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暗潮涌动

第三章　暗潮涌动一“右翼”一词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宪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为了营造声势，第三等级（平民）的代表不约而同地坐到了左边的席位上。第一等级（教士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的代表亦心照不宣，纷纷来到右边的席位就座。“右翼”的政治含意是维护旧体制，旧传统，旧思想。日本的右翼势力，从其组织形态上，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国粹”派的“封建式日本主义团体”；另一个是“革新”派的“近代国家社会主义团体”。日本历史上一直是在模仿中国一切，不遗余力地输入中国文化。但本以为历史悠久、强大的、似乎不可战胜的中国，却败给了西方列强，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可怜境地。而作为学生的日本，也正在遭到同样的命运。西方列强的入侵，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刺激着日本人的自尊。其原因何在？通过比较，日本的政治家发现“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教育、经济、经营等皆在我东洋之上……”。因此，为摆脱殖民地危机，日本必须放弃从中国学来的那一套，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在明治政府的倡导下，经维新官员强制推行，社会精英大力支持，舆论大肆鼓噪，什么罗马学会、英吉利法律学校、法国学会等机构纷纷设立。在很短的时间内，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各种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民主宪政等思想被大量翻译引入。一时间，“欧化主义”如台风般席卷全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敬仰，如同过去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一样，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服饰发式改了，饮食习惯改了，生活方式改了，儒学教育改了，宗教信仰改了，社交礼仪改了，军队体制改了……。人们都在模仿、追捧欧美式样，饭馆招牌上也标上了英文。就是艺妓在表演时，也要夹杂几句外语以显文明时髦。人们以抢购消费外国商品为荣，鄙弃日本国产货。一些人更是言必称欧美，如果不是欧美之物，就不屑一顾。穿西服、吃西餐、留分头、跳交谊舞、盖洋楼成为时尚。有人提出废除日语汉字，用罗马字来拼写日语对日本文字进行改革。还有人甚至提出：为了提高日本的地位和日本国民的素质，日本人应与外国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种。但随着欧化的越来越深入，崇洋媚外之风也越来越甚，欧化也开始畸形发展，越来越表面化、庸俗化，连吃猪肉、穿鞋子进屋都成了“文明”的象征。这种“东施效颦”制造了荒**的空气，许多传统的东西都被抛弃了，民族自信心开始低落。“佛教荒废，儒教衰徽，武士道亦不振。我国原来的道德主义渐渐临末期，其状之危不啻一发千钧。与之相反，西洋的道德主义则日积月累地输入，其势几乎席卷我精神界。”这使得有传统思想的人惊呼：日本国将不国！在盲目“入欧”所带来的日本价值观发生裂变之时，源于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尊王攘夷”运动，反对封建等级幕藩统治的“国粹”右翼，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张扬民族传统文化，提倡保留、保护日本国粹，批判和反对崇洋媚外的　“欧化主义”，主张用东洋的传统文化来限制欧化主义。什么才是日本国粹？见仁见智，众说不一。“国粹”右翼崇尚以天皇为中心的“天皇神权、一君万民”的政治制度，对日本所谓“君民一体”、以农本主义为特征的理想国体情有独衷。他们幻想让日本回到旧有的、美好的、君爱民，民爱国，国护民的“理想国”中去，提出“敬戴皇室，爱重本国，维护民权”的口号。“国粹”右翼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输入会导致君臣抗争和劳资对立，从而破坏“国民的统一”、影响日本国体。他们反对学习欧美、发展资本主义的欧化政策，主张亚洲各国“提携攘夷”。寄希望于亚洲各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当然，如果它把层层色彩擦掉，它就是小资产阶级右翼的主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想借助于封建的中央集权旧制度，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争取本国中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有封建残余的地主兼资本家士族阶层）自由发展的环境。一八七八年十二月，箱田六辅、平冈浩太郎、头山满这三个福冈藩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组织起了日本近代第一个右翼团体—向阳社。在原福冈藩藩主黑田家鼎力支持下，向阳社还在藩校旧址开设了向阳义塾，作为传播右翼思想的基地。一八八一年二月，向阳社改名为“玄洋社”（福冈的外海即玄洋滩）。它的三条“宪则”是：“敬戴皇室、爱重本国、固守人民权利”。简单地来说，就是皇权、国权、民权。但是，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革命的开始、“脱亚入欧”的深入、自由民权运动的冲击，武士特权的丧失，形势的剧烈变化对他们要维护的“国粹”以巨大冲击。“攘夷”已是不可能，“提携”更是谈不上，“理想国”的泡沫已经破灭。“国粹”右翼在国内的斗争中没有还手之力，于是企图从外部寻求解决之道。在几百年的“武士道”精神发酵下，“国粹”右翼逐渐走上狭隘民族主义道路，形成了“皇室中心”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国粹”右翼的“民权”，并不是资产阶级主流要争取的民权，而是依附在皇权之上的“民权”。因此，“只讲民权，不谈国权，不能雪国耻，为维持帝国的目面，非依靠军国主义，大大地扩充国权不可”。在陷入殖民地的危机中，“国粹”右翼以“破支那，胜俄国，吞并朝鲜”为目标，极力主张维护“皇权”，扩张“国权”，建立一个日本领导的大亚洲。想通过日本自己成为霸主，进而带领亚洲各国来抗击西方列强。于是，“国粹”右翼对外充当天皇专制政权侵略争霸的马前卒，配合政府、军部的对外侵略计划和军事行动，组织、派遣成员收集情报、制造事端、扰乱敌军的后方和军事行动，干涉邻国的内政：对内成为天皇专制政权的政治打手，对左翼人士、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进行暗杀等恐怖活动。“国粹”右翼逐渐堕落成为黑帮组织，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最后大多被“革新”右翼收编或与之融合。在战争中，由于军国主义体制之下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政策，日本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农民度日艰难，许多人失田破产流入城市或沦为佃农。造成大量农村青年外流，农田劳力不足，更加剧了原有半封建的农业体制缺陷与农村经济的凋敝状况。造成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增长缓慢，下层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特别是一战后，由战争需求带来的畸型经济景气，随着战争的结束迅速下滑，大量进入城市的青年又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境地，工农的贫困化日益加剧。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也使中小资产阶级境况日益恶化。进入二十世纪后，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广泛传播。特别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各种宣传、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学说的报刊和团体犹如雨后春笋，社会主义者开始建立政治组织；贫富悬殊所引发的工人罢工、农民抗租等阶级对抗运动越来越多，开始向有组织对抗方向发展；一度消声的自由民权运动，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反对藩阀专制、要求民主、建立政党政治和实现普选的呼声越来越高。革命运动、工农运动与民主运动相结合，形成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之势。而此时“国粹”右翼阶级基础（士族阶层）已经分化瓦解不存在了，他们早已经和自由民权运动绝缘，“维护国体、忠君爱国”的根本准则压倒了“固守人民权利”的原则，他们要对天皇行臣民的“侠义”之举，维护和扩张“国权”。面对日本的内外交困、急剧扩大的贫富悬殊所造成的激烈社会矛盾，已经失去阶级基础的“国粹”右翼无法作出解释，更没有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中小资产阶级对大资产阶级垄断强烈不满，但同时又害怕俄国式的工农革命。于是，“革新”右翼就应运登场了。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年轻的学者满川龟太郎、大川周明等人成立了一个老壮会，将不同年令，不同思想意识的人纠合在一起“为国建言”。面对众人，满川忧心仲仲地说：“如今我国内外全面陷于困境，正遇上稍有不慎即将导致国家灭亡的非常重大时刻。国际上，德国的败局越来越明显，英美在东洋的势力将更加增大，中国问题、西伯利亚问题将成为最大难题。在思想上，民主倾向成为世界上的汹涌潮流，会如何冲击我国，将如何对待之，这可以说是三千年来从未遇到的大事情。社会上，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阶级斗争的大浪潮正在滚滚而来，因此，对于贵族选举权、富豪、工人、食物、土地这些问题，不能不求得根本的解决。”老壮会没有什么会规会纪，年长年轻、右翼左翼各种人都有。也就是一帮文人在一起高谈阔论，搞一些演讲会、讨论会。怎么解决日本目前所临的问题，这些志向高远、品学兼优、肩负日本未来的重任的社会精英，七嘴八舌，争论不休，但是……，谁都没有能提出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分赃会议也开完了，老壮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分赃会议也开完了，老壮会精英们争论许久，还是没有人提出解决方案。争论许久，还是没有人提出解决方案。满川和大川等骨干认为这种淡而无味的清谈无助于事，还要有所行动才行。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他们在东京组建日本第一个“革新”右翼组织—犹存社。犹存是什么意思？据说是源于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归去来兮》中的名句“虽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表示不管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将捍卫“日本民族之魂”。不过据大川后来说，犹存是源于中国唐代名相魏征《述怀》中的“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如果是这样，是否会投笔从戎不知道，但确实表达了他们的乘乱逐鹿之志。不管是要“捍卫”也好，想“逐鹿”也罢。既然要行动，那就得有目标，有行动方案。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日本的许多“有志之士”，包括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等，也不断高喊“改造、革命”的口号，但就是不知怎么进行“改造”，怎么进行“革命”。犹存社虽说已经组成，但并没有开会正式宣布成立，更没有开展活动。因为他们现在也同样，虽有着远大的志向，要改造日本，并且不屑于清谈，但对如何行动即是一脸茫然。“唉，去上海找北一辉吧。”满川对大川说，“前些天，北君给我写来《对凡尔赛和约的最终判决》，他对世界局势的发展，日本未来的走向有独特的看法。你去和他谈一谈，看他对犹存社有什么想法。”二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一八八三年生于新泻县佐渡郡一个酿酒老板家庭。自幼体弱多病，且患有眼疾，成年后右眼失明。北一辉思维敏捷，聪明好学，对中国的儒家文化非常感兴趣，从小就学习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书籍。一九○四年，北一辉来到东京，在早稻田大学当了五个月旁听生。在此期间，他接触了不少的社会主义者，读了一些社会主义理论的书，受到影响，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一九○六年五月，年仅二十三岁，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的北一辉，以惊世骇俗的胆识，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在这本四十余万字的书中，北一辉从“纯正社会主义”的立场，以尖酸泼辣语言，对天皇制度、藩阀政权口诛笔伐，指责宪法、议论国体、质疑天皇神圣，认为“天皇不过是国家最高机关的一个成员”。他提出土地和生产工具国有化、生产军事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张（男性普选）。这样的书自然不会被日本政府所容，一出版就遭查禁，北一辉本人被全面封杀。《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一书使北一辉一举成名，但也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没有人敢聘用他，甚至连生活都成了问题。受“甲号社会主义者”宫崎滔天的邀请，北一辉进入宗旨在向日本人介绍中国和俄国的革命情况《革命评论》杂志社，并且加入中国同盟会。五个月后，《革命评论》杂志社因同盟会内争解散。北一辉跟随杂志社老板宫崎滔天，参加了玄洋社的下属组织—黑龙会，并在黑龙会的机关报刊《时事月刊》任编辑。“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中国反清革命党人的目标。黑龙会是“国粹”右翼玄洋社的下属组织，它的目标是：改革国内现行制度，增加国民的福利；全民皆兵，充实国防；积极向海外扩张，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新亚洲，共同抗击俄国等西方列强。一**六年《清俄密约》签订后，清廷与俄国实际上结成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同盟。帮助中国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等于消灭了俄国的伙伴。同时，待中国“驱除鞑虏”后趁机割取中国东北，逼退俄国。因此，在日本军方的认可下，黑龙会一直从各方面大力支持中国的反清革命。黑龙会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关系密切，帮助他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还直接派人参加革命党的反清革命。孤悬海外，漂泊不定的中国反清革命党人，举步维艰、荆棘遍地。得到黑龙会的支持，处境立刻大为改观。特别在精神上更是得到极大的鼓舞，我道不孤也！将他们视为“革命志士”、“义侠”。（*在支持中国反清革命的日本人中，包括黑龙会的成员，有许多基于“锄强助弱”的古典侠义情怀和“提携攘夷”的“亚洲同盟”传统思想，并不总是随附日本政府和右翼团体。他们确实怀着一颗希望中国独立富强，中日两国携手，共同御西的赤诚之心：有人不惜倾家荡产提供巨资；有人为此穷困潦倒，同时还不见容于中国人和自己的同胞；更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无愧是革命志士，中国人民的挚友。在此，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一九一一年十月，受黑龙会指派和老朋友、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的宋教仁之邀，北一辉以《时事月刊》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参与辛亥革命。他参加了上海起义，伴随宋教仁转战各地，还四处奔走为革命党筹措经费、购买武器。后来因为宋教仁被刺，北一辉自组调查团调查刺杀真相，被日本领事馆以妨碍治安为由勒令回国，并规定三年内不准他进入中国。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党人流亡日本。一日三餐都成问题的北一辉，却又和这些人讨论怎样再次进行反袁革命。为了争取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北一辉开始撰写《支那革命外史》。他向日本政府建言：日中是命运共同体，日本应支持中国革命，与中国组成军事同盟，对英国和俄国作战，帮助印度独立，建立亚洲新的秩序。一九一六年六月，北一辉再次来到中国时，孙中山已经成为革命党人最高领袖。北一辉对孙中山一向是反感和排斥的，认为是中国革命过去失败是孙中山导致的，甚至还认为是孙中山谋杀了宋教仁。加之《民四条约》签订后，中日关系恶化，中国人民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以中国革命为“职业”的北一辉，此时竟然失了业，没法革命了。靠着朋友的接济，北一辉每天除了诵读《法华经》，就是不断地思索、丰富他的“革命理论”。八月下旬，大川乘船过海到了上海。几经周折，在长田医院二楼一间简陋小屋里，找到了穷困潦倒的北一辉。简陋的小屋缺少阳光，残旧的家俱无一值钱。作为“革命理论家”，甚至连书柜也没有一个。北一辉双颊削瘦，脸色苍白，胡子没有刮，头发又乱又长。夏日炎热，他赤着上身。本来就不高大的身躯，此时骨瘦如柴，更显弱小。不过那一只眼睛仍然烔烔有神，象是一个虽然已经败北，但准备再次拼搏的斗士。大川出身富裕，一贯养尊处优，相识相交的都是“文雅之士”，何曾见过这样的“革命家”。他喃喃地问道：“北君，你怎么会成了这……”北一辉自己倒是无所谓，摆摆手，说：“没什么，前些日子病了。”看了满川的信，聊了几句关于犹存社的话，北一辉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把《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的稿纸递给大川，说：“我所要说的全在里面，大川君，你先看一看。”急于了解北一辉的思想，大川没有计较恶劣的环境坐在摇摇晃晃的破椅子上，翻阅着稿纸。大纲开篇就是：“现在大日本帝国国难当头，面临史无前例之内忧外患。大多数国民为生活所困，完全可能步欧洲各国遭受破坏之后尘。窃取政权、军权、财权者，借助皇威维持其惶惶不可终日的不义地位。而国际上，英、美、德、俄等国无不背信弃义，通过日俄战争勉强保全之邻邦中国却以排斥与御辱相报。日本之孤立诚如东海一粟之岛国。倘若误走一步，祖宗创建之国家将毁于一旦。”“啊，”看到这，大川有了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连连点头，“正是如此呀！”读着读着，大川感到“一股股革命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仔细地一行行地向下看着。“了不起呀，了不起。”大川看完结构严谨，辞章整然的大纲后，连声赞叹。简直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写出这样划时代的纲领性文章！“北君，你是依据什么来撰写这个大纲的？”“依据什么？”北一辉摇摇头，“没有辞典对照，没有别的书可作参考。但这三年来，我无时不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后，我认为革命后建立新体制比摧毁旧体制更难。”大川举着稿纸晃了晃，说：“北君啊，这不仅仅是抽象的改造理论，而且还有改造的具体方案，它给了在暗中探索的人们以明确的目标！”“本来我一直是在考虑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革命后的中国应该建成怎么样的国家。但是……”。但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所引发的“五·四”运动，使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日本，而且以前北一辉引以为同志的许多人也站在反日运动的前列。这一切，与他一直构想、追求的“革命”完全不同。他无法理解：“当年肝胆相照，共谋中国革命，并企图复兴亚洲大计的同志，如今却怒目相视，似乎一夜之间成了敌人。”他对此困惑、不满，无奈、恐惧；他抗议，绝食，但无济于事。“作为一个日本人，你为何要在中国进行革命，而且如此痴迷，如此……”大川对于北一辉、宫崎滔天这些人很难理解。“我认为日中两国本应是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关系。我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中国革命，为的是日中携手共同抵抗西方列强。”北一辉痛惜地说，“现在革命党人受英美的操控，把矛头指向了日本，中国的革命已变了质。通过中国革命的胜利，从而促进日本革命，从而建立亚洲新秩序的想法，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北一辉对中国革命绝望了。他认为，靠人不如靠己，关键还是要日本自身强大。只有日本强大了，才能解决一切问题。经过三年时间的思考，他的“革命理论”已经成熟了。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在半饥饿的状态中，仅四十多天，北一辉一气呵成，写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再造一个日本。“北君，你确定日本必须进行这样的革命才能挽救？”大川拍着稿纸问道。他们那一帮精英，虽然也认为现在日本政治体制需要有所改变。但采取这样激烈的革命形式，过去还真的没有想过。“是的。明治维新是一次革命，打倒封建，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国家。但明治维新的成果被财阀、贵族们窃取，一切又回到了从前，甚至还不如从前。西乡政变是第二次革命，是对当时倒退逆流的抗议，但是失败了。”北一辉说着激动起来了，一只手在空中挥动，“在这十几年里，日本已经加速地腐败与堕落，现在已经到危急的关头。必须进行国家改造的第三次革命，对污浊的日本社会作彻底的清洗。”“说得好！北君，那还等什么呢？”大川说，“中日两国情况已经不同了，你的老朋友，只恨不是中国人的宫崎滔天，也不得不回到了日本。”“是啊，我那还等什么呢？”北一辉似乎有些茫然，“苦闷构思一个月，执笔一个月。这段时间，耳目所及无非就是一片反日的浪潮。而在一片反日的浪潮声中，那些阵前所谓指挥、叫阵、鼓动呐喊者，不就是那些曾与我共渡十年血泪，生死订交的同志们吗？若论世间之矛盾，还有比这更矛盾的吗？”“你应该回国，回到日本进行革命”。大川劝道，“日本已经到危急的关头，日本的革命需要你。”“对啊，回日本吧！把日本的灵魂从根底颠覆，进行日本自己的革命吧！”北一辉望着窗外的天空，泪水无声地往下流。在中国，他怀着理想，投入了青春，在此获得了恋情和友情。而此时……，他喃喃地说道，“中国的革命已经不需要我了。”三一九二○年初，北一辉“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回到日本，加入犹存社，受到犹存社成员的热烈欢迎。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给犹存社带来了系统的“革命理论”：一、　依靠天皇发动政变，彻底改造、重组国家权力机构，将军阀、吏阀、财阀、党阀排除。通过普选，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民主政权；二、　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保护扶植中小资本家，限制大资本家、大地主的资产和财产，将其超过限额部分无偿交给国家，将经济资源集中于国家进行管理；三、　保护劳动者权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绝对禁止罢工，劳动者参与私人企业的经营和分配；四、　保护国民的人权，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受教育权利和妇女权利在内的国民生活权利，实行男子普选制，反对妇女参与政治；五、　国家除了防卫以外，还有正义开战的权利。通过战争，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进而废除国界，实现世界和平。《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所阐述的“革命理论”，解决了犹存社面临的难题：一、分清了敌我：日本存在两个对立的基本社会阶层；一个是由军阀、财阀与政阀组成的社会上层；一个是由工人、农民与城市贫民组成的社会底层。二、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军阀、财阀与政阀是社会的蠹虫，占有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压迫社会底层，是革命的对象。三、确定了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社会底层大众。而军队则有希望转化为最有活力的力量之源。四、明确了革命的方法与步骤：在“天皇亲政”的旗号下发动政变，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造，建立一个天皇领导下的坚强政府，以阶级战争与革命战争铲除社会的蠹虫，最终实现日本的“纯正社会主义”。五、明确了革命的目的：消灭垄断资产阶级，在对政治、经济绝对控制的国家集权制度下，实现日本社会的平等大同。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解放亚洲乃至全世界。犹存社有了北一辉的“革命理论”，成为日本一个提出完整政治纲领的右翼团体。纲领第一条就是：“建设革命的日本。”革命就是改变现状，犹存社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改造日本帝国，解放亚洲民族”。它的机关杂志《呐喊》在创刊号上宣称：“面对迫在眉睫的内外危急险难，对国家组织进行根本的改造，对国民精神进行创造性的革命，乃是不可避免的。”日本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没有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依靠战争的刺激，完成产业革命，急速过渡至垄断资本主义。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没有自由发展的充分空间，在政治上，以轻工业为主的中小资产阶级没有享受到民主权利。广大劳动者在重重剥削压榨之下，生活愈益贫困化，生存都困难，更谈不上政治权利。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站在一条战线上，希望日本有根本性地变革，斗争矛头直指封建性质的垄断资产阶级。由于先天的不足，在天皇制之下，政党没有独立运作的空间。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曾经一度活跃的众多政党，纷纷烟消云散。风起云涌的各种运动，缺少强有力组织领导，来得快，去得也快，反反复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则是一冒头，就立刻被镇压。政党政治就是金钱政治，就是金钱与权力的姘靠与结合。而日本的政党政治，则是具有排他性的藩阀政党政治。就是政党官僚化，潘阀贵族政党化。潘阀、官僚、财阀、政党因利益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又相互争斗。此时日本政坛由立宪政友会，宪政会，立宪国民党三大政党垄断：立宪政友会，是文治派藩阀元老伊藤博文为了控制议会，收罗了“民党”—宪政党（原自由党），于一九○○年创建，背后有老财阀三井支持；立宪国民党，是政党出身的犬养毅为了对抗政友会，以宪政本党（原进步党）为中心，纠合几个小党派，于一九一○年创建。其内部矛盾重重，党员进出随意如同逛商场，被后起的宪政会超过。作为第三势力，在政友会和宪政会两党之间东靠西挂，一直未能获得组阁之权；宪政会，其前身立宪同志会，是陆军巨头、藩阀元老山县有朋的掌门弟子桂太郎，为了对抗政友会，于一九一三年创建，背后有新财阀三菱支持。政党收受财阀的政治献金，扩大了影响，增强了政治实力。财阀则通过政党推行有利于财阀利益的政策，为自己谋利。政党政治家与财阀勾结，或卖身投靠、或沆瀣一气，各取其利。政党政治家腐败无德、贪污受贿、弊案不断，政治丑闻也不断。而且还寡廉鲜耻，在议会中公开相互攻讦，丑态百出。在广大民众眼中，政党政治家争权夺利，只顾自己享乐，不管民众的死活。他们和财阀、藩阀一样，堕落成了党阀，都是社会的蠹虫。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道路在日本（在德国、意大利也同样）走不通。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不愿走，也不敢走。为抵抗封建垄断大资本的欺压，同时又要防范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而然地，中小资产阶级选择了依靠国家集权制度，确保本阶级的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但最终被垄断大资本利用和收买，将斗争的矛头向外，走上了极端民族主义道路，企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求得阶级的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是草根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经济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政治上劳动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虽然早期曾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北一辉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警察也把他作为社会主义者进行监控。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进行，甚至没有想过进行建立工农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使是他参加的中国革命，也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他基本上不和工农大众接触，更谈不上深入了解工农大众。他的阶级出身，他的经历，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接触的人，决定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他的“国家改造”理论，实际上就是小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只不过在上面还涂抹了各种迷幻的色彩而已。《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劳动者参与经营和分配等等），也有民主主义的色彩（普选、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等等），同时又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等等）。而且它挥舞着天皇的大旗，斗争的矛头直指官僚、军阀、财阀、党阀等特权阶级。大纲不仅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它不是空泛的理论，有实施的具体步骤。特别是对于在迷茫中的日本学生和青年军官，大纲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因而得到热烈共鸣，视之为“革命者的可兰经”。北一辉回国后，仍受到宪警的监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鼓吹暴力革命，因此是不可能获得正式出版的。犹存社以“赤穗四十七义士”典故为寓（注*四十七个武士舍身为旧主人报仇的故事），秘密地油印四十七册，分送相关人员。很快，大纲就在学生和青年军官中悄悄流传，转抄。在“国家改造”理论启萌下，有了“犹存社”作为榜样，从大学高校开始，“日之会”、“潮之会”、“犹兴学会”、“经纶学盟”、“爱国社”……等右翼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三人组盟，五人成会。各种右翼团体不断地成立，又不断地合并，具体数目无法统计。更有一批青年，在北一辉导师指引的“革命道路”上，为了建设一个“革命的日本”，实现日本的“纯正社会主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二十九岁的朝日平吾是第一个将“国家改造”理论付诸行为的人。朝日平吾生活贫困，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学习，都因交不起学费而未能完成学业。朝日虽然贫穷，却是一个热血青年，有着远大志向。他想组织社团来帮助贫民，借以改变社会。为了筹集资金，朝日遍访资本家，但屡遭拒绝和嘲讽。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朝日求见安田财阀的老板安田，要求他捐款帮助贫民，同样遭到拒绝。早有准备的朝日，随即掏出身藏锋刀将安田杀死，然后当场割喉自尽。朝日在他的遗书《死亡呐喊》中阐述了他的意图：“……清除君侧之奸、诛杀奸富乃实现日本繁荣昌盛之手段，乃为大多数国民造福之举……为此，鄙人愿率先垂范，诛杀一奸物。”不过，安田只是“奸富”，距君王还远得很。原敬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加速了财阀的垄断，更有人认为，身为首相的原敬不仅与财阀沆瀣一气，其官员贪腐，鱼肉广大民众，而且屈从英美，外交退缩，使国权受损。甚至还干预皇室事务（皇太子的婚事），藐视皇权，居心叵测。因此，党阀原敬才是君侧之奸。受朝日平吾“为国除奸”的鼓舞，《呐喊》杂志的忠实读者、十九岁的铁路扳道工中冈艮一立志要“清君侧”。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东京火车站检票口，中冈高喊着“国贼！国贼！”用一把从商店买来的短刀，将要乘车外出的原敬刺死。“杀奸富”，安田并不是最后一个。“清君侧”，原敬也不是最后一个。许许多多的“革命者”正在寻找诛杀对象，随时准备献身而成为“英雄”。平民百姓“奋起救国”，热血青年“为国除奸”，在纪律森严的军队里，军人们也平静不下来了。不过，军队的最早的的“革命”气息，却来自国外。就在原敬被刺杀的前几天，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四位于欧洲西部的德国，在它西南部巴符州的山谷中，在连绵起伏的群山间，漫山遍野树木林立，密密匝匝的树木和枝叶遮天蔽日，远远望去显得黑压压的一片，这就是德国著名的黑森林。在黑森林西北部的边缘上，有一个被誉为“欧洲的夏都”的小城—巴登巴登。“巴登”在德语里是沐浴或游泳的意思，可见这个小城即沐浴之城，有许多温泉或矿泉。据说是古罗马人在这个山谷里发现了温度高达六十八度的矿泉，他们于是开始建造大型的沐浴场所。在十九世纪时，巴登巴登是德国上层社会和欧洲权贵们的聚首之地。富豪们不惜花费巨资，在此建造了华丽的酒店、宫殿和浴场。巴登巴登位于奥斯河谷中，城市沿着山谷蜿蜒伸展，背靠青山，面临秀水，景色妩媚多姿。潺潺的奥斯河流过起伏的群山，山谷中孤独的古城堡、古教堂、古老的步行街、古老的赌场……，尤如一幅美丽的画卷。五月至九月，巴登巴登阳光明媚，气温宜人，是最佳的旅游季节。秋后虽然游人不多，但风和日丽。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豪华的斯丹佛尼酒店来了三个三十六、七岁，西装革履的日本人。他们就是被少壮军人誉为　“三羽乌”（相当于汉语的“三杰”）的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永田生于一八八四年一月，长野县人，医生家庭出身。永田长得浓眉长脸、短胡须、高个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初看象是一个学者。但他平时脸色板板、言谈有序、中规中距，使人难有亲近之感。特别是从他眼镜后面射出的目光，使人觉得就象是黑暗中有一条毒蛇无时不在窥视着自己，不寒而栗。此时永田任日本驻瑞士公使馆副武官，从伯尔尼赶过来。他剃着短发，留着飞翹的胡子，除了肤色，外形颇象是个普鲁士人。冈村比永田小几个月，东京人，武士家庭出身。他是陆军省新闻班少佐课员，现在正作为巡回武官赴欧美作为期半年的考察。冈村平时不修边幅，又是深度近视，摘了眼镜后，满腮的胡子，半眯着眼睛看人，令人觉得有点滑稽。小畑比永田小一岁，高知县人，贵族家庭出身，父亲和长兄位列男爵，他现在职务是驻俄国公使馆少佐副武官。十月革命后，俄国临时政府“迁都”海参崴，很快就消亡了，日俄没有了外交。因为庙街事件，日本出兵占领了库页岛北部，双方关系紧张，小畑连俄国都进不去，只得在柏林滞留。小畑虽然是贵族出身，却没有温文尔雅的贵族气度，容易激动，脾气很大。他身材瘦小，人很聪明，思维跳跃快。在一战中的日俄是同盟国，小畑作为驻俄军观战武官驻俄国，恰好此间发生了十月革命。他对此作了研究，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但却有了一个惊人的“新发现”：通过“部落共产主义”，人可以神秘地与天皇进行感情思想沟通。不过非常遗憾，他的“新发现”没有得到推广。三人都是一九○四年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毕业，同时，永田和冈村是东京地方幼年军校的同学，酒友：冈村和小畑是中央幼年军校的同学，毕业后同入步兵第四十九联队：永田和小畑是陆军大学第二十三期同学，他们三人的关系可称得上“铁”。此时是皇太子裕仁游历欧洲刚刚回国不久。在历时半年的游历中，裕仁走访了英、法、比、荷、意五国，还召见了一大批驻欧及在欧考察的日本军官。无论是哪一个国家，一般人是很难见到皇帝的，日本人更是如此。能见到“雄姿神宇”的未来天皇，亲耳聆听“玉音”，还受到设宴招待，使得这帮军官十分兴奋。皇太子的鼓励和期望，激发了他们的勃勃雄心。带着“天将降大任于我”的虚幻感觉，这三个好友相约来巴登巴登度假。泡着热矿泉，喝着啤酒，在热汽腾腾中三人聊了起来，话题很自然地从皇太子裕仁游历欧洲开始。皇太子裕仁十三岁进入“东宫御学问所”学习，已经六年多了，他打算开拓视野，以一次对欧洲的访问来结束自己的学业。因为内中还牵涉到外交国事和裕仁的婚姻，首相原敬和陆军巨头山县有朋因各有打算，对裕仁的想法表示支持。在历史上，日本还没有天皇出行国外的事例。裕仁是皇太子，未来的天皇，他出访欧洲是一件大事。因为涉及到各派的势力消长，裕仁出访欧洲消息传出后，在野党和右翼知名人士，以及部份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反对。种种对裕仁不利的、攻击原敬和山县的流言飞语也随之传开，而且越传越荒谬。“国粹”右翼老祖头山满纠集大批“爱国尊皇”的右翼分子，在明治神宫前举行示威游行，要裕仁中止出访。还写信威胁原敬和山县，暴打裕仁侍从官。甚至还计划组织人卧轨，借以阻止裕仁的专列开往港口。裕仁费尽口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相关的人说服、安抚，这才得以成行。这些情况，国内国外的日本人都知道。因此永田就说：“皇太子殿下这次能排除种种干扰，坚持游历欧洲，还真是不容易啊！”冈村接口说：“这次皇太子殿下冒险游历欧洲，而且又召见了许多年轻军官，其中的意味很深啊！”“是啊，”小畑说，“皇太子殿下刚满二十岁就游历欧洲，考察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可见他胸怀鸿鹄之志，我日本帝国未来是大有希望的。”冈村有些感概地说：“唉，天皇身体欠佳，国家、军队都被藩阀控制，连皇室的事，藩阀都要干预。要想富国强兵，振兴日本，皇太子殿下的担子重、压力大啊。”冈村所在的新闻班，主要从事沟通军队与国民之间的“感情”，处理军方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事务，因此冈村文笔和口材都是相当不错的。“是啊，”拿着啤酒，背靠池边，永田接口说，“皇太子殿下此次游历，对各国军事特别关注，还特别到了伊普雷、滑铁卢、索姆河等旧战场考察，我想他是在将国内的情况与欧洲各国作对比。”冈村说：“想必不会太满意吧！”“是的，比较了各国，海军劣于英国自不比说，皇太子殿下对陆军的现状并不满意。”“能满意吗！”小畑不满地说，“日本陆军体制落后、观念陈旧、装备低劣，与英、德、法三国的陆军根本不能相比。就是与现在的苏俄相比，也并没有优势。”“国事堪忧，军队堪忧啊。”永田一副忧国忧民的架式，“所以稔彦王说，日本能不能成为强国，与欧美强国并列，皇太子殿下寄希望于我们年轻的军官。”日本皇室近亲婚姻很平常，而且不按辈份乱收犹子（犹如儿子，类同养子），所以辈份乱得很。按辈份来说，东久迩宫稔彦王是裕仁的皇叔。也是裕仁的九姑父，而且裕仁未来的皇后良子又是他的亲侄女。稔彦王比永田他们三个要小几岁，十九岁获赐宫号，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陆军大学校第二十六期，现在在法国陆军高级指挥学校留学。裕仁召见驻外军官，都是由他引见。“那是当然，冈村颇有些自傲地说，“皇太子殿下聪明睿智，当然知道藩阀出身将领思想陈旧过时了，日本军队需要掌握了现代军事新知识的军官来领导。”小畑摊摊手：“可是，我们这些掌握了现代军事新知识的军官又能干什么？军队完全被藩阀控制。看看欧美列强的军队，如果发生战争，我们能取胜吗？”“对，长州藩出身的将领占据陆军重要的位置，他们守着旧的观念，躲在统帅部远离民众。”永田说，“他们不懂得未来的战争是全体国民的战争，战争不仅仅是军队的事，还要依靠全体国民，要动员全国的力量才能赢得战争。“就是这么一回事。长州藩阀以陆军为栖息之地，借口统帅权，架空天皇，远离广大民众，日本陆军根本无法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小畑恨恨地说，“更可恨的是，一些平庸无能之辈，只知道谋取私利，满脑子装着过时的旧东西，对现代战争一窍不通。却仅仅因为有着藩阀背景，便占着陆军重要的位置。”“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冈村愤愤不平地说，“但是日本依旧留存着明治时代的传统，论资排辈，讲究出身。有知识、有理想而没有背景的军官的晋级之路颇为艰难。这样下去，日本军队没有取胜希望。”“皇太子殿下将来登位，但由于长州藩阀把持着重要位置，如果他们从中阻碍，就算皇太子天资聪慧，恐怕也难以成事。”小畑说，“难道我们就这样无所事事，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等待吗？”冈村摇着头说：“这不行，一定要想办法，要让有真才实学的陆军精英进入到重要位置。否则，我们就辜负了皇太子殿下的期望。将来年老之时，也无颜面对子孙。”“说得太对了！”永田点点头“我们是掌握了现代军事新知识的军官，对大和民族的兴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必须打破陆军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要让皇太子殿下亲掌兵权，让真正的陆军精英进入到重要位置，否则日本军队就没有希望！”小畑赤身跳出池子，头一昂，一字一顿地说：“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打倒长州藩旧势力。”永田一掌拍击水面，说：“对，打倒长州藩旧势力，夺取陆军的领导权，改革军队，使日本军队成为精锐之师，达到欧洲的水平，至少达到法国军队的水平。”“可是，怎样才能做得到呢？”冈村有些信心不足地问，“我们有这个能力吗？陆军大臣、次长、军务局长、参谋总长、次长、教育总监、教育总监本部长，省、部、局重要的位置全都……”“那就采取特别手段，必要时发动政变，进行军队改造。”小畑握紧拳头，狠狠地挥动着。“发动政变！”冈村眼睛一睁，牙一咬，“嗯，我同意，为了日本，为了陆军，只要能打倒长州藩旧势力，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都行！”“现在说方法、手段还为时太早，”永田摇摇头，冷静地说，“如果就我们几个人，那什么也干不了。现在要做的是集聚力量，要联络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强大到足以和他们抗衡。”“对，我们人其实并不少，只是还没有团结起来，还没有形成整体力量。”小畑说，“他们都是哪些人，我想你们心中应该是有数的吧？”永田和冈村同时点头，平时与人交往，哪些人是志同道合的人，确实心中有数。“既然要干，那就不能说空话。”小畑确实是个急性子，“立即行动起来，联络同志，形成合力。”“好，“行动起来吧！”永田兴奋地光着身子在浴池中站起来，“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明确了，就是打倒长州藩旧势力、刷新人事、改革陆军、振兴日本。”　啪！三人击掌为誓。过了两天，冈村到达莱比锡，首先联络上了在此留学的东条英机。一周后冈村回国了，第二年小畑也回国了，永田则是一九二三年才回国。永田回国后，他们十多个“志同道合”的人，主要是十五期至十八期的士官学校毕业生，经常在东京涩谷的双叶亭集会。久而久之，在圈子外的人把他们称为双叶会。不过，怎么才能打倒长州藩强大的旧势力呢？就靠双叶会这十多个自以为是，连课长、联队长都不是的少佐、中佐军官？那纯粹是在说笑话！五“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日本近代军队最初是从长州、萨摩、土佐三个藩抽调藩兵组成的近卫军。在这支六千多人的近卫军中，萨摩藩的人数最多，带兵的将领也多出自萨摩藩，都督是西乡隆盛。西乡隆盛一八二八年出生于萨摩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二十六岁成为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三十六岁时执掌萨摩藩的军权。在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和讨伐幕府军反扑的戊辰战争中，西乡都立下了功勋，与长州藩的木户孝允、萨摩藩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一八七二年七月，西乡出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朝鲜第二十六代国王李熙（高宗）是旁支继承王位，只有十二岁。因此，李熙的亲生父亲李昰应被封为兴宣大院君摄政。李昰应从小研读正宗的儒家学说，笃信宋明理学，倡信“卫正斥邪”，特别排斥西方的宗教和各种学说，以之为“邪”。李昰应在朝鲜实行“锁国攘夷”政策，不但反对“洋夷”，也不满日本的维新与欧化。在“斥倭攘夷”政策下，朝鲜断绝了德川幕府以来的日朝关系。明治政府建立后，派出使臣前往朝鲜，力图重修日朝旧交，但朝鲜“大义凛然”，拒绝与追随“洋夷”的“叛逆者”交往。按理说，既然人家不愿意与你交往，那你就不与他交往，老死不相往来就罢了。但日本从美国老师那里学来了强盗观念，认为朝鲜拒绝交往，就是侮辱了日本。因此，必须向朝鲜问罪。如果朝鲜不服，就要用武力征服。根据吉田松阴所设定的扩张国策：“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进不了朝鲜，那是收不了满洲的，当然也无法窥清国。征韩是“雄飞”大陆政策的起点，这原是日本上下的共识，问题是征韩的时机。西乡为首的征韩派极力坚持此时出兵征讨朝鲜，但是木户、大久保为首的内治派则认为，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充实国力目前最重要，坚决反对立即开战。两派争论激烈，最后天皇以敕书形式宣布缓议。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维新政策，打碎了武士们的铁饭碗，剥夺了士族特权。使武士阶级既失去了经济基础，又失去了往日的社会地位。为此，大批失业武士不得不自谋出路，或农或工，或商或吏。混得差的武士，不仅是自己，而且连家人都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征韩派坚持此时出兵征讨朝鲜，还有一个用意，是要通过战争来挽救的武士阶级。征韩主张未被采纳，一八七三年十月，西乡愤而辞职回到鹿儿岛。西乡是武士们的精神领袖，他辞职后，一批近卫军官兵和警察官吏也跟着回到鹿儿岛。与过去相比，武士们经济和社会地位落差太大。因此怀恨在心。一八七三年三月，政府颁发出废刀令，八月宣布废除俸禄制。武士们被激怒了，熊本县、山口县等地发生士族的叛乱。一八七七年二月十三日，萨摩藩士族推举西乡隆盛为首领，将萨摩的军队编为七个大队，共计三万余人，发动了反明治政府的武装叛乱。天皇颁布敕令组成“征讨军团”平叛，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陆军卿山县有朋中将、海军卿川村纯义中将为参军。征讨军先后出动了八个旅团，共计六万陆军和十九艘军舰。几次交战后，叛军不敌溃败。九月二十四日，征讨军攻破叛军的老巢鹿儿岛城山，西乡隆盛重伤自杀。山县有朋，号含雪，一八三八年六月出生于长州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是吉田松阴的学生。山县参加过倒幕运动和戊辰战争，是有功之臣。有“天下一军师”之称的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被刺身亡，没能完成他建立新式军队的设想。一八七○年八月，山县从欧洲考察军事归国，任兵部省少辅、大辅，继承大村遗志，开始建设日本新式陆军。废除兵部省，分别设陆军省和海军省后，山县出任陆军卿执掌陆军。在平定叛乱的战争中，新式军队显示出旧军队所没有的优越性。因此，山县更为天皇所倚重，权势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参谋本部从陆军省中独立，执掌军令，直属天皇，由山县出任参谋本部长。一八八七年设置监军本部，山县出任监军本部长。一**八年一月，山县获元帅称号。与大山岩、黑田清隆、野津道贯等人相比，山县的战功并不算显赫。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能力都用在新式陆军建设上，他把军队的“统帅权”独立于政府，在军制、兵制、兵备、教育、军纪等等各方面，往往都是亲力而为，因此堪称“日本近代军队之父”。由于萨摩藩叛乱失败，军中将领纷纷下野去职，严重地削弱了萨摩派在陆军中的力量。山县又通过各种手段，把反对他的人挤出陆军，把对他宣誓效忠的人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逐步结成了一个以长州藩出身为主的大派阀。他与同为长州藩出身、有“明治宪法之父”之称的伊藤博文，一武一文把持日本二十多年。　一九○九年十月，伊藤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死，山县更是权倾一时，成为最有权势的元老，左右着政局。山县至死都始终控制着陆军，重要职位都由长州藩出身的军官所占据。海军则要比陆军单纯得多。在幕府末期萨摩藩的造船能力和船舶数量就在各藩之首，明治初期组建的海军中，官兵大多出身萨摩藩，送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基本上也是出身萨摩藩。在陆海军分设后，一九七三年年底，原德川幕府的大臣胜海舟出任海军卿。一八七八年，萨摩藩出身的川村纯义继任海军卿。而后出任海军大臣和军令部部长的都是萨摩藩出身，海军的重要职位几乎清一色萨摩藩出身的军官。靠双叶会的十多个中下级军官要想打倒长州藩阀，恐怕只是一个愿望而已，即使有摄政的皇太子在撑腰也还是不行的。时间是最可怕的敌人，也是最好的朋友。几年的时间里，陆军内部起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二二年二月，八十四岁的山县病死，他的两个得意弟子桂太郎和寺内正毅则更是死在他之前。作为长州阀第二代掌门人田中义一大将，也于一九二五年五月退出现役。其他人退的退，老的老，长州阀在陆军中的力量已经去了大半。更通过大裁军，长洲阀在陆军的势力基本上被扫除了。在海军之中几乎不存在反萨势力。在陆军之中，在山县风头正盛之时，萨摩藩出身的高级将领虽然不少，但由于萨摩藩叛乱失败的阴影，即使是象大山岩、野津道贯、黑木为桢这样的将帅，也不敢冒然出头。因此，无论是萨摩藩还是长、萨藩外，都没有形成一个反长州阀团体。在山县老衰、桂太郎和寺内死后，形势有了变化。佐贺藩出身的宇都宫太郎大将，创立了一个“佐贺左肩党”，纠合了长、萨藩外军官对抗以田中义一为首的长州阀。不过宇都宫命短，他比山县年轻二十多岁，但几乎是同时逝世。他的接班人，福田雅太郎大将比他小不了几岁，也与田中义一同时退出现役。有“日本工兵之父”之称的上原勇作元帅，是野津道贯大将的女婿。他年纪比宇都宫大，却成为陆军中萨摩派对抗长州阀势力的领袖。“佐贺左肩党”群龙无首，上原将其收罗，组成“上原派”。田中离开陆军后，长州阀留在陆军中领军的是陆相宇垣一成陆军大将。宇垣生于冈山县，脱胎于长州阀。因为不是山口县人，宇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长州阀。他和神奈川县出身的山梨半造一样，是“准长阀”。眼见从院校毕业的阀外军官逐渐成长，走上了重要的岗位，长州阀人才凋蔽，逐渐没落，宇垣也就逐渐有了自立的打算，从横向组织起一个他自己的新派系。他与同届同学铃木庄六、白川义则合作，网罗了一批少将和大佐级人物，形成了“宇垣派”。已经不必再费心思了，长州阀派只剩下气息奄奄的残兵败将，即将烟消云散。在陆军中，“上原派”与“宇垣派”已经形成了新的对抗之势。不过，双叶会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两派都有其成员。华盛顿会议后，根据《五国海军条约》规定，日本政府宣布：放弃海军建造“八·八舰队”的计划；放弃十四舰战列舰的建造计划；中止六艘战舰的建造；对海军省部进行“统、废、合，裁减海军七千五百名下士以上人员；解雇了一万四千名相关工人。海军被迫放弃多年苦苦追求的“八八舰队”，退而求其次，通过完善“六四舰队”，增强辅助舰艇来充实海军实力。由于国内国外舆论的压力，以及政府财政状况，对裁军持消极态度的陆军也被迫进行裁军。从一九二二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山梨半造和宇垣一成任陆相期间，共裁减了九万四千名官兵，军马一万八千匹，约五个师团的兵力。撤消了四个常设师团的番号，同时还撤回了在西伯利亚的全部驻军。不过，陆军裁军并不是为国家省钱，而是“以质量换数量”，建设现代机械化部队。节省下来的经费被用来为部队配备飞机，坦克，轻机枪，通信器材，汽车牵引炮和野战重炮。工人怕厂主辞退，职员怕老板裁人，佃民怕地主夺佃，对于职业军人来说，就怕国家裁军。工人、职员可以另外找老板打工，佃民可以另找地主租地，也可以进城打工。军队只有一家，从小就学习杀人技能的军官们，一旦离开了军队，在和平时期，能干什么呢？裁军使得大量军人失业，大约有四千名军官退职，成了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还有大约有两千名军官没有了职位，被派到中学、大学去当军训教官，对学生实施军工训练。军人属于战争，和平年代，工人生产产品，农民生产粮食，警察维持治安，军人有什么用呢？看着军官无所事事地挎着军刀在学校里、大街上游荡，人们自然觉得碍眼。一向骄横无比、耻高气昂、受人欣羡的军人突然变得人厌狗嫌，被人看不起了，弄得一些军官上下班都不敢穿军装。生活水平降低，社会地位的降低，都使失业的、在职的军人怒气冲冲、恨天恨地，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受到社会各种思潮的冲击，他们把矛头也指向了藩阀、官僚、财阀、党阀，也要进行“国家改造”。在民间团体林立的影响下，三人组团、五人结社，军内的各种团体开始纷纷成立。暗潮滚滚，民间右翼势力和军内右翼势力合流，只是时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