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整顿十三行

第14章 整顿十三行然后是对广州十三行的重新登记造册和清理规范整顿。广州十三行，是清代设立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通商的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从此，洋货十三行便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名义上虽称“十三”，其实并无定数。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乾隆帝十八年(1753)，业务曾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今泰王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福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这时来到广州海口商船渐多，贸易发展，各行口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个别商人倒账破产而被官府革除，其业务划归外洋行，每年推举两家来轮流办理。嘉庆帝五年(1800)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按业务范围划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称洋货行或十三行。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货十三行，是清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势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洋货十三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要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这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尽管外商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但清廷一直加以维护。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时，就互相勾结；利益矛盾时，就互相欺骗敲诈，酿成种种纠纷。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间投机取巧，获利致富；但大多数行商则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夹击下，招致破产。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街广州十三行建立有同业商人行会组织，即所谓“洋行会馆”（公行）。康熙帝三十八年及五十九年，广州行商曾两次组建公行，但为期都不长。公行议定行规，表面是为约束不法行为，扶持对外贸易，实际上却增加了不少禁约。它对货物实施公行垄断，以便按照行会的利益自行调整价格。英商为打破公行垄断，通常用收买个别行商、贿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难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广州公行正式奉准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此外，公行存在期间，在行商之间及行商和散商之间，又为争夺商业利润互相倾轧，外商得以乘机在进出口货价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亏损和债务；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对行欠债务负有连带责任，故不断出现倒闭。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复，并开始设立利用行佣积累起来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偿行商的拖欠、罚款等，以维护公行的稳定。重建后的公行，延续了近六十年。在清代前期，广州的行商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权，垄断了广州整个对外贸易，形成了一个“公行”贸易制度。据史记载，于1720年11月26日，公行众商啜血盟誓，并订下行规十三条：第一条：华夷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拆图报称。第二条：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爰立行规，共相遵守。第三条：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货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第四条：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时，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俾得卖价公道，有自行订定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第五条：货价即经协议议妥贴之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应受处罚。第六条：为防止私贩起见，凡落货夷船时均须填册，有故意规避或手续不清者应受惩罚。第七条：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国画之类，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第八条：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赢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第九条：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