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弃守锦州(上)

第二十章 弃守锦州（上）一锦州位于沈阳西南二百多公里，南临渤海，北依松岭山脉。锦州地属燕辽，公元九一一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汉俘建锦州”。这个由奴隶用夯土筑成的的锦州城是座军城，它并不大，周长还不足三公里。据说因小凌河绕城西南向东流，以其回旋如锦，名曰“锦川”，城以河得名。辽西地区即辽河西部地区，东起辽河、西至山海关，西北连接热河省，西南临辽东湾。它地形是从西北的山区向东南的渤海倾斜，从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努鲁虎山、七老图山逐渐下降至三、四百米的丘陵，从丘陵到渤海沿岸地势平缓，形成了从锦州到山海关之间长约一百八十公里、宽约八公里至十五公里的河西走廊。北宁铁路（即京奉铁路）就是沿着这条走廊修筑的，而锦州就在走廊的东端。因为锦州扼“辽西走廊”东端，是沟通关内外的“咽喉要道”，失去锦州，要想出关入关，只能走海路或绕道北上走陡峭的山路。因此，锦州在军事上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末年，明清之间决定性的一场战争，就是发生在这里。一六四一年三月，锦州外城全部被清军攻占，锦州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填壕毁堑，声援断绝”。为解救被长期围困的锦州，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洪承畴，率步骑兵十三万出关会兵于宁远。八月，明军在锦州南二十里的卫城松山一带与清军激战。结果明军惨败，十余万兵丁土崩瓦解，五万余人被斩杀。久困的松山城“转饷路绝，阖城食尽”，松山副将夏承德降清为内应，一六四二年二月，松山城被攻破，洪承畴被俘投降。前无去路，后无援兵，粮草皆尽，锦州总兵祖大寿率部献城投降。松锦之战，清军摧毁了明军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奠定了入关问鼎的基础。沈阳被日军占领后，张学良在锦州重设军政机关，并在锦州及其附近布置了约五个旅的兵力，配有一个重炮团、一个野炮团和一个装甲车团，摆开了一副要与日军在锦州决战的架式。还命令黄显声的公安警察部队，在附近对土匪进行清剿和收编。关东军出动飞机轰炸锦州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美、英、法、德、意等国纷纷向日本抗议。最后军部中央下令不能向锦州用兵，关东军这才作罢，把目标转向齐齐哈尔。在锦州一线，日军只有少数部队与中国军队相互对峙。尽管嫩江桥两军拼得你死我活，但在锦州一线却相安无事，一直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根据《辛丑条约》第九款，签约的十一个国家在中国有了驻兵权，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沿线十二个城镇驻扎军队。日本这支军队最初称日本清国驻屯军，清王朝被推翻后，改称中国驻屯军。因为它的司令部在天津海光寺，因而习惯称之为天津军。提起海光寺，天津老一辈的人，先是眼睛一亮，竖起大拇指，自豪地说：“我小时候……。”说着说着，眼光一暗，连声叹道：“可惜呀，可惜呀！”海光寺原名普陀寺是供奉观音菩萨遥庙宇，一七○五年由天津镇守总兵蓝理建造。因为周围地势宏阔，普陀寺显得格外轩昂，以致香火极盛，名噪一时。一七一九年，康熙南巡经天津，工于诗画的主持成衡迎于西淀。不知是成衡口齿不清呢，还是年过花甲的康熙没有听清楚，或有意为之。赐写匾额时，把普陀寺写成了海光寺。顺便还写了两副对联：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水月应从空法相，天花散落映星龛。皇帝是金口玉牙，落墨为宝，普陀寺因此不得不更名为海光寺。“楚王好细腰，宫蛾多饿死”。皇帝老爷都称赞的地方，那还不好吗？海光寺因此声名鹊起，官商纷纷捐金。前来烧香拜佛的人，比上市场买菜的人还多。日进斗金，海光寺进行了大规模地修缮和扩建。一时间庙宇金碧辉煌，规模钜丽，天下皆知。得道的高僧在此驻锡，过往的达官贵人必到。后来康熙的孙子乾隆，以及乾隆的儿子嘉庆，也跑到海光寺赐写匾额，额联和诗文。海光寺风光了百余年，但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又遭惨败后，一八五八年六月，与俄美英法四国在海光寺签订《天津条约》。一八六○年，海光寺成了英法联军的兵营。一八六七年，海光寺周围成了生产枪炮的“机器铸炮局”。一**八年，《天津日本租界条款》签订，海光寺被划入日租界内。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日军占领了海光寺。致使庙宇尽毁，杂草丛生。连一口德国铸造、刻有《金钢经》经文、重达六千五百公斤的大钟也被搬走。更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日本人干脆就在海光寺建设兵营和司令部。一九○二年，天津军司令部和直属部队入驻海光寺。原本风景绝佳的佛门胜地，成了杀人夺命的屠场。诸列强根据《辛丑条约》有了驻兵权，但驻兵的数量并无明文规定。天津军的兵力不多，山海关二百六十四名、秦皇岛四十名、塘沽三十名、北平一百三十名，天津五百八十三名，一共只有一千零四十七人。诺大的地区，只有这支相当于一个日军完整大队的部队，在于它的政治意义。在军事上，并没有多少意义。天津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一八八一年生于福冈县。一九○○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二期，与杉山元、二宫治重、秦真次等人是同期同学，参加过日俄战争。一九○九年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二十一期，与建川美次、多门二郎、秦真次等人是同期同学。他担任过步兵第四十六联队长、步兵第十旅团长、陆军户山学校校长。香椎调任天津军司令官不足一年，而且今年八月才刚刚晋升陆军中将。看到关东军发动事变后，势如破竹，一路顺风，香椎不由心旌摇动。不想建功立业的军人，那一定不是一个好军人，而香椎是个优秀的军人。关东军轰炸锦州几天后，香椎便打电报给本庄说：“对张学良的败退，不可掉以轻心。为使满蒙问题的的解决更加容易，不仅要在满蒙消灭原有的旧东北军阀，而且要尽快摧毁张学良在河北的势力。”根据《辛丑条约》，天津没有中国军队，只有警察。按香惟的如意算盘，如果天津发生混乱，日军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出兵占领天津。天津是北平的屏障，张学良自然不会甘心，必然会派军队夺回天津。而日军在天津的兵力少得可怜，与中国军队不成比例，军部中央不会见死不救，自然会增兵。到那时，就会演变成中日两军大战。既然香椎有心，关东军更是有意。如果天津发生混乱，自然会波及北平，那么张学良就自顾不暇，夺取锦州，占领东北全境就容易得多了。而且要建立一个由前清废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所决定采取的第二个方案。但溥仪居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静园，现在首要的事情就是把他弄到东北来。把溥仪从天津弄到东北，没有天津军的帮忙是不行的。基于这两点的考虑，于是土肥原便到了天津，和香椎商谈如何在天津制造动乱的问题。因为天津有外国租界和出海口，生活舒适，交通便利。距刚退位京城的北平咫尺之遥，可进可退，既安全且又消息灵通。因此大批下野与失势军阀政客，跑到天津作起了“寓公”。然而，习惯了有权有势的生活，一下闲了下来，会有很强的失落感。野心不死的人，更觉得这样的生活单调枯燥，他们在窥伺再起之机。为了知己知彼，“废物”利用，日本早就有一批特工，专门以下野失势的寓公为工作对象。在日租界石山街宏济里的三野公馆，就是其中的一个工作场所。三野公馆的负责人叫三野友吉，他原是天津军情报课的少佐参谋，后来调回日本任大队长。一次他从战马上坠落，脚受了伤，不得不退伍。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交游广，结识了不少的军阀政客。这样的人材不能不用，情报部让他再次进入中国重操旧业。三野公馆有美酒、有烟土、有女人，是个消魂窝。而且“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整日为生计奔走的市井平民，不会到这里来混日子，因而它成了寓公们的聚集之地。并不费什么神，三野很容易就网罗了一批甘心卖身投靠者，其中就有李际春和张壁。李张两人是河北老乡，都年过半百，也都是行伍出身。他俩的资历还都不浅：李际春十六、七岁就入伍，官至协统（旅长）。一九一九年任讨逆军西路军司令，镇压外****时，他率部首先攻进库伦，因功受封际威将军。后来在张宗昌手下，任第九军军长；张壁则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中华民国军征清满洲第一军”参谋长。后在冯玉祥手下，任过京师警察总监。他们在军中混了几十年，失势离开军队后，在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成了三野公馆的常客。做寓公虽然有吃有喝有女人，生活不成问题。但他们曾是有权有势，且有一定名望的人，不甘心如此“堕落”。总想东山再起，能呼风唤雨，一展平生“才智”。土肥原长期在北京做特务工作，又担任过天津特务机关长，不仅熟悉“业务”，而且与平津的各种人物也有交往，对他们熟知了解。投其所好，许之以利，土肥原对李张两人封官许愿：事成之后，李际春为河北省主席，张璧为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当然，空口无凭，不见兔子不撒鹰，李际春、张璧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不过在沈阳兵工厂缴获的东西多得很，一时还用不完，土肥原给了他们一批枪支弹药，还拨了五万元。有了钱和枪支弹药，背后又有日本人的支持，他俩胆气也就壮了起来。于是，便在社会上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青红帮分子、吸毒者和俗称混混儿的游民无赖。兵荒马乱之时，有枪就是草头王。再说这年头混口饭吃不容易，所以来者众多。这么七拼八凑，竟然也有了两千多人。这支队伍是非法的、见不得阳光的，日本人也不敢公开支持。因此，它既没有上级主管部门，也没有番号，当然也没法穿军装，所以自称为“便衣队”。这个便衣队人数虽不算多，可却仿照军队编制，五脏俱全。司令部设在日租界蓬莱街太平里的万国公寓楼上，下面还设参谋、副官、军需、秘书、军医五个处。李际春和张壁分任便衣队正、副指挥，下面编组成五个支队，每一个支队下辖四个分队，每个分队下辖八棚或十棚，每棚有一个头目和十名士兵。便衣队从司令部到分队，都有日本顾问担任“指导”。二《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要求收回被占领的天津。经过多次会谈，一九○二年五月，收回天津的要求得到列强各国获准。在清政府与各国的《交还天津来往照会》之中规定：在天津租界十公里内中国军队不准进入或驻扎；在铁路沿线的秦皇岛、山海关等处不得设防；天津城内直隶总督可置卫兵一队，人数不得超过三百人。但是外国军队不受限制，仍应持续照旧在原驻屯各处驻扎。没有军队，怎么维持治安、管理市政？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仿照西方开始建立警察队伍。他要用警察代替军队，解决既要遵守条约，又维持天津社会治安的两难之题。他创设了保定巡警局，任命直隶保甲局总办赵秉钧担任总办。从保定新军中选出三千名士兵，进行警察训练。一九○二年八月十五日，赵秉钧带着一千五百名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进入天津。另外一千五百名警察，分别进入塘沽、唐山、秦皇岛、山海关等处。他们与在天津的千余名华人巡捕一起组成了天津巡警总局。保安队就是武装警察，天津保安队是民国初年，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将清末巡防营改编而成。与维护秩序、预防和制止治安案件、处理民事纠纷的巡警不同，保安队担负着特定目标的警卫和守护，以及负责处置叛乱、骚乱，暴乱和群体性械斗等事件。过去天津保安队纪律废弛，作风腐败，欺压鱼肉百姓，是一群无恶不作的乌合之众，为民众所憎恨。警察局长虽几经更换，未见好转。一直到了张学良的大弟张学铭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后，请王一民保安队总队长。对保安队加强军事训练、整顿军风军纪，还引进了一批新人。经过大力整顿和新力量充实，保安队有了本质的好转。总队长王一民是满族人，三十三岁，历任连长、营长、团长、作战科长、参谋处长等职。他与张学良是东北讲武堂第一期同学，在日本留学时，与张学铭是同学，交情深厚。有了这层关系，王一民能够放开手脚作事。整顿后的保安队拥有三个大队，两千余人，有步手枪近两千枝，重机枪四挺，迫击炮四门。军官多为日本士官学校或东北讲武堂毕业，实力还是较强的。便衣队一成立，王一民就派人打入了便衣队，随时掌握李际春、张壁等人的行动。得知他们有异动，王一民将情况报告了张学铭、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和张学良。王树常不仅管河北省，还是东北军第二集团军军长，负责副司令行营的日常事务。对于这个便衣队，他并不太在意，但担心日军出面为他们撑腰。于是紧急调了一个团的军队便装进入天津，并将其中一个营换上保安队服装，严阵以待。张学曾在张作霖的八个儿子中排老三，刚满二十岁，定于十一月八日举行婚礼。张学曾本人没有任何官职，但因为他是张学良和张学铭的弟弟，娶的又是前清天津海关道兼北洋大学督办蔡绍基的女儿，所以场面甚大。天津的名流富商，军政大员，包括保安队的头头都要去参加婚礼。以此为借口，下午五时，公安局宣布戒严，断绝交通。趁群龙无首之时，晚十时三十分，以海光寺日本兵营的钟声为号，埋伏在日租界各路口的便衣队，夹杂着日本浪人“义勇军”，兵分三路开始行动：一路由闸口沿海河两岸从南向北进攻，目标是金汤桥西头的公安局；一路由南马路、东马路抢夺金钢桥，目标是省政府；一路由海光寺日本兵营向城里推进，目标是各公安分局和警察派出所。靠着突然和行动快速，最初便衣队气势凶凶，一度占领了几个警察所，并冲向闸口电话局和金汤桥公安局。但是保安队和警察早有了准备，立即调集力量，有针对地进行反击。在清朝后期，天津的混混儿曾经声震全国，名头远远盖过北京的“马王会”上海的“十姊妹党”和“拆梢党”。混混儿的最大本事，不是他们敢打能打，也不是他们不怕死敢拼命。之所以“赫赫有名”，是他们不畏皮肉痛苦的“卖打”。混混儿依仗着对方不敢伤其性命，遇事死命与人纠缠，不惜头破血流，肢体伤残。一般平民百姓，如果没有血海深仇，谁会跟你这样玩命！怕惹上官司，大多数人都情愿花钱消灾。因此，这帮撒泼无赖竟成了人见人怕的市井豺虎，居然在天津地面上逞了上百年的威风。后来的八国联军，直隶总督袁世凯，直隶警察厅厅长杨以德，都曾经下大力整治混混儿。在高压下，这些混混儿收敛了许多，但仍没有办法根治。民国之后，他们以青帮的面目混杂出现。野狗碰上了猎夫，再狂也是挨刀找死。以混混儿为主体的便衣队，今天碰到了保安队、正规军，真刀真枪的实干，那是死了白死，没有官司可打。看着遍地死的死，伤的伤，这批乌合之众顿时魂飞胆裂。由于戒严，事先潜入市区内的人员也没法进行里应外合，便衣队很快便溃不成军。天亮之前，剩下的便衣队全都逃回了日本租界，尾随追击的保安队立即封锁了日租界的各路口。便衣队的死活香椎并不关心，但没有达到占领重要目标、引起全市大混乱的目的，这使他非常恼火。凌晨四时，他打电话向王树常提出口头警告，说天津保安队打便衣队，流弹打死打伤了日本兵，并危及日租界侨民的生命安全。要求天津保安队必须在早上六时以前后撤三百米，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一直注视着事态发展的王树常，一夜未眠。接到香椎的电话，见便衣队并没有什么作战能力，日军也未直接出面，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给日军出兵的借口，王树常通知张学铭，命令保安队从封锁日租界的各路口后撤三百米。但六时刚过，日军的炮声轰鸣，向保安队打了三十多发炮弹。香椎随后发表声明，声称：“此次天津华界突然发生叛变，其扰乱之性质如何，现虽尚未明悉。但因日租界与华界肇事地点，甚为密迩。日本之权利与日人生命财产，将因此而受危险，势属可能。故日本军队业已采取种种方法，以保护日本权利之安全。目下之暴动，系属中国内争，日军无庸干予中国之内部问题。为此声明，日军对中国军民之任何方面，严守中立态度，凡不企图损伤日本国家与军队之尊严与危及日人之生命财产者，日本皆当力予保卫。此次天津附近之骚乱，不特外侨之不幸，亦中国人民之不幸也。余深望治安早日恢复，使中外人民同享和平快乐之生活。”公开庇护便衣队，暗中出兵支持，反而倒打一耙，这未免太霸道了吧！年轻气盛的张学铭也寸土不让，针锋相对，向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提出抗议：“为照会事：倾接公安局呈称：本月八日晚十时三十分，约有便衣队二千余人，由日本租界进攻中国地之各警察署所，所有临日本租界一带，同时均发现便衣队。至九日晨五时，便衣队稍形退却。日军忽在闸口停放铁甲车两辆，向我方示威。六时有大炮自日本租界方面，向公安局、电话局射击，弹落公安局面前。并据捕获之便衣队供称，系由日本人送至华界开始活动等情。查是项便衣队之组织，系在日本租界，本市长早有所闻，迭经派员面商贵领事馆设法拘捕引渡，不幸迄今未发生效力，于昨晚竟致发生事故，是此种扰乱天津治安之行为，系由贵租界当局放任所至，本市长深为遗憾！将来或因此而损及各国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敝国方面因此事件所受之损失，贵国租界当局应负相当之责任。兹特提出抗议，务希贵领事对于该乱徒等在日租界之阴谋，严加取缔，并予引渡。再今晨六时，据河北省王主席电称：准日本司令官要求，将原驻中国地之警察后退三百米突之等因。查中国警察本为维持地方治安而设，则在华界执行任务，不论任何方面，均无要求后撤退之权，惟本市长为顾全睦谊及避免误会起见，特令后退三百米突。但贵国切勿因此而有所前进。最好亦后退相当米突，以昭公允，是所至盼。”（*米突即英文meter的音译）便衣队溃败得太快了，并没有引起天津大规模的混乱，日军没有理由出兵，香椎很不满意。土肥原更想事情闹大，以便于他挟持溥仪到东北。他对李际春和张壁冷嘲热讽地说：“便衣队很不错嘛，行动迅速。从哪里出去，又回到哪里，进退如风！”李际春涨红着脸说：“毕竟训练时间太短，又没有经过实战……”“你们都是带过兵，上过战场的将军。应当明白，如果你的手下就这点本事，你们凭什么掌管天津？我看你们还是继续当寓公吧，没有风险。”“土肥原大佐，你用不着使激将法，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李际春转头对张壁说，“玉衡兄，你在这掌握全局，我亲自率队伍打出去。我就不信，这些警察有多大的能耐！”李际春也真是卖力，他提着大肚匣子枪，亲自率二百名敢死队员为前锋。在日本铁甲车、炮火支援下，利用保安队后撤三百米之际，一举冲出租界，沿海河西岸由闸口向北进攻。防守在闸口的保安队只有两个中队，顶不住便衣队的攻击，便边打边退。总队长王一民并不紧张，胸有成竹。他一面调兵进行阻击，一面命令保安二大队主力从东南角和东马路向东打。准备切断便衣队向海河边的退路，来一个包吃。李际春毕竟当过将军，带兵打过仗，见势不妙，怕切断后路，马上下令后撤。按理说，保安队本身的力量不弱，又有一个营的正规军参战，消灭便衣队这帮乌合之众应该不是大问题。但便衣队不仅有日侨“义勇队”的参战，日军官兵的“指导”，还有日军的炮火支援。而且便衣队形势有利时猛攻，形势不利时就退入日本租界。因为担心日军直接干与，所以，要想消灭他们也并不容易。因此，在日本租界的周围三百米的地带，双方短兵相接，缠斗不休。香椎则借口流弹飞入租界，叫嚷要惩罚保安队。他从塘沽紧急调兵进入天津，并动员日租界内的日侨参加“义勇队”，摆出一副要介入姿态。同时以事态恶化，兵力不足为由，向东京陆军中央请求增援。　三天津军请求增援的电报到达东京，参谋本部立即召开部长会议进行讨论，到会的部长们对天津的局势和天津军的处境都深表担忧，议论纷纷。“增援？”列席会议的今村却摇头说，“要增加多少？在几十万中国军队之中，要增加多少兵力呢？天津军本来就不是作为一支作战部队布置的，增兵有多少意义呢？”“现在还仅仅是冲突，增兵意义确实不大，”建川支持他的部下，说，“依我看，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这样零敲碎打，反而引起纠纷麻烦，不如先由中国方面肆意活动，我们付出若干牺牲，再以此作为大量出兵的借口更好。”“嗯，有道理。”大家一想，觉得这个主意确实不错，至少目前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那么就让天津军勉为其难吧。”二宫也赞同这个方案。这样，香椎得到的参谋总长的回电是：“贵长官在动荡不安的形势下以寡兵担当重任，其苦衷甚为了解。一旦陷入最坏处境时应采取的对策，本职已有充分地考虑。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基于对全局的判断，不能马上给你军增加兵力。因此，贵长官应鼓舞部下的斗志，与有关方面密切联系，要有依然以现有兵力应付各种情况的充分思想准备。”以现有兵力应付各种情况！显然军部中央有意要把天津军作为诱耳牺牲。香椎为此愤愤不平，也十分不甘心。但他也知道，天津军的兵力太少，他不能象关东军一样独断行动。一旦真的与中国军队开战，天津军只是中国军队餐前点心，连正菜都算不上。因此，必须和关东军联手，否则难以成事。于是再把土肥原请来，细细地密谋了一番。从八日开始的骚乱一直没有停止过，经过十来天的战斗，死的死，伤的伤，加上被俘虏的，逃跑的，便衣队损失了一半，只剩下千余人。于是，土肥原指挥特务，另外雇请了一批流氓地无赖专门负责捣乱。他们游行示威，伪装袭击海光寺兵营，在街上扔炸弹，放火烧日侨的房子等等。总之，尽量把天津搞乱，造成恐慌。二十六日晚上八时，土肥原命令便衣队再次从日租界出击，由日侨组成的千人“义勇队”也随之出动。日军也以大炮助战，向电话局、公安局、省政府等要害部门轰击。与此同时，香椎向关东军发出求援电报，想借此把关东军引来，两军合作大干一场。在是否从齐齐哈尔撤兵的问题上，关东军正在和军部中央闹矛盾。此时天津军的求援，对处于两难的本庄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既有了进兵锦州的借口和良机，又能体面地解决和军部中央的矛盾，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一接到天津军的电报，本庄立即下令第二师团向锦州方面转移。并向参谋本部报告：“我军为解救天津军的危机，除将两个大队步兵为基干的部队留在齐齐哈尔附近之外，要尽快集结全部兵力向山海关进发。”同时还向朝鲜军发出请求增援的电报。接到关东军的电报，朝鲜军马上回电：“我军根据贵电，正在同中央部交涉中，要求由第十九师团派遣一个混成旅团。请予以声援。”到了二十七日清晨，在沈阳附近的第二铁路守备大队，以及六天前刚从朝鲜过江而来，暂停沈阳周围的第四混成旅团已开始出发。刚刚撤回沈阳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也奉命尾追着第四混成旅团前进。第二次天津事变的消息，是午夜零时以后到达参谋本部的。因二宫已到沈阳，代理参谋次长的建川迅速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很快，在清晨时接到了关东军集结兵力向锦州、山海关进兵的电报。“这怎么行呢？”正在开会的部长们十分不满，“北满之事未了，他们又要出兵山海关。”今村板着脸说，“关东军总是自作主张，把中央首脑部不当一回事，一而再，再而三，究竟要干什么！应电令他们立即停下，等待中央的命令。”“等一等，”建川想了想，说，“还是看看天津方面情况再说。天津军的兵力太少，如果真的有侨民遭到屠杀，事态严重，那也就不得不同意关东军的这一次行动了。”他既想顾全关东军的脸面，也有心帮老同学香椎一把。不久，传来天津的消息，事态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恶化。近午十一时，参谋本部立即按原来的方针给关东军发出临参委命第六号电：“只要不接受新任务，你军为支援天津军而在郑通线以南、郑家屯附近以南的辽河以西地区，则不应采取独断作战行动。”电令发出的同时，参谋本部接到了关东军关于布置兵力进攻锦州的报告。关东军准备以第四混成旅团为前锋，沿北宁铁路进入大凌河一线，以掩护主力进入辽西；第二守备大队前进至沟帮子，负责沟帮子至沈阳铁路的守备；第二师团击溃锦州的中国军队后，将进入山海关。“关东军真是太狂妄了，一味蛮干，还要把驻朝军也拖进来。”金谷沉下脸说，“再发电令，不然他们又有借口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关东军停止进攻锦州的军事行动，要顾全大局。”作战课急忙起草临参委命第七号电，金谷签字后马上发出：“一、对天津方面我部正在采取措施。二、在另命下达以前，禁止贵军对锦州方面发动进攻。三、严格要求你军先头部队(包括第四混成旅团)布署在辽河以东。四、应火速报告贵军接到本命令时的布署情况。”两份电令的间隔时间不足两个小时，接到电令，石原大发牢骚：“我真不知道军部中央的人究竟是在干什么？为什么总是要拖我军的腿，阻止我军前进？帝国军人的军魂去哪里了，怎么能总是跟在政客们的后面转！”“司令官，把情况再向上反映吧，我们认为机会难得。”阪垣向本庄建议道，“有了天津军和朝鲜军的配合，完全可以一举全部占领满洲。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力争。”经本庄同意，石原起草回电，口气十分强硬：“……由于在大凌河、大虎山一带已处于交战状态，立即把我军先头部队布署于辽河以东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军将第四混成旅团长指挥的部队留在当地附近要地，以防敌人进攻。第二师团主力拟暂时集结于沈阳，预定以后相机令第四混成旅团后退。”这一份电报把几乎整个参谋本部都激怒了。部长们不满的并不是关东军是否进攻锦州，而是对参谋本部电令的轻视。金谷的脸色更是难看，他喝道：“什么相机命令，现在就要立即撤到辽河以东！”按金谷的指示，作战课匆忙起草临参委命第八号电，立即发给关东军：“一、不管情况如何，都应将已进入辽河以西的部队毫不迟滞地全部布署于辽河以东。二、将执行上述命令后部队的布署情况，火速报告我部。”与此同时，还发了一份电报给正在沈阳的二宫：“昨晚在天津再次发生兵变后，关东军未按中央任何具体指示，也未看准中央部对天津如何处置，为了支援天津军，擅自开始进攻锦州附近之敌。中央部对此深感遗憾。参谋总长今晨再次发布有关停止进攻的命令，相信关东军会服从命令。但若关东军过份**中央意图，做出与之背道而驰的行动，中央部绝不允许……”这份电报是由三宅转交给二宫的，所以在文字语气上费了一点心思。而在直接发给二宫的电报只有几句话：“应以参谋次长的名义向军司令官下达委任命令，命其严格执行临参委命第七号电令的命令。”接到电报，看到如此严历的措辞，二宫感到事态严重。他径直走进本庄的办公室，脸色沉沉地开口就问：“本庄君，关东军为何要和中央部闹到如此地步？”“拿下锦州才是中央部的真实意图吧！”本庄陪着笑脸说，“以前中央部来人在谈话中默许过，关内日中军队如果真的发生冲突，那么我军经锦州进入山海关并未违背中央部的意图呀！”“老兄呀，你接任才三个多月，并不十分了解情况，这肯定是石原这个胆大妄狂的家伙说的。按照这家伙的计划，如果中央部坚决反对你们进攻锦州，那么你还打算采取独断行动来实行吧！”二宫板着脸，摇摇头责备道，“若是年轻的幕僚有此打算，尚有可原。但阁下你有如此想法，就与平素行为颇不相称，特别令人担心，还望阁下自重……”论资历和年纪，本庄都高过二宫，这些话以教训的口气说出，说得本庄涨红着脸。但二宫此时是代表参谋本部，本庄又没法发火。他支支吾吾争辩了半天，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尽管军部中央的口气越来越硬，但关东军能拖就拖，等待天津的事态发生变化。到了二十八日上午，仍然没有接到关东军的复电。参谋本部十分焦虑，又再次发出临参委命第九号电令，催促关东军报告部队布署情况。直到下午一时半，终于接到了关东军的报告：“我军于二十七日晚八时已向第四混成旅团发布命令：只要情况允许，应立即撤回奉天。根据该旅团报告，因在白旗堡附近铁路发生故障，撤退尚需若干时日，但正在努力之中，以便迅速撤退。”尽管关东军极其不情愿，而且还留了一个尾巴。但参谋本部一昼夜连续发了四份参委命，加上二宫坐阵沈阳亲自规劝，总算迫使关东军停止了攻击锦州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