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宋家父子(下)

第十四章 宋家父子（下）四从门外进来的是宋继贤的第二个儿子，少校侍卫副官宋承武。宋承武要比宋承治大三岁，今年二十八岁。但是长得白净斯文，看上去似乎要比宋承治显得还年轻。当年宋继贤的大儿子出生时，宋继贤的父亲喜笑颜开，对儿子说：“我们宋家世代行伍，我们父子仨都是在枪口刀下讨生涯。朝庭重文轻武，武官不如文官值钱。我这个长孙不要干我们这一行了，弃武从文吧，宋家也应该出一两个举人、进士了。”按照算命先生所选的“继承祖业，永世昌盛”八个字排列，承字辈的一人起名承文。可事与愿违，承文从小受家庭的熏染，自幼喜欢舞枪弄棒，对书本不感什么兴趣。后来不仅十六岁就入了伍，而且还当上最富有军人气质的骑兵。所以当第二个儿子出世时，宋继贤的父亲望着不愿意读书，却和小伙伴在玩打仗游戏的大孙子，摇摇头说：“看来宋家出不了文相只能出武将，算了吧，天命不可违，还是从武吧！”起名承武。谁知承武却长得象个白面书生，好静不好动。虽然读过军校，也穿上了军装，特别是练了一手好枪法。但一个侍卫副官，严格地说算不上是个军人。所以亲戚朋友常笑说，是送子娘娘搞错了，使他们兄弟俩是掉了个。宋承武进屋向父亲打个招呼，向宋承治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早上到的。”宋承治答完后又问道，“你不在司令部呆着，怎么跑回家来？”“在外面办点事，眼看到中午了，就干脆回家。”宋承武一边说，一边给自己倒上一杯茶，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有什么消息，”宋承治问，“中央有决心和日本人碰一碰硬吗？”“怎么会呢？”宋承武掏出香烟，递给宋承治一支，自己点上，慢悠悠地说，“蒋总司令前几天不是说了吗，‘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以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你想，会和日本人碰硬吗？”宋承治摇头叹道：“逆来顺受，可我们东北军可惨了。才几天的时间啊，连失沈阳、长春、吉林、营口、海城、鞍山、本溪、抚顺、开源、四平、凤城、安东十余座城市，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十几万正规军给人家打得屁滚尿流，闻风而逃，半个东北落入敌手。”宋承武说：“说到底，那也是我们自己不争气，怪不得中央。”宋承治黯然道：“是啊，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当晚要是敢打，何至于如此！”宋继贤问：“承国有消息吗？”“南岭的部队都撤了，死伤几百，还没有得到承国的消息。”宋承武安慰父亲说，“我想他不会有事的，他精明得很。”“人精明不假，我是担心他的犟脾气，”宋继贤说，“他一犟起来，什么人也拦不住。”“上面简直是拿士兵的生命当儿戏！”宋承治气恨恨地说，“老百姓骂我们连一条狗都不如，养一条狗还能看家咧，东北军三十多万，曾逐鹿中原，入主中枢，现在居然被人家赶得连家都不要了。今天我回家，连人力车伕都不愿拉我这个东北军的军官。”“没骂你就算好了，”宋承武说：“许多军官被老百姓骂得抬不起头，跑到张副司令那里哭诉，要求打回东北去，以雪耻辱。现在老百姓很不满，到处都闹事。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许多老师也参加。上海、天津等地的码头工人还举行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宋继贤说：“学生闹起来也真麻烦，听说王正廷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宋承武笑了笑，说：“是这样的，那天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有数千人，每人手持标语小旗，各校还打出各校的校旗，在中央大学朱家骅校长的带领下，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滚出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口号，向外交部请愿。进了外交部后，一部份学生直奔北楼。到了楼上，正碰上王正廷在他的部长办公室办公。学生们一边高喊‘打倒卖国贼’，一边用小旗打他。有一个学生打得兴起，端起办公桌上的花盆向王正廷头上砸去，立即头上开花，血流不止。学生们一看出了事，这才喊着口号，退出外交部。”宋继贤和宋承治听了哈哈直笑。宋承武说：“其实这哪能怪王正廷呢，他可是一个革命外交家啊！他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外交，他能违抗中央指示说要抗日宣战吗？这要蒋总司令说才行呀！”宋继贤说：“我们这位总司令当然是不会说的。”宋承治说：“我们这位总司令确实不怎么样。国土被敌人占领，百姓遭敌人杀害，他却沉得住气，要忍辱含愤，请求国联主持正义。唉！”宋承武说：“所以北平的师生指责政府‘一遇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询属奇耻。只请求国联出面制止，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宋承治说：“我看也确是如此。”“坐以待毙！”宋继贤刚要用纸煤点烟，听他们俩兄弟这么一说，又把纸煤移开，不以为然地说，“老蒋什么时候坐以待毙？清除共产党、计破桂系、打败冯阎联盟，主动得很。这些书生们懂什么，说些小孩子的话，老蒋的城府深得很咧！”“可现在为何按兵不动，不奋起抵抗？”宋承治问道。宋继贤点上水烟，吧哒吧哒地吸了几口，说：“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实力不如人。”“中国又不是没有军队，中央军几十万军队在江西打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打日本？就是我们东北军，现在也有三十多万，难道都是废物，不能和日本人一拼吗？中央军的一批将领都在请战了，说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纯，概不暇计。如果全中国军队都有决一死战之心，末见得就不能一战！”“抵抗，宣战，说起来不费事，做起来就难了。”宋继贤说，“我们的国力比日本差得太远了，硬碰硬恐怕占不了什么便宜。特别是现在各路军阀自霸一方，你派谁的军队去打？喊几句口号，做做表面功夫嘛，还行。动起真格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广东的汪精卫、陈济棠他们是人精，麻日通电说了这么多，有哪一句是说要北上抗日？还不是说要对外力求和平共处。奋起抵抗，没那么容易！至于共产党，那是不能不打的，可不能让他们越闹越大。明朝是怎么亡的，还不是因为李自成造反，最后成了势。日本人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不除，何以御外？”“就我们东北军也有三十多万呀！”“不错，我们东北军是有三十多万，可是战斗力如何？能打得过日本军队吗？为中东路的路权与苏俄一战，损失惨重，教训深刻呀！要是能打得过日本，汉卿早就打了，还用得着请求中央！”“中央现在是这种态度，求他有个屁用！”“有用也好，无用也罢，中央毕竟还是中央，名份摆在那。”宋承武说：“蒋总司令的意图就是先把内部安顿好，然后再考虑抗战的问题。所以，我看中央和广东方面很快就要和解了。”宋继贤抽完一袋烟，把水烟袋往桌上一顿，说：“和解也没有那么容易，双方军队摆开了，广东方面一心要老蒋下台，老蒋会这么轻易认输吗？”“不是认输不认输的问题，”宋承武说，“目前这种局面对各方压力都很大，也不容这样长期对抗下去，不和解是不行的。最主要是大家都不想两败俱伤，让他人得利。所以，和解是肯定的了，双方无非是在讲条件罢了。”宋继贤摇着头说：“问题是各有各的条件，哪一方都不肯吃亏。”“唉，”宋承治叹道，“现在外敌入侵，大敌当前，我们自己内部不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却是四分五裂、争斗不休。”“千百年来，中国就是如此。”宋继贤不以为然地说，“宋朝灭，明朝亡，没什么奇怪的。”“这样的话，东北只好听由日本人占领了！”“那也不会，”宋承武自信地说，“就算中央可以不要东北，但东北是我们的老家，张副司令还能不要？我们东北军的实力基本都在，真要狠心和日本人拼起来，这胜负还难说。当然，最好是不要打，和平解决。这就需要谈判，需要时间。”“是啊，是需要时间。”宋继贤说，“中日问题由来已久，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麻烦多，牵涉也广，中日两国的实力悬殊又大，贸然开战，确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宋承武掏出一支香烟，在桌面上轻轻敲了几下，说：“国贫民穷，四分五裂。因此中央采取外交手段，请国联出面制止日本，实在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老百姓难以理解。”“具体情况怎么样，”宋继贤问，“有点眉目了吗？”“现在还很难说。”宋承武说，“国联毕竟不是法院，只是个议事机构。它要花很多时间来开会讨论，一时还不会有什么决定的。”五二十一日，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后，国联于第二天举行理事会议讨论。施肇基向理事会报告，形势正在进一步恶化，要求理事会迅速采取相应措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国联为此作出的任何决议力保和平。“日本代表芳泽谦吉也在会上发言，他说日本对中国决无野心，日军的行动只不过是局部事件，日本政府准备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谋求解决。他本人认为，如果国联鲁莽从事，介入其中，这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使事情更加难以解决。他说这是他个人的看法，还没有接到日本政府的训令，不能正式表示其他的意见。”宋承武说，“他要求理事会暂时休会，他要等待日本政府的训令。”“芳泽是老外交了，”宋继贤说，“避实就虚，以争取时间。”宋承治气愤地说：“如果日本政府没有训令，这会议岂不是不用开了！”“拖时间是真的，会议不可能不开。”宋承武笑了笑，说，“理事会同意了芳泽的要求，暂时休会。中国代表根据其他一些同情中国的代表建议，向理事会提出，派一个由各国驻华官员组成的调查团，奔赴沈阳调查这次事变真象和目前情况。日本代表反对，英国代表则要和美国一起行动。如果美国同意派人参加的话，国联就可以不顾日本的反对，照样派出调查团。但是美国认为他不是国联成员，不愿意惹上麻烦，因此调查团也就派不成了。”宋承武啜了一口茶，继续说：“三天后，芳泽在理事会上报告说，他接到日本政府的训令，日本关东军九月十八日夜晚的行动完全是属于自卫，是由于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挑衅所引起的。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毫无领土野心，现已将大部份部队撤回南满铁路的范围，并准备在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的时候，再将其余部队撤回原驻地。日本政府希望与中国政府直接谈判，目前国联最好避免干涉。中央政府恐怕也预料到日本会来这一手，坚决依靠国联解决问题。所以施肇基说，中国方面对于保障日本人生命财产安全已经完全可以做到，日本政府毫无任何理由不撤兵。只有在日军完全撤退后，中国政府才能与日本政府直接谈判，在此之前不可能谈判。”“哼，”宋承治冷笑道：“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打嘴皮仗，毫无结果。”“这事急不得，嘴皮仗还是要打的。”宋承武说，“现在日军的进攻不是已经停下来了嘛。要和欧美强国较量，恐怕日本还不敢吧！”宋继贤捧着水烟袋呼噜噜地吸了几口，然后慢吞吞地说：“靠别人终究不是办法，别人凭什么帮你？没有好处谁肯帮你？讲来讲去，主要的还是自己的实力。”宋承武苦笑道：“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没有实力。如果有实力，还用得着去求国联吗？就象小孩子打架一样，能打得赢，还会跑回家去告诉大人吗？”“唉！”宋承治长叹一声，起身走到门口，望着院中几十盆将要凋落的花卉，摇头说，“怪来怪去，只怪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罢了！”“谁说的，我们东北许多军政要人就很争气。”宋承武自嘲道，“袁金铠、于冲汉、赵欣伯、阚朝玺、熙洽他们就能‘为民挺身而出’，大有‘勇士气概’，大大的为中国人争气！”“什么东西！”宋承治转头气昂昂地骂道，“这些大人物，平时还人模人样，高高在上，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到了关键之时，却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到了关键之时，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熙洽一心要复辟清朝，恢复他的皇族身分，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这投降也还说得过去。袁金铠可是大帅的军师，号称什么关东大儒，自认为是当今的诸葛孔明，却也甘心做汉奸，这可不知如何说。赵欣伯还是个法学博士呢，不知他学的是什么法！”“不要被他那顶博士帽唬住了，”宋继贤捧着水烟袋悠悠地说，“不见得真有本事。”“嗬，我也听说了，他的那顶博士帽来路不太正。”宋承武说，“爹和他有交情，肯定清楚。”“有个屁交情，”宋继贤笑道，“我是拿枪杆子的，他是舞笔杆子的，见过几次面，点个头而已。对他的事，我也是在日本时道听途说的。他……”赵欣伯，字心白，河北宛平县人，生于一**○年，据说袓上原是旗人，年轻时曾在京城禁卫军里当过一阵子亲兵。他长相还不错，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很有女人缘。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就以演文明新剧、男扮女装饰茶花女而风流一时。在辛亥革命后，他进了北京的一个文明新剧团。因为常饰演旦角，扮相俊美，颇受太太、小姐及一些旧王公、贝勒家眷们的喜爱。也因此得到一位国民党元老的赏识，把他也拉进了国民党。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捉拿国民党人。赵欣伯虽然算不上什么角色，但他平时爱吹嘘张扬，许多人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因此在北京呆不住了。他演戏时勾撘上了一个王公的小妾，此时见事不妙，便带着她一同逃到大连。赵欣伯觉得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国民党，没干什么事，却弄到要亡命的地步，是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便把自己名字改为刘笑痴。至于他的本名叫什么，好象没有人知道。那位王公的小妾姓王，大他几岁，因为爱上他，抛弃了富裕的生活，死心踏地和他一起亡命，所以也跟着改了名，叫王爱痴。一对痴情人两手空空逃难来到大连，生活十分困难。好在赵欣伯因常演文明新戏，能说一口流利好听的北京话，日本人要进入中国的各行业，必然要和中国人打交道，需要学中国话。这样，赵欣伯就以教日本人说中国话维持生活。王爱痴后来经日本人介绍，在大连公学堂作小学教师，这样他们就结识了不少日本人。后来不知怎么的，他们攀上了三个颇有实力的日本人，这三个日本人资助他夫妇俩到日本留学。赵欣伯进入明治大学法科，这才起用赵欣伯这个名字。他俩虽然得到日本人的资助，但生活并不富裕，还是一边读书，一边教中国话以补贴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又认识了不少想到中国发财的日本人，特别是结识了不少想到中国来建功立业的士官学校师生。后来，王爱痴怀孕难产，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手术时不幸死去。赵欣伯在学校教授们的支持下，提出诉讼，控告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的医师，要求赔偿损失。医院方面为了维护医院的名誉，便尽力运动东京地方法院。根据日本的法律和判例，对于医师因用药或施行手术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时，从来不以杀人论罪。因此，法院仅以过失处理了事，赵欣伯连一点赔偿也没有得到。赵欣伯诉讼失败后，便以“刑法过失论”为题，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在教授们的捉刀帮助下，抄袭了“大清律”的一些旧东西，再用日本刑法的条文加以解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尽管这篇论文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日本有“远见”的教授、学者们主张从政治上看问题。出身于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从来没有获得过法学博士的称号，如果授与赵欣伯法学博士，可以取得中国留学生的好感，使他们积极亲日，以便将来他们回到中国后能为日本做事，这对日本大有好处。赵欣伯本人更是四处托人活动，一些财阀、军阀也乐意帮忙，终于使这篇论文得以通过。赵欣伯获得法学博士头衔后，在日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了，交游也更广了。虽然他在日本有了一点小名气，但国内却没有人知道他，回国后混得并不好。一九二六年，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曾给张作霖当过军事顾问的本庄繁向张作霖推荐，说赵欣伯是个精通法学、品学兼优的学者。张作霖是出身绿林、崇拜枪杆子的人，对什么博士、法学毫无兴趣。但既然是本庄推荐，每个月拿出几百块钱赏他吃饭，也算是给本庄一个面子，便聘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法律顾问。赵欣伯有了法律顾问的头衔后，在政治上也算有了一点资本，便往来活动于中国和日本的军政界，交朋结友，逐渐地提高了声望。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他还以提倡研究中国法律为名，组织起“法学研究会”，从张作霖那里骗得每月一千元的经费，搞了一个《法学研究》杂志。他本人常常在《法学研究》杂志上刊登一些翻译文章，渐渐地在学术界也露了头。宋继贤最后说：“他和日本人一直来往密切，因此投靠日本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他的法学博士是混来的？不大可能吧！”听完父亲的讲述，宋承治怀疑道，“能进入日本明治大学，而且读完博士，至少日文要过关吧，一位留日法学博士就这么好混？”“他本来就是北洋大学的学生，在大连和日本人混了几年，”宋承武说，“日文当然是过关了。”“他当初是怎么进入明治大学的？”宋承治摇头说，“会说几句日语，日文就能过关了？”宋承武解释说：“明治大学是由三个日本人于一八八一设立的，最初叫明治法律学校。一九二○年，明治法律学校根据大学令而成为“明治大学”。他有关系，进一所私立大学留学有什么不行？”“是这样啊，”宋承治说，“他是北洋大学毕业，能进入明治大学，又能读完博士取得学位，这本身就说明他还是有真本事的嘛。”宋继贤问：“你想和他攀亲？”宋承治感到莫明其妙：“没有啊！”宋继贤指着儿子哈哈笑道：“且说之，姑听之。你又不想和他攀亲，刨根问底干什么？”宋承武也笑着说：“你这人就是过于认真，他有真本事也好，混来的博士也好，关我们屁事！”宋承治此时也感到好笑：“这倒也是，与我们毫不相干。”“你们父子仨大概可以说饱了，”门帘一挑，黄丽凤进屋笑道，“大家等着你们开饭呢，你们不饿，我们可饿了。”六日落西山，华灯初上，正是饭点之时，京华大酒楼有七成多的客人，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因此跑堂的也来了精神，楼上楼下来回吆喝忙碌，端着菜盘在人群中穿行。楼上的一间雅间里，三男一女四个人对着七、八盘菜肴边吃边谈。“大哥，你来北平干什么？”黄丽凤扭头向身边的男子问道。她今晚身着丝绒墨绿旗袍，镶钻项链带在白皙的脖子上，一头黑色卷发披肩，显得娇媚而华贵。“我是专程来看小妹你的呀。”身着藏青中山装的中年男子笑道。此人叫黄德义，福建人，三十六岁，是黄丽凤的长兄。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在在北京政府任过职，现在在司法行政部工作。由于黄丽凤年幼时，他们的父母就因病先后亡故，黄德义便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黄丽凤在结婚之前，一直与哥嫂同住，黄德义对她可说是亦兄亦父。“哼，你别说得这么好听，”黄丽凤一撅嘴，不满地说，“专程来看我，那为什么不到家里，却要住在饭店？”“是啊，黄大哥，”宋承治说，“干嘛要浪费钱，到家里住，也方便些嘛！”“不了，”黄德义说，“这次来北平实在是为了私人的一点事，我只呆两天就走，不上你家麻烦了。”“嗯，要不是承武碰上你，你不不打算来看我了。”黄丽凤不高兴地说，“快一年了吧，你把小妹全忘了。怪不得人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来到北平你也不来看看我，兄妹之情你都不顾了。”“可别说得这么难听。”黄德义笑道，“你可是女师毕业的时代新女性，又是在德国洋行做事，不是封建的小脚女人。听你的话，好像你在夫家受了好大的委屈似的。如果真是这样，我可要向承武问罪了。”“受委屈？”宋承武怪叫道，“怎么可能呢，她可是我们宋家的凤辣子！”“好哇，”　黄丽凤在宋承武的肩头捶了两下，嚷道，“你敢说我是王熙凤，我弄了什么权术！”“黄大哥，”宋承治岔开话题问道，“中央对东北究竟打算怎么办，你知道吗？”“我只是个小职员，又不是中央要人，我怎么会知道呢？”黄德义嘴里含着肉，语言模糊地说，“承武不是在你们少帅身边吗，还用得着问我？”。“你是京官嘛，消息灵通准确。”宋承武举起酒杯，“来，干一杯！”“报纸不是都登了嘛，”黄德义举起酒杯，说，“请求国联出面主持公道。”“不准备出兵和日本人碰一碰？”宋承治身子倾了一倾问道。“至少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黄德义一扬脖子，白酒下了肚。黄丽凤问道：“大哥，你认识不少日本军政界的人，你说说这日本人到底想怎么样嘛？”黄德义一边把筷子伸向菜盘，一边说：“志在必得。”“志在必得！”宋承治问，“难道真是要想把东北弄成朝鲜一样，划归他日本国？”“是的，”挟一只鸡腿放在面前，黄德义的筷子在空中虚晃道，“你们想，日本人以巨大的伤亡，从俄国人手中好不容易才把半个东北夺到手，又经营了二十多年，投下了大量的本钱。可是我们却想把日本人从东北挤出去，他会甘心吗？日本绝不会放手东北的，这次军事冲突，应该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宋承治把筷子往桌上一放，愤慨地说：“日本也不要太猖狂了，逼急了，兔子也会咬人。东北军三十多万人马未必不能一战！”黄德义笑问：“可你们张少帅敢打吗？你们的军长、师长、旅长们敢打吗？”宋承治无言，望着宋承武。宋承武摇摇头，一声不吭端起酒杯。蒋介石从南昌回到南京后，马上给张学良发了电报，告诉他：“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号称关外雄兵的东北军，面对敌寇入侵不抵抗望风而逃，速度惊人，让敌寇在自己的国土上横行残暴。引起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愤怒的责难，同时也使得其他部队对东北军产生了极度的鄙视。北平街头还出现了“打倒卖国贼张学良”的标语，为此东北军的许多中下级军官深感屈辱和不满。张学良也感到不安，但开会磋商，社会名流、饱学之士都认为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上策。他又专程派出万福麟、鲍文樾两个大员飞去南京见蒋介石，请求指示。“你们回去告诉汉卿，东北的事情，中央是一定要管的。”蒋介石叮嘱万、鲍二人说，“现在他一切要听我决定，切不可自作主张，鲁莽从事。千万要忍辱负重，要顾全大局。”万、鲍两人回到北平，将蒋总司令的指示转达后，张学良又召集在平津的高级军官开会讨论。“蒋总司令的话说得很清楚，东北问题实际也是全中国的问题，”张学良在会上说，“我们当然要按中央的命令行动。希望各位务必认识到这一点，不可草率行事，以免发生更大的全面冲突。”“敌强我弱，从大局着眼，理应如此。”平津警备司令于学忠说：“但日军现在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然避免全面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两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事变一开始，于学忠就主张要相机抵抗，否则军心不稳，民心丧失。提到国人的责难，张学良显得颇为激动，他说：“现在有人不理解我，骂我是卖国贼。我对他们讲，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他们打死我，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地去做，总之要使之平均发展。要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将我的头颅割下来，也是情愿的。”河北省主席王树常说：“一些年轻的学生不懂事，不知事情复杂，以为喊几句口号就可以把日本人吓跑了！”张学良马上接着说：“我对在北平的东北学生代表也说了，我是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行营秘书王树翰皱着眉说：“几个学生喊喊也就罢了，可有些军官也跟着不明事理起哄。要是闹出点什么事来，那就麻烦了。”张学良马上又接着说：“我这几天都在给官佐们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祖宗的庐墓均在东北，如果由我的手失去东北，我的心也不安。但我实在不愿以他人的生命和财产作为我个人的牺牲品，也不愿以多年跟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生命，愽得我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人这次进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才能与他们周旋。如果我不服从中央，只是一时之愤，因而祸及全国的罪过，则更严重了。”当家的把什么话都说完了，而且又是中央的决策，其他的人还能说些什么呢？于是在一片“是，是”的声音中，会议就结束了。老诚持重的于学忠最后一个走，他提醒张学良说：“现在情况不好，军心不太稳，部队确实要管好，不然容易出问题。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该返回原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抬起削瘦的脸，望着于学忠，点头认真地说：“你说得很对，我马上就去交待。”第二天晚上，张学良颇难为情地对于学忠说：“我已经几次劝告他们返回原防地，但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意马上回去的意思，唉，只好以后再说了。”吃了一点菜，黄德义慢吞吞地说：“你们少帅心中无底，当官的不愿惹事，中央与广东现在闹得一塌糊涂，其他的事更不要说了。”宋承治沮丧地说：“这么一来，不说东北的老百姓骂，留在东北的军队会寒心的呀！”“也不见得，宋承武苦笑嘲道，“有些人正欢天喜地庆新生咧！”“些人是十足的卖国贼。”宋承治说，“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灭了明朝和李自成，最后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我不信这些汉奸又会什么好场！”黄德义听了，脸上浮现尴尬的神色。他端起酒一饮尽，然后说：“国家之事很难说。战国时七雄并立，最后合并为秦，那究竟哪一国算亡国？蜀魏吴三国归晋，都是亡国奴了？蒙古人灭宋建立元朝，满清灭明建立清朝，如果是亡国，那么全中国人早就当了几百年的亡国奴了。其实老百姓哪管这么多，只希望吃饱穿暖，安稳的过日子。”“照这么说，面对侵略者，不应该抵抗？”“应不应该抵抗，要看有没有这个实力。”黄德义说，“文天祥、史可法是抗元、抗清大英雄，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可谓尸横成山，血流成河。可结果又如何呢？这么多的人白死了，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唉，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实在不足论，很难说谁爱国，谁卖国。”“黄大哥，”宋承治讶地问道，“难道处事为人就没有准则了？”“这可不大好说。”黄德义问道，“就拿你们东北军来说吧，你们大帅当年和国民革命军是生死之敌，兵戎相见，刀枪相拼，誓不两立，为此死了多少人！而少帅却易帜归顺南京，这又算是什么呢？”“这怎么能一样呢！这……”“算了，”黄丽凤拦住话说，“别把话扯得太远了，国家大事，自有上面做主，用不着我们瞎操心。”“现在我担心的是黑龙江，”宋承武扯开话题说，“日本人志在整个东北，既然得了辽吉两省，恐怕是不会放过黑龙江的。”黄德义头也不抬地说：“这是肯定的事，根本不用多想。”“走哈尔滨直取黑龙江是近道，但哈尔滨涉及到苏俄的利益，日本恐怕还不敢得罪苏俄。”宋承治分析道，“走洮昂线夺取黑龙江，迎头会碰上洮辽军和屯垦军。”“洮辽军！”宋承文摇摇头，“唉，张海鹏恐怕靠不住，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在和日本人谈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