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迷梦久远(下)

第二章 迷梦久远（下）四一九二○年东京的深秋，天气凉爽。草坪的绿色已经有些泛黄，那如血般鲜艳的红叶，宣告寒冷的冬天即将到来。然而在满头白发的首相原敬的感觉中，此时已经是寒冷的冬天了。原敬，号一山，一八五六年生于岩手县盛冈市。原敬出身平民，三十岁时，作为《大东日报》社记者，被明治维新元勋、九元老之一井上馨看中，进入外务省当秘书。原敬在外务省十五年，辞职后任《每日新闻》社主编、社长。一九○○年，原敬接受伊藤博文的邀请，加入刚成立的政友会，任干事长。其后，原敬在内阁当过一任邮递相，三任内相。一九一四年，继西园寺公望之后，原敬出任政友会第三任总裁。寺内正毅内阁因抢米风潮下台后，由议会多数党政友会的总裁原敬任首相上台组阁。原敬既不是藩阀，也不是贵族，是第一没有爵位的首相，因而他有了“平民宰相”的称号。原敬内阁除外相、陆相、海相这三相外，其余皆为政友会成员，这是打破藩阀官僚政治，第一次实现了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党组阁的政党内阁。在一片欢呼声中上台后，原敬开始内心酝酿了多年的新政：刷新内政，改革外交。可是两年了，各项政策的实施并不顺利。特别是经济危机发生半年来，形势日趋恶化。原敬忧心仲仲，单独请来了外相内田康哉，要与他讨论打开日本外交困境的新思路。首相官邸是一栋西洋风格的两层木质楼房，在明治初期仿欧风甚行时的建造，原来是太政大臣的官舍。不过，在仿欧风潮退后，内部设施都已经回归日本化了。在二楼宽大的办公室里，原敬向坐在对面的内田说，“在战争期间推行的对华外交政策全是失败之策，给后来埋下了不堪忧虑之祸根哪！唉，这些政策不仅恶化了本应彼此亲善的日中关系，同时也加深了日本和各列强之间的不信赖感，各列强纷纷猜疑日本趁机要独霸中国，如此下去，日本将处于孤立之境，在外交上和贸易上损失惨重。”“本应彼此亲善的日中关系？哼哼，这种鬼话说给别人说还行，对我说就没什么意思了。”内田在心中暗暗鄙视，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嘴上附和着原敬说：“是啊，即使是一个不太懂政治的普通人也看得出，从西伯利亚直到福建，日本已经对中国形成了战略进攻的态势。这样露骨的扩张政策，不仅会引起中国的强烈抵制和反抗，更会引起列强的猜疑和干涉。”内田是熊本县人，比原敬小十岁，虽然不是政友会成员，但俩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在外务省共过事。而且在第四次伊藤内阁时，原敬任邮递相，内田任外交次官。两人都是西化派，面前摆的不是茶，而是咖啡。缀一口咖啡，内田继续说道，“日中关系十分重要，而且又十分复杂。我还记得早年你在《清国问题》一文中就说过，虽然各国能够占领清国要塞，但要完全瓜分并占领清国，从各国之利益制衡来看亦是不可能，且目前各国之国力亦达不到。”“是的。”俊帅雅儒的原敬不无得意地说，“当时我就意识到，清国将逐渐衰落成羸弱之国，但是不会灭亡而将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在清国的问题上，各国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利害冲突和矛盾斗争，相互利用，彼此牵制，各国的实力支配着其权益的多寡及发言权；一国无所顾忌，企图独霸中国利权，与其他国家为敌的外交策略是不可行的，因为没有哪国实力能与世界为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定要明确本国利权的所在，头脑冷静地注意清国之大势与日本之利益及国力。”原敬是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没有受过正规完整的学校教育。但年青时投身新闻界，又长期在外务省工作过，并有在中国、朝鲜、巴黎等海外工作的经历，还对欧美进行过实地考察。因此，他务实不空谈，眼界宽阔，对于国际关系和对国际形势的见识，要比绝大多数许多日本政治家强。“这一推论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内田这倒不是拍马屁，而是真心地赞同。“可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不考虑日本的国力与利益的关系。”原敬说，“特别是提出《二十一条》那样过份的要求，连我们日本自己的评论家都说，‘这样对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就象对待自己的臣属和妻妾，当然会招致他们的不快。从欧美人来看，日本想要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属国’。中国毕竟不是朝鲜，这样干能行吗！”“是啊，正是因为没有看清自己，企图独霸中国利权，才造成了帝国今天如此严重的局面。”内田毕竟是老外交官，见多识广，不象许多日本军人那样，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他说，“欧美列强在中国争夺利益时尚且不能无所顾忌，日本的实力更逊于英美各国，却如此无所顾忌，树敌于全世界，实在不知如何说才好。”原敬站起身，背着手，一边镀步一边说：“十余年前的欧美之行对我触动很大，直感到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活跃之国，其潜力巨大非其它国家可比。经过这次战争，美国迅速堀起，成为第一富国，说明我的感觉是对的。我认为未来美国将执世界牛耳，你认同这个观点吗？”“这很快就要成为事实了。”内田说，“我想，只要是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军事战争现在基本结束了，但一场严峻的贸易战就要开始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国必将会围绕中国展开这场激烈的贸易战。为使日本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不能盲目自大，一定要结合本国的实力，审时度势，断然改变外交政策。”内田点点头，说：“记得你当年说过，对中国的政略，更多的是要考虑与欧洲列强的外交平衡关系。对清政略即是对欧政略，对欧政略即是护国政略。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对华政略就是对美政略。”“是的，对华取什么策略，应该是在日本对美国采取什么策略的基础上来确定的。”原敬点点头，说，“对华外交是我日本帝国外交之基轴，而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影响日益增强，若能与美国交好，那中国问题就能自行解决。因此，在解决中国问题时必须采取一定之策略以使美国不反对。以往完全压制中国方面之做法并非今后之善策，要采取日中亲善，缓和与各列强关系的外交方针。”原敬停下脚步，望着内田说，“也就是要巩固日英同盟关系，想方设法加深与美国的感情，以便采取合作方针”。这两年来，在外交上诸多事情一直也是采取与美国合作的方针。但内田知道此时原敬的意思，不是某一件具体事项与与美国合作，而是要把全方位与与美国合作定为国策。内田想了想，说：“维持日英的同盟关系，采取日美合作方针，这都对日本帝国有利，我很赞同。但是，”内田担心地说，“日美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已经公开化，都把对方作为假想敌。既然定与美国合作为国策，我们势必就要作出一定的让步，要说服军方可不太容易啊！内田说的是实情。一九一八年十月，原敬一上台就作出决定，到年底将日本在西伯利亚驻军由七·二万人降到二·六万人，遭到陆军参谋本部的强烈反对。在巴黎和会召开时，原敬也有心通过归还山东权益，与中国改善关系，但结果被藩阀官僚和军部压了下去。原敬内阁并不是政友会在民主运动中与藩阀官僚斗争而产生的，而是工农运动、革命运动、民主运动和藩阀官僚强权政治斗争的产物。原敬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运用了这一点：一方面利用民众的压力，逼元老、军部、贵族院、枢密院等特权机构让步；一方面又与特权势力妥协，并利用他们来抵御民众的压力。为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原敬则将改善教育、整顿交通、充实国防、奖励产业作为四大政纲。这四大政纲也就是想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反过来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时间，原敬得到了各方的好评，政友会的势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正因为原敬内阁并不是政友会斗争的结果，而是“米**”把寺内内阁赶下台，藩阀官僚出于大势所迫，把政权让给政友会的，藩阀官僚仍然把持着枢密院、贵族院和军部等机构。在外交方面，更是长期由元老们主导。寺内正毅的前任大隈重信，就是在外交上擅自作主，引起元老们的不满，最后不得不辞职下台。因此，原敬在许多方面不得不作出妥协，以使自己的主张能得到贯彻。不过此时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他领导的政友会在引入小选举区制后，首次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占绝对多数席位，取得压倒性胜利。有了更多的民意支持，他也就有了更多的政治资本，至少在众议院能顺利通过政友会的施政方针。“政治应高于军事，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外交必须一元化，统一由外务省负责，军方或其它部门不能随意插手。”现在日本到了这个地步，原敬不想妥协了。他口气坚定地说，“纵观世界局势，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如果日本不想成为世界孤儿，必须改善日美关系，实行日美合作。日美亲密合作不仅能解决中国问题，可避免日美两国之间的战争，更因为日本经济严重对外依赖性。可以说，日美间的亲密与否关系到我国的将来之命运。”“其实寺内当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内田说，“但认识还没有达到你这个高度。”“对，与美国进行合作，寺内内阁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兰辛石井协定就是成果。对中国采取怀柔，以借款扶助的经济手段来扩展利权也是对的，但平衡关系仍未能掌握好。不管用什么手段和方法，都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因素。寺内没有根本转变强势旧思维，而且对中国内部纷争涉入过深，致使局面如此。”“是啊，致使给人印象是，日本要全面掌控中国。这对于一直想插足的美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这些事情内田都曾参与，他同意这种看法。想了想，内田问道：“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日本在全部的国际事务中，都要考虑美国的因素？”“是的，国际事务要和英美协调一致，特别是美国。”原敬肯定地点点头，更强调说，“日美英三国进行合作对国家的将来极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与美国关系疏远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日本经济严重对外依赖性，甚至对内政策的制定，恐怕也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因素。”时间一晃几个月又过去了。一九二一年三月，苏俄放弃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商品经济，允许私人存在，资本允许外国资本进入。英国率先与苏俄缔结通商协定，接着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同苏俄谈判通商事宜。“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为国内国外形势所迫，内外交困的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作战略退守。由独占性地对华全面扩张政策，改变为“确保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英美进行“国际协调”的政策。五月初，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与苏俄远东共和国进行谈判，并以“消除对朝鲜、满洲的威胁和保证居留民及交通之安全”为条件，承诺日本撤兵。五月十六日，原敬把朝鲜总督、朝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驻华公使、驻沈阳总领事以及驻青岛、西伯利亚日军司令官都召回国，举行对华策略研讨会（第一次东方会议）。经过讨论，将对华政策调整为：不干涉中国内政，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但是，“满蒙”与日本领土接壤(朝鲜)，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且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因此，日本不仅要维持在“满蒙”的既得特殊地位和权利，今后要努力扩大这种特殊地位和权利。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的决议，决定“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对于张作霖巩固其在“满蒙”的势力，给予帮助和支持。但对于张作霖向中央扩张的野心，不予支持。五东方会议开完才三个月，正考虑怎么与美国合作，原敬内阁接到了美国召开裁军会议的邀请函。原敬不禁用手轻累拍打前额，感叹道：“这真是天助我也！”历时五个多月的巴黎和平会议，并没有建立战后全球“新秩序”，解决列强们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益显尖锐。军备竞争更加激烈，扩军计划一个比一个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死亡人数为一千万人，受伤人数为二千万人，经济损失达到了三千四百多亿美元。人民大众负担着沉重的军费，得到的是生活困苦，家破人亡。战后呼唤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军备竞赛，要求裁军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海军军备这样无限制竞争下去，在财政上谁也受不了。一九二○年三月，英国宣布将放弃传统的海军“两强标准”（必须保持足以与两个最强敌国海军的作战实力）政策。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九日，美国国务卿休斯向英、日、中、法、意五国建议在华盛顿召开裁军会议，主要讨论限制海军军备问题。第二天，休斯又表示裁军问题同远东太平洋问题密不可分，远东太平洋问题也将列入会议议程。八月十一日，美国正式向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八个国家，英、日、中、法、意、比、荷、葡发出邀请，会议准备于十一月在华盛顿召开。在日本，从日俄战争以来，要求和平的呼声一直未停过。不过日本一直都是战争胜利者，在一战中更是大发其财，这种呼声没有多少人愿意听。在战后日本的孤立处境和世界裁军呼声中，一九二一年二月，年过花甲、当了三十年众议员、被誉为“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在议会上提出《限制军备决议案》：通过裁军来摆脱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削减阻碍教育、产业、交通发展的军费；克服落后于时代的大舰巨炮主义。虽然尾崎的《限制军备决议案》在议会上遭到否决，但得到了深受军费重负之苦的中小资本家和普通民众的支持。美国提议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的消息传来，使日本裁军呼声更加高涨。与尾崎并称“宪政之神”的犬养毅，在国民党大会上提出要根据产业立国主义来裁军：“在经济上，通过整顿财政和裁减军备来巩固产业立国的基础，以求在国际竞争上占据优越地位；在国际上，以裁军和产业主义来消除各国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误解；在军事上，为了准备国家总体战，平时应全力以赴地发展产业，缩短服役年限，削减常备师团，以增加生产劳动力。”原敬自上台后，展现出了他八面玲珑的手段：既迎合资产阶级，又不得罪藩阀贵族，还要安抚工农群众。在“四大政策纲领”之下：扩充铁道、海运、邮电、电报电话等交通通信网络建设，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机构，批准了海军梦寐以求“八八舰队”军备扩充计划。财政支出从一九一九年不足十一亿，到一九二一年近十六亿，二年增长50％。军费支出更是从三·九四亿到七·六六亿，占支出预算的48％，二年增长近一倍。然而，日本根本无法维持如此巨额军费开支。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继续大规模地扩充军备，后果不堪设想。从经济实力来说，日本远远不及美国。美国工业早在一**四年就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一战后更是要比日本富得多：工业总产值是日本的十倍，钢产量是日本的五十倍。从一九一七年以来，美国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和国民收入的比例，只是日本同期的一半。而且，美国不仅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且美国人均收入是日本人均收入的十二倍。所以，无论是现有经济实力和未来的发展潜力，美国都是日本所望尘莫及。原敬内阁很清楚，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就算日本人不吃不喝，那也赶不上！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对美输出和输入均占日本外贸的首位。日本对美输出物以农副产品为主，输入以战略物质及工业原料居多。日本在经济的一切方面，都决定性地依赖作为产品市场、作为原料供应者的美国。相反，日本对于美国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市场。美国从日本进口的并不是什么重要的战略物资，只是“妇女靴下的原料”而已。与美国交恶，日本承受不起。美国在此时提议召开裁军会议，实际是帮原敬内阁解套。原敬本人兴奋得想一步跨过太平洋，去拥抱亲吻美国总统哈定。受到财政困绕的藏相，对于削减军费开支坚决支持。鉴于现实，连最成问题的海相也同意了。其他的大臣们也纷纷表示：无论是从政治，还是财政、外交出发，日本正好和美国“协调”，通过削减军费开支，以振兴日本经济。同时也给世界各国一个良好的印象，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虽然如此，但原敬对外发表的讲话十分堂皇：“日本已进入世界五大强国之列，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重大，自然责任也越来越重大，负有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责任。而华盛顿会议无疑是世界上大国之间召开的非常重大的会议，各国采取一致行动削减军备能够减轻国民的负担，此乃世界之幸福……”政治家的表演见多了，人们自然不会把原敬那一套当真。其实日本朝野都不否认，这个裁军会议是冲着日本而来的。否则，裁军会议就谈裁军好了，干嘛又扯上一个远东太平洋问题。美、英、法、意四国都不是亚洲国家，其中的含意还用说吗？宪政会的机关报《读卖新闻》警告说：出席会议日本将作为被告到会受审，不出席则会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右翼舆论更是扬言：裁军会议将会对远东问题进行总清算，日本面临危机存亡的紧要关头。正是因为实力不足，所以只能受制于人。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种种因素之下，明知裁军会议是美英勾结起来向日本挥刀，也只得硬着头前去，看看这刀有多么锋利，这一刀会砍多深。九月二十七日，日本正式答复美国，同意参加裁军会议。考虑到这此会议主要是海军的裁军问题，担心海军鹰派将领们不服闹事，特意由海相加藤友三郎作为首席全权代表人。临行之前，原敬对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作出训示：”国际协调是日本帝国的外交政策，而日美亲善是帝国对外政策之重点。要努力通过这此会议，使日美亲善关系更加巩固。……”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裁军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富丽堂皇的大陆纪念堂召开，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九国参加。大会主席、美国国务卿休斯在首次发言中就抛出了有利于美国的限制海军军备方案：一、停止建造主力舰；二、拆毁一部分旧军舰；三、以主力舰总吨位为标准计算海军实力，确定各国的比例，美英两国的主力舰各为五十万吨，日本三十万吨，即10∶10∶6。辅助舰则参照主力舰的规定比例。美国想用这个方案，确立对日本的海军优势，分享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英国在一战中损失巨大，不得不卖掉大量的海外资产，而且还欠了美国八亿三千万英镑的债。为了获得美国的好感，从而能减少战争债务，同时也为了压制日本，英国全权代表贝尔福立即表示赞同休斯提案。佐藤铁太郎号称日本第一海军战略家，在他还是中佐时，就总结了历次海战的兵力以后得出一条规律：海战中进攻舰队对防守舰队需要超过50%以上的兵力，否则就属于冒险，成功的概率很低。反过来说，防守舰队拥有进攻舰队70%以上的兵力，就能迫使敌人不敢发动进攻。因为美国海军要兼顾两洋，如果一分为二，在太平洋上日本对美国就占有优势。即使美国海军全部开至太平洋，日本也可以一战。因此，佐藤的观点得到大多数海军军官的赞同。日本在制定《帝国国防方针》时，是以美国为假想敌国，因而“七成论”是日本海军军备政策的基础。日本不接受休斯提案，坚持要求主力舰比例为10∶10∶7。而美国认为，美国是远距离渡洋作战和日本是近海迎击作战,远距离渡洋作战的难度显然大大高于近海迎击作战，日本主力舰六成的比例已经很高了，美国无法在太平洋海域确立绝对优势。在会议上，日美两国围绕主力舰比例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经多次讨价还价，仍久久争持不下。但美国钱多拳头大，还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日本已经失掉了英国这个盟友，继续与美国进行军备竟赛，引起日美关系的恶化，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日本。识时务者为俊杰，无可奈何之下，日本最后作了退让妥协。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华盛顿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一、　《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即《四国条约》：美、英、法、日四国同意相互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条约生效后，英日同盟协定应予终止。二、《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海军条约》：主力舰总吨位美、英、日、法、意五国按10：10：6：3：3的比例，排水量不得超过三·五万吨（巴拿马运河航道限制吨位），舰炮口径不得超过十六英寸；航空母舰总吨位则按10：10：6：4：4的比例；美、英、日三国在太平洋岛屿和领地的要塞、基地维持现状。三、　《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所谓远东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中国非常盼望趁这个机会彻底解诸多问题，使中国获得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为此，中国派出了一个一百三十人、成员复杂的庞大代表团。在远东太平洋委员会会议上，在远东太平洋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按巴黎和会的提案为原本，提出具体要解决的“中国问题八大特别事项”：交还青岛主权和山东权益；取消“二十一条”；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退还租借地；撤退外国军警；撤废外国邮局；撤废外国电台。列强们既想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又想限制日本在华扩张。最后法国答应归还广州湾，英国答应归还威海，中国的其它要求基本上都被否决或者推宕。对于山东问题，。日本要求中日直接谈判交涉，不得在华盛顿会议内讨论。中国则想借助列强的力量，坚持要在会上讨论。中日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山东问题一度陷于僵持。还是美国人聪明，设计出一套“边缘谈判”的方案。即在华盛顿会议的主会场之外，另行组织中日山东问题谈判。达成的协议，载入大会记录，作为整个会议所接受记录的一部分。在谈判时，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观察员的任务是“观察以及必要时出现调解纠纷以弥分歧”。经过两个多月三十六次的“边缘谈判”，由于中国人民的多年来的强烈反对和美国的压力，日本作出了一些让步。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在会议结束前夕，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其所侵占的原德国旧租借地交还给中国，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驻山东的日军立即撤走等等。同时，日本还取消了《民四条约》中满蒙筑路借款、聘请顾问、教官等项的优先权的条款，撤回对“二十一条”第五号要求的保留权。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日本的广大民众并没有从战争中获得好处，生活仍旧困苦。几十万人的伤亡，给无数的家庭带来了无数个悲剧。曾一天就阵亡六万人、惨烈又血腥的世界大战，更给人们留下恐怖的阴影。战后，恐战厌战、渴望和平的情绪弥漫整个日本，民主、和平呼声成了压倒性的主流声音。在华盛顿会议体制束缚之下，日本的称霸野心受到重创，军人骄横的神态不得不收敛。人们忙于生计，忙于追求个人享乐，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形成了人们的共识。此时，呼喊扩军备战、振兴国威、抗拒英美、征服中国之类豪言壮语的人，被视为狂妄的疯子。日本已经踏上了中国大陆的脚，此刻为各种绳索所绊，无法再向前迈进。那绚丽的大陆梦，似乎正在慢慢地退色，并即将渐渐地远去……然而，在和平、自由、享乐的表象下面，一股股暗潮正在翻滚、涌动。它们将汇聚成河，卷起法西斯主义的巨浪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