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狼心险计(上)

第四章　狼心险计（上）一原敬被“极端分子”刺杀身亡，为了不向极端分子屈服，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元老们决定由政友会继续执政。按通常惯例，应当由排在内阁大臣第一位的外相继任首相组阁，但外相内田康哉并不是政友会党员，因此由藏相高桥是清继任首相组阁。高桥是财政金融专家，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只干了七个月，高桥内阁就因内部意见不统一而总辞职。政友会内部的纷争，使元老们有了政党不可信任的理由。此后出任首相组阁的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陆军大将山本权兵卫、枢密院院长清浦奎吾，都不是政党出身。政党虽然最初是由元老藩阀组建，但二十年来，已经渐渐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背后有财阀支持，而且代表着社会潮流。本来藩阀、贵族和政党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分享政治权力的格局。这种把政党政治家一脚踢开，脱离“宪政常道”的做法，显然是“贵族对国民的宣战”。由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立宪国民党改组而成）组成“护宪三派”进行反抗，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过议席的半数，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声势浩大的“护宪”运动，迫使藩阀贵族让步。六月十一日，由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出任首相，组成三派联合内阁。一年后，三派联合破裂，宪政会组成一党内阁。革新俱乐部瓦解，大部加入了政友会。一九二六年一月，加藤高明因病逝世。内相若槻礼次郎出任宪政会总裁，继任首相。虽然四年时间，内阁首相走马灯似地轮换五个，但原敬的“国际协调”外交路线，一直都得到了继承发扬。宪政会上台后，也同样采取对英美协调，对华不干涉的政策。而且还要确保外交一元化，杜绝双重外交。外相币原喜重郎，更将原敬的“国际协调”作了发扬光大。年过半百的币原，生于大阪府一个地主家庭，无党无派，位列男爵。币原自二十四岁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务省，任外务书记官，驻荷公使、驻美大使馆参事官。一九一五年起币原三任外务次官，后任驻美大使，其间曾任华盛顿裁军会议日方全权代表。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外交官，又长期驻外，币原对国际形势了解得比较清楚。因为他与军方没有什么关系，同时他是三菱财阀岩崎弥太郎的四女婿，与首相加藤高明（岩崎弥太郎的大女婿）有连襟关系，，使得他能够在外交上放开手脚。币原在就任外相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现在权谋术数的政略和侵略的政策时代已完全过去，外交已进入踏着正义、和平的大道前进的时代。……总之，日本将遵循并扩充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诸条约、诸决议等所明示或暗示的崇高精神，努力完成帝国的使命”。在国会的外交演说中，币原阐明了他的外交原则：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二、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四、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贯彻不干涉原则。在谈到对华外交具体方针时，币原说：“日本以同情、忍耐和希望，观望中国国民的努力，不但祝愿他们成功，而且中国若有求于我，应尽力给以友好的协助。”他把对华外交政策归纳为四项原则：一、不干涉中国内政；二、合理维护合理的权益；三、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四、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第二年，在在国会上，币原又进一步表示：“不论何人掌握中国政权，以及中国实施何种宪政制度，我们决无滥施干涉之意。”币原外交代表新兴大资产阶级，是要以温和的方法，利用日本在中国享受的、现有条约所赋予的各种特权，依靠经济手段获得资源和市场。一方面，日本要和美英实行协调，避免孤立；另一方面，日本尽量避开中国人民的斗争锋芒。对于中国的内部纷争，采取“静观”和实行“不干涉主义”。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各种所谓的“正当的权益”，是通过战争或战争威胁所获得的。在中国人民看来是“丧权辱国”，是难以承受的痛。一战后，随着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开展，收回租界，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中国内地，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民族运动的高涨，日本的各种特权不断减少。在关外东北，张作霖既借助和利用日本人，又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不想当傀儡。日本想利用他“在满洲为所欲为”，是不可能的。随着势力不断增长，当羽翼渐丰时，张作霖就不安分了。配合直系吴佩孚打败皖系段祺瑞，就非日本所愿。当奉系势力入关侵入京津后，张作霖更是不甘心受日本的控制，想逐步摆脱对日本的依赖。于是开办工厂，兴办实业，发展经济。还采用中国惯用的“以夷制夷”策略：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引入欧美资金和人才，与西方各国进行军火和军械贸易。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摆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受制于日本南满铁路的局面，张作霖决心修筑东、西两大铁路干线：一条是从葫芦岛连接辽、黑两省的西部干线；一条是从沈阳连接辽、吉、黑三省的东部干线。两大干线都通过京奉铁路与关内相连，一旦修成，势将成为与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两大铁路系统相抗衡的东北第三大铁路系统。这些铁路有的已经开工，有的正作在开工准备。张作霖还计划建筑岛葫芦港，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口，通过自建铁路，把辽、吉、黑以及内蒙联系起来，使南满铁路无利可图。同时，通过在南满铁路的沿线设卡征收货场税等，进一步限制南满铁路。一战后，在英美两国强有力的竞争，中国不断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国内经济萧条的多重影响下，日本对外的贸易下滑，外贸由出超转为入超，外汇储备迅速减少。特别是对华贸易不断下滑，所占比重降低，日本对华的优势地位不断减弱。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关东大地震，又给了日本经济重重一击，不但把一战间捞取的储备花个精光，而且还大量举借外债。至一九二七年，日本所借外债已经高达九亿日元。币原外交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九二五年的工业产量、出口额及都达到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值，外贸入超减少；与苏联恢复邦交，结缔了通商条约；在由日本商人枪杀中国工人引起的“五卅运动”中，采取了明面上对中国民众让步，暗中逼迫北京政府镇压的手法，成功脱身，把中国人民斗争锋芒引向英国。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经济困境，也没有能消除中日两国的根本矛盾。没有军事上的威胁，日本在中国的各种特权，只会不断地减少。没有了各种特权的保护，商品竞争力又不如英美，依靠经济手段，日本根本不可能是达到目的。因此，币原外交受到在野反对党、军部、右翼势力，以及在华纺织业资本家的猛烈评击。指责币原外交是完全失败的“软弱外交”，没有保护日本侨民的在华利益。正所谓“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在经济萧条中踟躇前行的日本，还没有从关东大地震中完全恢复过来，又爆发了金融危机。由于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各企业拼命扩大投资。企业投资从二十五亿日元增加到四百多亿日元。企业的积累远远不足，就大量向银行借款。战后经济不景气时，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政府又实行积极财政，给经营困难的企业发放救济贷款，还以扩大城建、交通设施等投资来拉动需求。但所有这些，并没有扭转企业效益下降的趋势，企业无法偿还银行借款。一九二七年三月，由于银行历年贷款许多无法收回，加之关东大地震之后，为了救灾而发行的“震灾票据”无法结算兑现，使得多家银行终于出现资金短缺，周转不灵。消息传出，立即引发挤兑风潮。铃木商店是在台湾主要经营糖和樟脑的贸易公司，在大战之前只有资本五十万元。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铃木商店就大量储备战争物资，大量购入船只。几个月后跃为资本金数百万元的大型公司，成了“一夜暴富”的一个典型。战争中，铃木商店四处出击，拼命扩张。到战争结束时，已取代三井物产成为全国第一大贸易公司。然而，正当铃木商店投下巨额资金“积极经营”之时，战后的经济危机忽然袭来。经营恶化，利润大幅下降，借款有增无还。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铃木商店资金链断破产。台湾银行是在台湾有发行纸币权的官方银行，因向铃木商店发放了巨额贷款，被迫全行停业，濒临破产。类似如此情况，使几十家大小银行被迫关门停业，一大批企业相继破产倒闭。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反对党政友会和官僚贵族的抵制，若槻内阁无法解决金融危机，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黯然辞职。四月二十日，退役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上台组阁。田中上台后，首先面对的是国内金融危机。高桥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但是公认的财政金融专家。虽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还是被田中拉了出来，第三次担任藏相。金融危机看起来非常可怕，但其表象就是各银行没有资金周转。由于有了官僚贵族的支持，于是高桥紧急向各银行发放非常贷款，使各银行有足够的周转资金。没有钱，高桥下令开动印钞机赶印！甚至连因粗制滥造，准备报废的钞票也都发了出去。随着二十二亿日元非常贷款的发放，金融危机很快就平熄了。至于滥发货币造成的物价高涨，自然由广大民众买单，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金融危机平熄了，但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资源和市场。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贫乏，市场狭小。如果不能从国外获得资源和市场，不要说什么称雄东亚，争霸世界，慢慢走向衰落是必然的事情。因此，向有丰富资源和巨大市场的中国大陆寻找出路，是日本各界精英长久以来的共识。要想根本解决日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还是要在中国大陆争抢资源和市场。二中国大陆自清王朝被推翻后，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此时仍是一片乱糟糟。自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虽然国共两党“以俄为师”进行合作，国民党要借助苏联的支持，壮大自己的力量。共产党也要在与国民党这个“多阶级同盟”的合作中，壮大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两党合作的共同基点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党“革命”的最终目标也不相同：国民党要建立一个私有制为基础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共产党要建立一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两个同床异梦的政党，究竟能在一起走多远，谁也无法说清。实际上，以孙中山为首的多数国民党人对此对共产党一直是怀有戒心的。在国民党“一大”上，特意增设了一个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它有权对各级党部或党员的“违纪”进行监察和处分，但里面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而国民党的右派更是不赞同“联俄、容共”的政策，一直与左派争斗，反对“党内有党”，发生过“西山会议”、“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排斥和消除共产党人的事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在“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声中开始北伐。在各地工农和民众组织的支持和协助下，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在西北冯玉祥国民军的配合下，仅仅九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和击溃了了北京政府直系军队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伐军进驻上海，三月二十四日占领南京。至此，北伐军完全占领长江中下游以南各省，川、黔、滇三省归附。在北伐的进程中，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到处都开展轰轰烈烈地工农运动。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二百多万。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待遇的罢工运动顿时此伏彼起，许多城市的工会组织还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全国农会组织遍布十五个省三百余县，有组织的农民达到九百万人以上。各地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开展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减租减息的斗争，还建立了农民纠察队、自卫队等武装。湖南、湖北一些县份的农民协会甚至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和北伐的胜利，使共产党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一年间党员的人数增加了十倍，超过了五万，这使得共产国际非常乐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指示“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要中共将革命推向更**，通过土地革命，使中国的反帝民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衔接，一气呵成，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暴风骤雨式的工农运动，有矫枉过正之势，形成了有产者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民族革命有逐渐演化成阶级革命趋势，不仅损害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也损害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极大地冲击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两个目标不同的“革命党”已经到了分手的时候。北伐也罢，南征也罢。对于中国军阀你打我，我打你的混乱局面，列强们见多了，也不觉奇怪。虽然北伐军出征是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统一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北京政府也同样要统一中国，要废止《民四条约》及不平等条约，还要收回旅大租界。所以，尽管情绪高昂的中国军民与列强们骄横的士兵，多次发生了暴力冲突。但除了英国比较明显支持直系吴佩孚外，其它列强最初仍只是冷眼观望，看清了哪一派占有优势以后再作决定。北伐军实质上并非是一支统一的军队，而是由党军、粤军、桂军、滇军、湘军组成，国民党真正能掌握的，是以黄浦学生军为基础建立的党军（第一军）。随着战事的顺利进行，所占领地盘扩大，各军之间，国共两党之间，及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烈起来了。在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地区，共产党遭到镇压和清洗，国民党左派遭到驱逐和排挤。在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地区，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迫使国民党右派站不住脚。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汉口发生了中英暴力冲突事件，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武汉和九江各界民众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这一事件引起了列强们的强烈不安，担心自己的“在华权益”受到损害。当北伐军乘胜逼近上海、南京时，英、美、法、日、意等国增派军队和调集军舰来华。三月二十一日，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取得了胜利，基本上控制了上海。共产党在北伐军进入上海之前发动起义，是要借北伐军之威壮大自己的力量，掌握上海的政治主导权。此时，在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之下，有八十万会员，还有二千七百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列强们最担心地上海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进入南京后，北伐军的部份士兵，以及溃兵、地痞流氓乘机打家劫舍，袭击抢掠外国领事馆和外侨住宅，打死打伤五个外国人。长江上早有准备的英美军舰，立即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炸死中国军民三十九人，重伤十六人，房屋财产损毁无数。“南京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与列强们互提抗议。为了不让“义和团之祸重演”，驻华各国海军将领拟定了一个报复计划，准备沿长江攻击和封锁北伐军。四月十一日，帝国主义列强向外交部长陈友仁和总司令蒋介石提出通牒，要求惩凶、道歉、赔偿，扬言“如无满意答覆，将执取认为适当之手段”。北伐军自占领武汉后，以手握军权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矛盾越来越大，呈现出分裂局面。为了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的国民党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列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决议，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军人部长职务。废除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实行常务委员集体领导制度。同时废除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实行主席团委员集体领导制度。占领上海后，因蒋介石插手外交，并在谈话中违背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旨。四月五日，武汉中央党部训令蒋介石“克日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并且还准备将国民革命军分为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将欲投归的阎锡山晋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进一步削减蒋介石的军权，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队统帅权收归中央军委会。辛辛苦苦的在前方打拼，岂能是为他人作嫁装！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和支持下，有了江浙财团的资助，蒋介石终于举刀翻脸。四月十一日晚，蒋介石在南京向所属发出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从四月十二日起，“清党”密令所到之处，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树起了**大旗，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支持，各地军阀也纷纷通电**拥蒋，实行“清党”。四月十五日，蒋介石一派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财政困难，处境险恶。为了与西北的冯玉祥国民军相呼应，打破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四月十九日，武汉北伐军三个纵队六万余人沿京汉线向河南挺进。冯玉祥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潼关自陕西向东进攻河南。六月一日，两军在郑州胜利会师，六月四日进占开封。革命的大旗岂能只由他人来扛！五月一日，蒋介石下达北伐命令，南京北伐军兵分三路渡过长江继续北伐。连克杨州、泰州、滁州，六月二日占领徐州。六月六日，山西省督军兼省长阎锡山接受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易帜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蒋介石在南方大杀共产党，张作霖在北方对共产党也不客气。四月六日，得到驻京公使团的默许，京师警察厅出动军警闯入苏联大使馆及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了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六十余人，其中有共产党创始人、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北方区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李大钊及妻女。四月二十八日中午，李大钊等二十人以“里通外国”罪名被绞刑处决。张作霖原是一个地方民团武装的小头目，后来被清政府招安收编成为正式军官。张作霖出身贫苦，少年丧父，粗通文墨。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深厚的背景，也没有傲人的八斗之才。但他社会阅历丰富，精明强干，心狠手辣，随“利”应变，具有乱世枭雄的素质。通过与俄日周旋，剿匪除寇，镇压反清志士，拥护袁世凯，他的官位从帮办、管带、统带、统领、镇守使、营务处总办、中将师长一路高升，一九一六年，刚过四十岁的张作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当上统领后，就开始和日本军政要人勾搭。随着他的地位不断上升，实力不断增加，日本人对他也就越来重视。特别是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兼省长后，日本人就更另眼相看了。日本看中了张作霖，因为“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日本想通过张作霖来落实和扩大“满蒙特殊权益”，在东北为所欲为。于是，一改过去对东北“分而治之”的政策，开始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张作霖进行扶持。在日本的支持和帮助下，张作霖挤走了竞争对手，成为东三省巡阅使。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就牢牢地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威震北国的“东北王”。一九二○年七月，张作霖下令奉军两个主力师入关，协助直系，击败皖系主力，迫使皖系首领段祺瑞辞职下野。奉系势力扩张到关内，与直系共同把持北京政权。一九二一年五月，张作霖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省都统，由“东北王”进而成为“满蒙王”。在此后的六年时间里，张作霖与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孙联芳等各军阀，时而大打出手，生死相拼；时而又亲密合作，并肩杀敌。其间还有部下大将郭松龄反奉倒戈，致使奉系差点土崩瓦解。在日本明的或暗的支持下，张作霖渡过了一个个惊涛骇浪，势力最越来越大。吴佩孚的军队被北伐军打垮，孙传芳的军队被北伐军打残。其后，经张宗昌、孙传芳二人带头“劝进”，在十五个省区的“推戴”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统领北洋所属各军。年底，张作霖在黄土铺地的隆重仪式下进入北京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张作霖被推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一时间，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中央政府”，彼此处于相互对恃之中。三“中国局势如此混乱不堪，一个国家竟然有三个中央政府。”田中摇着头说，“也不知何时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田中一八六四年出生于长州藩山口县一个低级武士家庭，十九岁进入陆军教导团，二十二岁从陆军士官学毕业，一八九二年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八期，后来在俄国留学四年。他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当过幕僚，也带过兵，整军建军中颇有建树。曾两任陆相，一九二○年九月封男爵，次年晋升陆军大将。田中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靠着自己的才华，得到长洲阀呼风唤雨的两大巨头的赏识，加上本人善于钻营，官至极品，统领长洲阀。如果继续留在军中，那么进入元帅府是自然的事。作为一个军人，可以说是死无遗憾了。但田中似乎对政治特别感兴趣，早在一九一○年，还是陆军省军事课长时，他就将退役的军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帝国在乡军人会”，自任会长。一九一七年九月，已经五十多岁、身为陆军中将了，他又组织了一个“大日本青年团”，自任中央理事长，据说这个组织的成员已经超过了二百万。谁也没想到，一九二五年四月，在军中混了四十多年、年过花甲的田中忽然自动退役。据说田中在原敬内阁当陆相时截留了一大笔陆军机密费，护宪三派联合破裂后，他带着三百万元加入了政友会。田中为政友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于是高桥辞职“让贤”，新党员当上了政友会总裁。两年之后，田中代表政友会出任首相组阁。因为首相官邸太老旧了，又在大地震中受损，刚迁到永田町新建。官邸还在建设之中，田中兼任外相，自然乐意在外相官邸办公，因此他与外务次官森恪几乎形影不离。森恪说：“是啊，三个中央政府，而任何一个中央政府也都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下面又有各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府。是否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那还很难说。”东京的樱花仍在盛开，樱花随风漫天飞舞，美轮美幻。但一场夜风细雨，把那淡红色、红紫色和白色的樱花打落在地上。那落在地上、点缀着雨滴的樱花花瓣，显得格外的凄美。站在窗前，田中眼看着落地的樱花，头也不回地说：“目前对于我国及远东直接迫切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局势。不管是哪一方，如果他们无视和**帝国的权益，决不能静观和不干涉，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森恪摇着头说：“静观和不干涉，币原外交尽显善意，但却得到相反的结果。中国只是内乱，日本只是徒然丧失权益。这样的外交政策听起来好听，但实际这是误国！”四十五岁的森恪是大阪人，父亲是大阪市议会议长。一九○五年，经父亲的好友山本条太郎引荐，森恪作为三井物业的学徒渡海来到中国。作为官二代，森恪读书不行，连一个商业专科学校都考不上，但官商之道却很在行。因敢闯敢干，又由于有三井的背景，在时局混乱的中国，森恪如鱼得水，与中国政商界不少大人物都有交往。一九一四年四月，森恪升任三井物产天津支店店长，同时兼任中日合办的“中国实业公司”天津支店长（行总店之职）、日本的全权代表。在他的实际操作下，“中国实业公司”插手各个行业，生出了许多子公司，经营的范围遍及全中国，他也因而成为一个有名的实业家。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森恪把经商当作政治，把政治当作经商。一九一八年，他返回日本从政。据说只捐献了五万元，他就当上了政友会的干事长。一九二○年，他在神奈川县当选为众议员。“不错，什么协调外交、睦邻外交、经济外交、和平外交，对华四原则，听起来很是悦耳。”田中是个大块头，他转过身离开窗子，一边迈着军人的步伐在屋里走动，一边说，“可这样的外交给日本帝国带来了什么呢？”油头粉面的森恪，年纪要比田中小得多，算起来应该是子侄辈。据说田中进入政界还是森恪给说动的，由此来看两人关系应该不错。森恪虽然只是外务次官，但在党内是实权派，田中也得礼让三分。“什么狗屁原则，”森恪粗野地说，“软弱无力，听凭日本权益受到侵蚀，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军人受到侮辱。竟然还说得那么冠冕堂皇，虚伪至极。”田中刚走到办公桌前，顺手一拍桌子，说：“就是嘛，把中国的赤化看作别国的内事，与我无关，在一旁静观、不干涉，实属荒谬绝伦！”“是荒谬，”森恪说，“正如阁下所说，中国发生共产党的活动，不论其结果如何，直接最受其影响的是我日本帝国。无论是从我国立场出发，还是就日本对维护东亚全局所负的责任来说，都不能完全置不理。”“是的，决不能完全置不理。”迟疑了一下，田中说，“蒋介石一派已经和共产党翻脸决裂，按理他应该向武汉进攻，消除隐患，巩固自己。但他居然与已经被赤化武汉政府双双北伐，想干什么！”对于蒋介石“**绝俄”，田中举双手赞成。但是，英美等国也同样给予鼓励和支持，并且对“南京事件”也不再深究了。那么，蒋介石究竟是亲日呢？还是亲美？亲英？还是一个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不仅**，而且执意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他不想两败俱伤。他要争取人心，争取更多的地盘，壮大自己的力量。”森恪解释道，“不过他派来的人已经保证，不会与日本为敌，保护日本在华利益。”“不，这种保证没有什么可信度。”田中摇着头说，“他不应继续北上，应该彻底消灭共产党这个最大的隐患，并且和张作霖妥协，南北双方罢战。以后嘛，合组一个政府也好，各自为政也好。总之，不能危及到满蒙。”“这当然好，”森恪格格地笑了，“但蒋介石如果认为他实力足够的话，那是不会放弃统一中国的。”“告诉他，如果继续北上，损害了日本帝国的利益，那我们就要从自卫的立场采取适当措施了。”田中冷然地说，“假如蒋介石能继续镇压共产分子，我们将给以道义的支持，并且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在他向武汉采取军事行动时，我们会避免张作霖等北方势力对他的妨碍。我们希望，南北双方能罢战，达成妥协。”田中的指示，由日本驻华官员转告了蒋介石。但是，蒋介石的地位并不巩固，为了赢得党内党外的支持，他必须高举“打倒军阀和列强”的革命旗帜。他甚至还宣称“清党之目的，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因此，他无法接受田中的“好意”。五月二十二日，北伐军占领了蚌埠，直逼徐州城下。眼见北伐军就要进入山东，甚至继续北上威胁“满蒙”。在内阁会议上，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提议立即出兵阻止北伐军。“出兵国外，”老藏相高桥皱着眉问，“多大规模，估计要多长时间？”白川大咧咧地说：“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沿胶济线全线布置。多长时间嘛，现在还不得而知。”“一个混成旅团！”高桥吓了一跳，“如此大规模的出兵，哪来的钱？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平息金融风暴，政府所有的钱都用完了。”森恪问：“那应该什么规模才合适？”高桥的政务次官小声地说：“不要说一个混成旅团，就是一个联队，这经费也困难。”“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你们大藏省是干什么的？”森恪恼火了，“为了国家，有什么困难，你们应克服嘛，只会叫穷，那要你们干什么！”“好，我们没有用，那就请你找一个有用的来。”被一个后辈这样指斥，高桥也来气了。他抖动着雪白的胡子，对田中说，“阁下，该办的事情，我已经办完了。按当初的约定，现在我也该退了，你另外找人来当藏相吧。不过，出兵国外之事还请慎重考虑，这涉及到其它各国。”田中不满地瞪了森恪一眼，但当时请高桥出任藏相，说好了是为了解决金融危机，现在没有什么理由再挽留。眼看着高桥离开会场，只好站起来笑脸相送。为了平息金融危机，已经动用了全部可用的钱，财政上的困难，田中当然是知道的。而且在动乱并没有发生、侨民并没有受到伤害的的情况下，从国内大规模出兵显然说不过去。会后田中与森恪商量：“从天津抽派两个中队去怎么样？”“两个中队！”森恪睁大眼睛说，“那有什么用？至少要一个联队以上才行。”田中想了想，说：“从国内出兵恐怕是不行，天津抽不出更多的兵力，那只好从关东军抽调兵力了。”森恪点头同意道：“这也行，先由关东军抽调两个联队左右的兵力进入山东，视情况的发展，再考虑是否要增加兵力。”五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发表出兵声明：“兹征于中国最近之动乱，尤其征于南京汉口其他地方之实绩，当兵乱之际，因中国官宪不得充分保护，致侨居之帝国臣民之生命财产，蒙重大之危害，甚至见毁损帝国名誉之暴举。因而现下华北动乱迫切之际，难保无再发生此种事件之虞。今也前述动乱行将波及济南地方，就侨居该地帝国臣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危惧之念，有不能不措置者。帝国臣民居住该地者，达二千名之多，而该地为去海岸甚远之腹地，到底不能依在长江沿岸各地之海军力量以保护之。因此，在帝国政府为预防不祥事件再发起见，不得不以陆军保护侨民邦人之生命财产。然为前述保护派兵之布置，须要相当之时日，而顾战局正在刻刻变化，故应急措置，决即时自驻满洲部队派遣约二千之兵于青岛。前述依陆军力之保护，固不外为期侨居邦人之安全，自卫上不得已之紧急措置，不惟对于中国及其人民，无何等非友交的意图，而对于南北军任何方之军队，亦非干涉其作战，妨害其军事行动者。帝国政府因自卫上不得已之措置而派兵，但自始无长久驻屯之意图，至对于该地方之邦人无受战乱之忧之虞，当即将派遣军全部撤退。”五月三十一日，关东军所属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的四个大队，加上无线电通信队，共约二千五百人，在旅团长乡田兼安少将率领下，由旅顺港乘“香港丸”抵达不设防城市青岛。六月一日，日军在青岛登陆。观望了半个月，六月十七日，两个大队的日军开始向济南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