典礼。取《易经》“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语，睦仁天皇把年号由“庆应”改为“明治”。善于向强者学习是日本的长处。明治政府面对这种形势，决定实行“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对旧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一八六八年四月，明治天皇颁布了维新改革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明治天皇发表(*给臣民的亲笔信)昭示臣民：“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冀终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维新有三大政策：一是“富国强兵”，即进行军制改革，建立常备军，创办军事工业；二是“殖产兴业”，即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三是“文明开化”，即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科学和生活方式等。“富国强兵”是目标，“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是手段。“富国强兵”本意是要使国家富足，兵力强大。强兵是为了镇压国内反抗者，抵抗外来侵略，目的在于守富。但明治政府则不同，要建立一支“内以镇压草贼，外足以伸张对峙之势力”的军队。有日本近代军队之父称号的山县有朋，后来在他上奏的《进邻邦兵备略表》中对此阐述道：“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始可守”。所以，“论兵之多寡，急于论国之贫富”。在山县看来，“富国强兵”真正含义应该是“强兵富国”。既然强兵是富国的基础，那么，建立一支天皇指挥的国家军队为首要。一八七○年十月，兵部省颁布了统一兵制的布告，要求各藩统一“海军以英吉利式，陆军以法兰西式”进行改革。一八七一年二月，政府从长州、萨摩、土佐三个藩抽调了六千二百七十五名藩兵，组成以拱卫京师、保护天皇为主要任务、直属天皇的近卫军，这也就是日本近代军队的雏形。随着各项维新政策的推进，“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后，拥兵割据的各藩国已不再存在，军人也不再为武士阶级专有。明治政府于一八七三年一月颁布了《征兵令》，将兵部省拆分为海军省和陆军省，开始实行义务兵制，组建国家常备军，直属天皇。与此同时，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年）在京都设立的“兵学校”起，日本就着手建立各类军事学校，培养军官。在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内，建立起地方幼年军校、中央幼年军校、士官学校（海兵学校）、陆军（海军）大学，以及军医、通信、工程、后勤等各种专门军事院校，军事教育体系完整。军队实行军事主官教育一元化，各级指挥作战军官全部都是从军事指挥院校毕业。日本是个岛国，有浩瀚的大海作为屏障，在漫长的历史中，除十三世纪下半叶蒙古人两次东征日本折羽而归外，几乎没有受到别国入侵的威胁。但由于土地狭小，资源匮乏，火山地震频繁，生存过于艰难，内部战乱频繁，纷争不止。因为长期的封建割据混战，谁的刀剑锋利，谁就是英雄；谁在杀戮中取胜，谁就拥有财势，使得日本社会极富于尚武传统。日本武士阶级统治日本近七百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受近邻中国儒学的影响，其尚武精神与中国儒学揉和，又混杂佛教、神道等宗教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武土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武士道。然而，尽管武士道以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这些信条作为装饰，有着眩目迷人的色彩。但在其本质上，不过是封建大地主（武士首领）为中下层武士所制定的卖身价格标签而已。中下层武士不过是封建大地主的打手，是看家护院和抢夺财富的工具，除了法律之外，封建大地主更愿意用道德律令束缚他们的身心。中下层武士没有资产，没有土地和别的谋生手艺，生存空间狭隘，只能依靠武艺卖身。要想卖个好价，那就得按封建大地主的要求，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武艺和忠诚度）。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武土武土重名轻死，为名敢于豁命（自已的命和别人的命）。几百年间，武士道逐渐深入日本人的骨髓，给日本整个民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由于有各种各样的色彩装饰，既嗜杀残忍而又儒雅虚伪的武士道，便以尚礼而好斗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身份制度、改革税制、实施户籍法、实施征兵制、颁布废刀令……等等，使武士阶级失去了世袭俸禄的经济基础、军职特权及外在标志，逐渐走向了灭亡。武士作为一个阶级虽然逐渐地被消失了，但是武士道却得到了新统治阶级的肯定并大力倡导。一八八二年天皇颁布《军人敕谕》，为军人定下了五条行为准则：“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贵俭朴”。这是日本武士道的升级版本：过去要求武士各为家主尽忠节，现在军人则统统要为天皇尽忠节。而“朕统帅兵马大权，委任臣下各司其职”，服从各级长官也就是服从天皇。即勇敢不怕死，服从上级，听从指挥，而且不问政治，在生活上不应提出什么要求。一句话，要心甘情愿地做战争的工具。在打造新型军队的同时，一八九○年明治天皇又颁布《教育敕谕》。要求日本国民以忠孝为道德规范，义勇奉公，做天皇的忠良臣民，把高版本的武士道进一步扩展到全体国民：日本军队是天皇的军队，日本国民就是天皇的臣民。一句话，日本就是天皇，忠君即是爱国。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明治维新一场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它把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带有封建性质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工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的同时，农业仍沿着半封建的小农经营的道路前行。日本农业人口占75％，生产增长缓慢，农民贫困依旧，这使得国内资源和市场与发展着的工业日益不相适应。同时，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剥削下的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工资极低，购买力低下，这就更加缩小了国内工业品市场。而且本来就狭小的国内市场，还要受到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侵占。市场狭小，资源贫乏，列强入侵，岛国地理，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一八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受其影响，股票价格下跌，工厂倒闭，出口减少，纺织品生产过剩。资产阶级想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但以日本的实力，远渡重洋进行海外殖民扩张是不现实的，因而只能对近邻中国和朝鲜进行扩张。日本的工业力量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想通过商品竞争、以经济的方式对中国和朝鲜进行扩张是也不可能的。“强兵”是为了“富国”。因此，既然经济手段不行，那就通过武力手段来达到“富国”目的。二日本是个贫弱落后的小岛国，那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的大陆，对于日本有着致命吸引力。有朝一日冲出海岛，踏上大陆，是日本最煦丽的幻梦。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日本钦慕、崇拜、模仿的对象。日本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大海，一次次地奔赴中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中国的一切。日本传统文化、科学技术、典章制度等等，渊源主要都是来自中国。两国的人口、经济、军事都相差甚远，历史上只有从中国大陆出兵征讨日本岛国的事实，还没有过日本从海岛出兵进入中国大陆的想象。最多也就是一些浪人、破落武士作为海盗，勾结汉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掠抢。可是，一代枭雄丰臣秀吉则要破这个先例。蒙古人，女真人都曾占领过大陆，日本人为何不可呢！他要将日本、中国、朝鲜三国合而为一，曾发誓：“在吾生存之年，誓将唐（明朝）之领土纳入吾之版图。”可惜，一五九二年和一五九七年，丰臣秀吉两次大举发兵入侵朝鲜均遭失败。他不但梦想破灭，而且还遭千夫所指，万人辱骂，最后气病而死。虽然丰臣秀吉“壮志未酬”，但也开启了“合三国为一”的对外扩张思想，为日本冲出海岛指出了一条道路。从那以后四百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众多的“爱国志士”为此前赴后继、不断地奋斗。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之下，日本应该怎么办？吉田松阴是日本民族扩张主义的“一代宗师”，他在《幽室文库》中献策道：“……　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乘间垦虾夷（*北海道），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在形形**侵略扩张思想的影响下，明治政府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目标。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远以文（媚）交，学习欧美列强的一切，期望得到欧美列强的好感，进而能修改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近以武攻，想通过是对近邻朝鲜和琉球的扩张侵略，以获得入侵中国大陆的跳板，进而征服中国，确立日本的“亚洲霸主”地位。在其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以坚定的称霸信心，顽强的扩张意志，实用的强盗手法，呑收琉球，蚕食朝鲜，不断地冲击、憾摇大清亚洲老大的地位。更从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四年的十年时间里，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节衣缩食，秣兵厉马，扩军备战。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大清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午年），因朝鲜东学党起义引发了清日战争。在新酿武士道烈酒的浸泡下，早已作为充分准备的日本军队，在战争中一举击败了自以为是、腐朽无能的清军。日本赌赢了这场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放弃朝鲜宗主国地位；割让辽东半岛；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澎湖列岛；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甲午之战取胜，虽然使日本终于冲出了海岛，踏上数百年魂牵梦绕的大陆。可是日本此时还只是“兵勇”，还谈不上“兵强”。在俄、法、德三国的联合干涉下，日本被迫同意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尽管最后未尽全功，但甲午之战意义重大：为日本打开了今后武力扩张的广阔道路，并且并且不算舰艇等战利品，获得赔款白银二·三亿两（约三·五亿日元）所获超过于日本当年财政收入（约八千万日元）的四倍，不仅弥补了战争开支，还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自一八四二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甲午战争后，更遭到列强们纷纷举刀瓜分，整个中国已经处于要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分割殆尽的危机状态：中国长城以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山东省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省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成为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瓜分，外国资本和廉价商品的进入，破坏了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中断了中国自然经济逐步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境地。主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并没有能挽救大清的命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外矛盾激化，各种暴力冲突不断发生。各地反清的秘密组织和团体，将“反清复明”改为“扶清灭洋”，扶促清朝政府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九○○年春，大规模的反帝救亡义和团运动爆发。眼见“人心不古，世道同衰”，由于国内资产阶级进攻和外国列强的入侵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岌岌可危。外有朝鲜明成皇后被虐杀为榜样，内有维新变法斥逐老臣、一日罢免礼部六堂官为事例。因此，发动戊戌政变“维权”，利用义和团抵御外敌，是以慈禧为首的贵族官僚集团的必然选择。屡次要求清朝政府“剿除义和团”未果，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英、法、德、美、日、俄、意、奥八国在驻华公使会议上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二千余人从天津乘火车前往北京，在廊坊一带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被迫回天津。六月十七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大沽炮台。二十一日，清朝政府向八国列强宣战。然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在心理一直对清朝政府都不予认可，反清运动几乎贯穿了整个清朝。持续十余年、波及十八个省、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仍然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各阶级的利益诉求也不同，因此“扶清灭洋”并没有得到各阶级的普遍认同，没有得到全国一致的响应。加上义和团成员复杂、组织混乱、盲目排外、迷信极端；东南各省督抚抗旨违命、自行宣布中立；清军高级将领昏庸无能、畏敌怯战；朝廷腐败愚眛、动摇叛卖等一系列原因，导致了义和团运动最后失败。镇压了义和团运动，打败清政府后，帝国主义列强虽有心进一步分割中国，但因内部矛盾重重，主张不一，分脏难均。最后同意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保持了“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一九一○年九月，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条约规定赔款四·五亿两白银，八国列强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及山海关至北京沿铁路线的十二个地方驻驻军。日本把这次出兵看成是“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开始”，出动了以广岛第五师团为主力的两万余军队，占八国联军三分之一，分到日本名下的赔款是三千四百八十万两（约五千多万日元）。一九○○年七月，沙俄在派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同时，借口保护铁路，大举入侵中国，十一月进占东北全境。后来在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对下，沙俄被迫签署《俄国撤兵条约》，但又制造种种借口不肯撤兵。吃到嘴而又被逼着吐出的肥肉，现在竟让沙俄吃了！是忍孰不可忍？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甲午之后又经过近十年秣兵厉马的日本，借口俄国违约不撤兵，于一九○四年二月八日深夜不宣而战。此战历时十九个月，双方参战兵力超过二百万。经过的殊死拼搏，日本终于以二十三万余人伤亡和十七亿多日元军费开支为代价惨胜了这一仗。一九○五年九月五日，日俄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日本在东北南部取代了沙俄，实现了“重占辽东”的夙愿。甲午战争使日本登上了亚洲老大的地位，日俄战争更使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日韩合并条约》签定，日本正式吞并了身边的朝鲜。明治维新后仅四十年，日本就成了一个与欧亚大陆山水相连的“大陆国家”，实现了大陆梦中的“侵满洲，据朝鲜，窥清国”。明治初期，日本想通过欧化媚交，以修改不平等条约，搞了十年也没有什么进展。，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仗打胜后，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一八九九年，外国在日本治外法权被废除。一九一一年，日本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了全部不平等条约，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国。海盗出身的西方的列强，崇尚“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争殖民地、争资源、争市场，为了各自的利益，列强们无处不争。如同黑社会的流氓一样，争到最后便大打出手。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虽然在日俄战争惨胜，但借钱打仗，战后又没有赔偿，日本已经负债累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此机会，打着“维护远东和平”的幌子，借口履行日英同盟的义务，于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十一月十日，德军投降，日军进入青岛，在山东半岛取代了德国。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接受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延长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租借期；日本人有权在“满蒙”居住、经商、办厂、开矿等等。几经波折，五月二十五日，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袁世凯政府签署《民四条约》（*二十一条的修改版）和“换文”。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与德国构和退出战争，日俄同盟崩溃。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伙同美英，出兵西伯利亚，不久就占领了整个俄国远东地区，扶持起一个反苏傀儡政权。列强们在欧洲相互争斗不已，给了日本进一步扩张在华势力的机会。时值中国政治局势动荡混乱，短短的十余年间，执政者如走马灯似地不断轮换。日本利用中国内部矛盾，支持一派打压一派，在经济以借款卡、压、控制，军事上重兵威吓等等手段，迫使清王朝及北洋军政府签订了一连串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日本获得了路权、商权、矿权等许多权利。从一八九四年起，日本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五次大规模出兵求战，势力扩张凶猛。吃像虽然极其难看，但卓然有效。形成了北部东北、南部福建、中部山东三路相互呼应、进而独霸中国的咄咄逼人之势。春风得意马蹄疾，顺水扬帆船行快。扩张打开了市场，获得了资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更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战争景气”。欧美国家忙于战争，大量的军需定货使日本出口额猛增，海运异常繁荣。这些直接刺激出口产业、造船工业的扩张，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日本由战前一个负有十二亿日元外债的债务国，战后猛然变为拥有二十八亿日元的债权国。国民生产总值近一百二十亿日元，增加了近三倍。工业总产值则增长了近四倍，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由战前的农业国一举转变为工业国。日本纵横捭阖，借力打力，左右逢源，占尽便宜，一时风光无限。明治维新仅五十年的时间，就由一个贫穷落后、缺乏资源的小岛国，一举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然而，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此时一个个巨大的顶头风浪，向一直顺风顺水，满帆航行的日本扑来……。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是英、法、俄、德、日、美等六国以中国为中心，在亚太地区相互角逐争霸。战后，德国败北，沙俄消亡，法国则忙于医治战争创伤。英国由于战争的巨大伤亡与物资损失，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严重倒退，世界霸主的地位已名存实亡。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着百年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余威仍在。而美国却在战争中发了大财，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正在扩充军事实力，争夺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角逐世界霸主。日本实力虽还不如英美两国，但近水楼台先得月，由于对中国独占性的侵略扩张，有了先占的优势。其实日美关系本来还是不错的。在日俄战争中，美国支持日本对抗俄国，借了大笔钱给日本。美国想借此换取日本对“门户开放”认同，在“满蒙”地区插上一脚。日俄战争结束后，由于在谈判中没有获得战争赔款和库页岛，日本迁怒于调解人美国。认为美国和俄国都是“白种人”国家，所以包庇俄国，压制“黄种人”国家日本。当美国兴冲冲地要求与日本共同经营南满铁路时，但遭到日本的拒绝，美国对此恨恨不已。后来美国的贷款修建铁路和东北铁路中立计划，也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而失败。日美关系不仅日益恶化，而且都视对方为敌。日本与英国是盟国，乘西方列强在一战中忙于厮杀、无暇东顾之机，日本向亚太地区大肆扩张，破坏了列强在亚太地区的均势。这不仅招致美国嫉恨，而且引起英国的反感。在大战期间，英美有求于日本，因而不得不容忍。当战争结束时，日本对中国的扩张已经形成独霸的姿态。日本对华贸易总额较战前增长二·六倍，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3.5％，比英国和美国加起来还多。对华投资额比战前增长近二倍，紧追英国，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除中国外，由于日本占领了德属太平洋岛屿，其势力还深入印度、南洋等地。利益所致，美英两国都无法再容忍，要出手遏制日本的扩张野心。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争利争霸又重新开始。在以中国为中心亚太地区，此时形成了英、美、日三国争霸的新局面，日本不可避免地要与英、美两国的正面碰撞。于是，为了压倒或抗衡对方，各国拼命加强军备。以便在利益角逐中，自己能处于有利的地位。一九一九年，战争刚结束，美国国会就批准了把美国建成世界上第一流海军强国，拥有超过日本两倍的海军军备的海军建设计划。计划支出超过五亿美元，在三年内建造军舰一百三十七艘，其中包括十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五十艘驱逐舰和六十余潜艇。按照这个计划，美国海军到一九二四年将拥有三十八艘主力舰，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同时，美国海军以一半的战舰编成独立的太平洋舰队,并着手强化、扩大夏威夷群岛海军基地，以抗衡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日本虽然不象美国那样财大气粗，但同样是野心勃勃，在海军军备上要与美国“血拼”。先是将原来的“八四舰队”的计划扩充为“八六舰队”计划，到一九二○年七月，又通过早已制订、因财力不足而久拖十余年未决的“八八舰队”建造计划（由舰龄在八年以内、八艘战列舰和八艘巡洋舰为主力组成的舰队），预计到一九二七年完成。甚至还想进一步，再增加四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形成“八八八舰队”。日本的战争假想敌人是美国，日本海军扩充军备目标对准美国海军。英国也不甘示弱，虽说在一战中损失巨大，战后的财政桔据，但为了维持海上霸主的地位，扬言“英国将花掉最后一个金币以使其海军优于美国或任何其它国家”。于是咬牙勒紧裤腰带，比战前增加了三倍的海军军费开支。计划除正在建造的十艘战列舰外，再增加四艘四万吨级的巨型战列舰，此外还要建造十艘巡洋舰和三十多艘潜水艇。在美、日、英三国海军军备竞争的刺激下，就连受战争创伤最重，且一贯重视陆军的而轻视海军的法国，也不肯落后，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扩充舰队计划。由于战争，日本的企业利润率从15%上升到63%，海运业利润率更是从20%增长到143%。大资本家、大地主发了财，投机冒险家也因战争而暴富，大财阀则完成了向垄断的过渡。但是，战争却给广大普通民众带来了贫困和灾难。因为产量并不是与产值同步增长：制造业产量增长不到两倍，产值却增长了近五倍。加上大量的商品出口，通货膨胀已成必然。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强度都大大增加了，但工资的增长赶不上物价暴涨。与战前相比，物价上涨近三倍，工资增加不到二倍。由于经济的畸型发展，在造船、军工和出口企业的工人，靠着加班加点，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其他传统企业的工人，特别是农村的农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因战争暴富者挥金如土，显富斗富。他们逛妓院、上饭店、建豪宅，终日穿梭往来于灯红酒绿之间、花丛裙衩之下，过着奢侈**的生活。广大贫民则食不果腹，衣不避寒。一个男人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尚不能维护一家的温饱。在最低贫困线以下的贫困户，就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为了活命，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就去做童工，或者卖**。贫苦的农民境况更为艰难，啃树皮、吃草根已经不是新闻，卖儿鬻女更是到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矛盾加剧，劳资冲突和租佃纠纷剧增。一九一八年八月，由于出兵西伯利亚，需要征购大量军粮。本来就一直上涨的米价，闻讯更加疯涨。一个三口人的工人之家，每月的收入是二十元到二十二元左右。而八月五日，一石大米为四十日元。米价暴涨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连生存都受到了极大威胁，从而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抢米风潮”。受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声势浩大的抢米风潮后来又演变成工人罢工、武装暴动。日本政府出动了六万军队进行镇压，逮捕了好几万人，这才平息了这次抢米风潮。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九月二十九日，寺内正毅内阁作为替罪羊被迫辞职下台。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兴高采烈地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出席。中国代表天真地想全部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向大会提出了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取消《民四条约》及换文等八项要求。但列强们对于这个未曾派出一兵一卒（只派了一些劳工）、连喊打声都发不出的“战胜国”，根本不理睬，以这些问题不在讨论之列的借口，拒绝了中国提出的要求。而且在日本退出会议、不参加国联的要挟下，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成了战败国，消息传回中国，给一贯喜欢讲“道理”、相信“公理战胜强权”、幻想着可以借此“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能够“与英法美并驾齐驱”的中国人当头一棒。被打疼、打醒了的中国人怒火中烧，一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代表团违背了北京政府的指令，拒绝在约上签字。（*美国代表、总统威尔逊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但美国国会拒绝批准。）与此同时，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被日本人废黜和长期幽禁的前朝鲜国王李熙突然死亡，人们怀疑是日本殖民当局投毒所致。消息传开，群情激愤。三月一日，在汉城及全国各大城市，群众集会演讲、游行示威。人们挥舞着小国旗，四处散发《独立宣言》，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由此爆发了席卷全朝鲜、有二百多万人参加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示威和暴动持续到年底，日本出动了大量军警进行血腥镇压，才平息了这次运动。造成了近万死亡，受伤者超过二万，被捕者超过五万。日本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保留着浓厚封建色彩,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与封建残余的落后**织在一起。在一战中，日本工业尽管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其基础还是薄弱的，轻工业仍然占主要地位，重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军工相关方面。人口过剩、资源贫乏、资金不足，对国外市场,资源,财政,技术的严重依赖等等,　使日本经济有着天然的脆弱性。日本在国际市场上商品竟争力并不强，随着战争的结束，各国战后经济开始恢复，国外市场急剧缩小，日本经济便迅速下滑。经历了一九一九年年最后的疯狂，一九二○年春天，在欧美低价商品的进攻下，日本开始步入战后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到来，股价暴跌、企业倒闭、银行挤兑、经济萧条。一年间，总产量下降了20%，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超过一半，出口下降40%，国际收支逆差超过三亿日元，外汇储备从十三亿日元减少到六亿日元。小业主破产、工人失业、佃农失田，使得工农运动又活跃起来，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状况。一九二○年初，英、美开始从西伯利亚撤军，丢下日本这一支名不正言不顺的军队。入侵苏俄的日军，在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的坚决反击下，损失惨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红军的力量更逐渐增强，日军的处境越来越狼狈，不断后撤。几万日军困陷在西伯利亚，进退维谷，士气低落，国内外纷纷指责。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惨败后，日本支持的段祺瑞政府被中国人民视为亲日卖国政府，失去了民意支持。一九二○年七月，英美支持的直系吴佩孚联手奉系张作霖，打败了皖系段祺瑞。英美势力重返中国，日本独占的优势受到严重削弱。特别是日本前后借出的数亿政治性借款，是以铁路、矿产、森林等利权以及毫无信用的国库券作为抵押物，因为段祺瑞下台，大多成了烂帐。日美矛盾尖锐，日英不和、至关重要的日英同盟已经有名无实，日苏处于战争状态，中朝两国反日浪潮高涨。战后日本成了众矢之的，在国际上竟然没有一个盟友，外交处境相当孤立。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殖民危机、外交失败，此时，日本帝国陷入了危机四伏、处处碰壁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