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九章 经济之道（下）

他当然清楚地知道，我是顾念皎玉公主的情分，不想太触动南诏的利益，所以才有所迟疑。当下，岑参近一步地解说道：“那些名品在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在湖州有顾渚之紫笋；在东川有神泉、兽目；在峡州有碧涧、芳蕊；在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在夔州有香山；在江陵有南木；在湖南有衡山；在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在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在婺州有东白；在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在寿州有霍山黄牙；在蕲州有蕲门团黄。凡此种种，遍布大唐东西两川以及长江、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如若将这些老品名茶依照殿下之法焙制，舟车相继，售卖于内境外域，那将使我大唐的财政收入，发生怎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又能使多少民众饮衣食无缺，甚至因此而富裕起来？望殿下细思！”听了岑参的话语我心中矛盾不已：历史上，剑南巴蜀就是中国茶业的摇篮，于玄宗皇帝时渐盛。每临科举，朝廷为了除去科考人士的疲乏，常送茶汤入试场，被称为“麒麟草”，因此饮茶风俗渐及于文人。以后随着前来大唐帝国朝拜和贸易的外国使者及商队，走向世界。茶与丝绸一样，给中国也带来了许多的利益和荣誉，几乎成为了中国的代称，我怎么会不知道茶所蕴带的能量呢？然而，虽然我并没有与南诏讲明，是独一的合作，抑或是可以在别处随意经营作坊，但是。在道义上，我应该对南诏的经营状况负责，何况其中还有皎玉？我如果按照岑参的话去做，会不会使新制茶业刚刚建立的南诏濒临困境呢？看着我依然处在矛盾之中。岑参适可而止地转移了这个话题，继续言道：“其二，往日长安城外，别的河渠姑且不论。只算郑、白二渠，溉田有四万余顷，而今富户大贾，竞造碾碨，止溉田一万许顷。长安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繁华大都，现今粮食长途贩运繁忙。南粮北运规模浩大。微臣以为，在长安周围的河渠上，特别是郑、白二渠上，不可以大量兴建了用水力作为动力的碾硙，即便是建有些许碾硙，也应该收归朝廷。如此一来，既增大了粮食的产量，缓解两京间的粮食供应，又可利用碾硙做磨粉、酿酒、酿醋、制酱等粮食深一步的加工，为我大唐国库增添财富！”岑参的这一个建议说罢。李郭二人连连点头。我暂时不再思考茶作坊之事，思绪随着岑参的话语运转着。富豪之家为了获得巨利，确实阻拒水流，私作碾坊，连杨妍所交付给我的产业中，就有碾坊十余座！现在我对岑参将要提出的建议更是期待了，包括李、郭二人也精神贯注地听着岑参提出的方案，脸上都满带着沉思。岑参见大家暂时并没有提出什么疑问，当即又出语道：“其三，往年有道‘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而今我大唐不只丝绸行业、麻纺织业及棉纺织业发达，频频售往外邦。即便竹草编织品的制作水平和货卖的范围也不容小视。其中，丝织业有三大主要地区：一是河东区，包括河南、河北二道；一是巴蜀区，包括剑南道和山南道的一部分；一是吴越区，包括淮南、江南两道的大部分。麻纺织业以益州的麻质量上乘，最受欢人称道，时称‘蜀麻’。竹草编织品中有苏州的白角簟、草履、草席；常州的龙凤席；沧州的柳箱、苇簟和蕲、饶、澧诸州的竹簟等等不仅是贡品，更是在周边各国也负有盛名。因此，微臣以为，应该在扬州、苏州、相州和益州另设行署，或名为织造，统筹管理，以成规模，以养万民！”闻听于此，我蓦然记忆起，明朝时期，曾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各置提督织造太监一人，专掌丝织品织造事宜，以供皇室消费。后来，清代沿用明制，于这三府设织造衙门，除了掌织造事宜外，并兼管机户、征收机税等事务。而岑参的这条建议，较之明清两朝所作的安排设置，在年代上早了六百余年，在涉及的范围上也较为广泛，由此看来，意义似乎更为深远，倒可以细加商椎。“微臣所陈述的这三点，乃是由近日的所闻所见而得，基本算是没有加税赋于万民，若能增益于民众，微臣则深感荣幸！”岑参最后简洁地结束了自己的论述，靖安堂上一阵沉静，各人深深地思索着。良久，郭子仪缓声说道：“微臣认为子明所言，俱是强国良策，如果付诸实践，一定会有惊人的回报！不过，其中有一个环节，需要殿下注意！”我和李泌、岑参闻言一怔，我看着郭子仪开口问道：“不知子仪有何见教？”郭子仪的神情带有思索地言道：“如今的宫市已经闹得民怨渐起，若是收撤碾坊，并在扬州、苏州、相州和益州另设行署，只怕一个不当，更是激起民怨！”，“宫市”起源于开元年间，就是内廷日常所需派专人主持，到京城市场上直接采购。这个制度做法原本是无可厚非，甚至是很好的，但是，因为近年的宫市宦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逐渐使它走了样，变成了低价强购，所以使得民怨渐起。我初理朝政，兼办婚事，一时倒也无暇问及此事，此时听到郭子仪提及，却触动了我一些的思绪。(电脑 阅读 .1 6 . c n）当下，我开口言道：“这宫市之事，本太孙可以转由内侍省内宫局专司监管，凡稍有欺市扰民、低价强购者，一经证实，立时杖毙！”我想，有些时候竣法出规矩，在这个严厉的谕令下，宫市应该可以恢复正常的营运。待岑参把我的谕令记下，我继续言道：“其实，本太孙认为，当前有两件大事急需待办，如若这两件大事办理好，那么子明所提出的方略，实行起来则可事半功倍！”李泌三人闻言，不禁侧耳细听，一付恭然受教的样子。我略微梳理了一下思路，便说出被郭子仪触动的想法：“其一，商贾推动了各行业的繁华、发展！加强了各州府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在整体上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甚至有一些村镇因商而逐渐上升为县治！因此，本太孙认为，应该革除歧视和抑制商贾的弊病，将商贾的地位提至一般平民的位置上！如此既是顺应现在的发展，又能使货卖的集市更加活跃！”唉，也许是我的政治经济学没有学习好的原故，明明知道商人与经济的关系，但是，却不能简单浅明地转化为李泌三人完全可以理解的语言。我此言一出，李泌等三人脸色微变，我这不啻是违反祖制。要知道，自古以来，商贾的身份地位都相当低下。虽然在立唐后，为了发展隋末大乱之后凋败惨淡的乱摊子，而鼓励货畅其流，疏通商贸，对民间商人基本上采取了相当的放任和自由，甚至还有某些鼓励发展的措施。但是，在政治上、生活上歧视民间商者的政策，仍与历代统治者的做法并无多大的不同，并严厉防止商贾凭借资财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比如，唐律中亦有明文规定商贾妻子不得乘奚车（高轮大车）及檐子（以竹蔑编扎而成的肩舆），而且也杜绝了他们的子弟入仕为官的途径，在服饰及丧葬方面，朝廷也有歧视商贾的明确规定。不过，当今的玄宗皇帝就曾累次破除祖制，相形之下，只要贴合实际合符民心，破除祖制倒也不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这一举措最大的抵触之处，就在于人们长期以来歧视商家的观念。现今的官吏豪强们甚至有些平民认为，为商者，只是投机取巧、惟利是图的小人而已，根本就是贱类，完全不可以登大雅之堂，更不要说出仕为官了。而李泌等三人之所以脸色微变，也是因为有这一丝歧商的观念做祟。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该这么急功近利地直接提出来，即连李泌三人都有如此心态，更遑论他人？嗯，如何消除这一传统观念，我倒要细加谋划，或者循序渐进地慢慢而来，才为上策。转而，我继续说道：“其二，自有唐以来，世间钱币名目繁多，甚至恶钱流通。开元之后，随着货畅商通，不仅铜钱纷纷外流，而且货物钱币的携带也大有不便。因此，为了断绝大量恶钱的流通，为了防止铜钱的外流，为了解决巨额铜钱的运转困难，是否可以创制一种致远而轻捷的方法？如果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我这一个想法来自于唐宪宗（八零二年至八二零年在位）时，实施的“飞钱之制”。不过，我并不想直接说出来其中的方法，我想看看李泌等三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