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最贵之物

第一百二十二章 最贵之物学相陈青兆接到帝王给他的这个命令后，与佐相韩国谊等人商量，拟定出了一个规范岭南军政财三界领导人制度。其中规定担任岭南要职的军政长官的任职期限不超过十年，并“在离任后，若发现在任期内有违规违法行为，帝国高院有权对其追责”。帝王四世明威俊对陈学相等人草拟的规范岭南军政高层的制度表示满意，批准后，明威俊要把这个规章制度送交给帝国最高法院核定，经最高法院的七个常务法官同意后，这一规章制度才能生效，并以法令的形式下达。岭南之战结束后，帝国的内患得以基本解除。南逃丛林的淮王虽还保有一定的力量，但以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对帝国构成重大的威胁。由于岭南之战持续时间不长，就四个多月的时间，对交战当地的经济也没有造成多少破坏，战争一结束，南方几个地区的经济很快就恢复正常。战争给帝国造成的破坏最严重的就是西北和北方，且不说西北和北方的人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帝国的救济，部署在那里的兵马也需要大量的粮草补给，这使帝国背上了不小的负担。而提到粮草，就涉及到了土地的问题。帝国的土地政策是耕者有其田。淮王明德丰在岭南发动的土改不过是实行了帝国的土地政策而已。最先，克里斯蒂人生活在斯波尔摩和坦特哥州，因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再加上耕作的人不多，使得每个克里斯蒂人都有自己的田地。克里斯蒂人建国立都后，人人有其田即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同时也以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沿袭下来，成了克里斯蒂国立国的基本制度。克里斯蒂人向南扩张领土后，发现不是所有国家跟他们一样，在对待土地问题上实行“人人有其田”的制度。这在萨里特和伏洛加这几个小国和淮唐国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后来在肃西、湖庆、江宁和岭南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反倒是在海州、益甘丰州及赛丽加等地的人地均田的矛盾较为缓和，那里的耕种者都有自己的田地，只是或多或少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帝国的观察家经过几年的考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凡是工商业发展较发达的地方，那里的土地的分配就较为合理，如海州；凡是工商业发展水平低下的地方，土地往往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上，如淮唐国。根据这个结论，这位观察家写出了为什么土地高度集中的地方工商业发展水平低下的原因：大量的土地被少数人占有，大多数没有土地的农民不得不通过租借的方式来得到使自己及家人赖以存活的田地。他们因此必须把田地的一部分收成无偿献给租借者。由于这部分的地租很高，导致农民虽然穷困但是他们自己的消费却很少，因为有多余的一半的净产品被以地租的形式榨取了。农民的农业剩余就这么被榨取光了。但是这些剩余却未能支持工商业的发展，它们被土地的占有者消耗掉了：豪华宫殿住宅、奢侈的生活、搜取作为财富和地位象征的奇异珍宝、仆从如云、玩乐过度、游山玩水，这些方面占了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和支出的主要部分。对那些占有土地的王族贵族来讲(如淮唐国)，把收入用于改良土地或购买先进农业工具是毫无吸引力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传统的生活习惯和当地特有的社会习俗造成的，在极大程度上亦是适应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的。帝国工商业的发展与土地被少数人占有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帝国要想发展工商业，就必须得改变土地被少数人占有的现象。帝王一世明成隆认识到土地被少数人占有阻碍了帝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人人有其田”不仅是帝国的基本制度，也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帝王一世明成隆下令凡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须分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耕田。在帝国的强力推动下，西里洛、萨里特、伏洛加等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当地的农民都得到了耕田。帝国的均田政策既扫除了阻碍先进生产力的障碍，也赢得了民心，增强了新征服的地区对帝国的向心力。随着人们对土地问题的深入研究，促使帝国对土地颁布了一些政策。在这里，有一个学者上文给帝王一世明成隆，提出了“土地兼并”的问题：……即便是每个农民都分到了耕地，但这不表示这样的现状一直可以维持下去。因为有田的农民之间仍有贫富之别。一旦有些农民由某些原因急需用钱(如农作物青苗不接的时候)，贷者以高利率相贷并以借者的一部分田产为抵押，借者饮鸠止渴，应承下来而又无法还贷，其抵押的田地即被贷者收为己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的不断出现，势必出现大量的土地兼并，导致土地又重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这是危险的……这位学者上文建议帝王，“若想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必须要有政府的主导，如建立公共粮仓，在青黄不接时政府以低利率贷款给有困难的农民”。帝王一世明成隆对学者的上文颇为重视，这种隐藏在分田到户的大好形势下的潜在危险值得明成隆加以警惕。在分田之后，帝国又陆续颁布了一些与土地有关的政策，比如在各地区的村镇建立公共粮仓，各村把土地收成的一部分无偿给公共粮仓，到时收成不好的时候，公共粮仓的粮食可用来帮村民度过难关。比如帝国规定在农作物青黄不接的时候，当地政府应以低利率贷款给缺钱的农民，农民可以用钱币或实物偿还所借的本息。由于分田之后，农民们之间拥有的田地仍有差距，帝国在征收土地赋税时实行等级税制，即田地越多的农户承担的赋税愈重。在岭南，殷富的农户除了要承受过重的赋税，还要承担数额无限的“役”。考虑到一些地区地少人多，人地关系紧张，帝国鼓励这些地区发展工商业，减少务农的人口，借以缓解人地紧张的关系。在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发展了当地的经济。帝王二世二十六年，入主岭南的淮王子明德丰颁布了土改的政策，历经十余年，岭南的农民也像帝国地区的其他农民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就这样，在帝王三世明正诚执政时，帝国的农民都有了自己的田地。帝王四世明威俊继位后，出于未来对金国和蒙古汗国的作战，对粮草有了更大的需求，遂促使明威俊要求财经部门下的农业司想出能提高粮食收成的好办法。农业司司长斯波特业和他的下属经过考察分析研究后，写了一份对农业增产稳产的报告式大纲，内容如下：目前，帝国的农业还是传统耕作方式为主的低技术产业。农业的发展不仅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影响着工商业的发展。可以说，农业是帝国之根本。在农业的技术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突破的情况下，要使产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在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下，采取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方式、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山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项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帝国中央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外，还应正确地处理公用和私有，以及农民内部之间的关系。帝王四世明威俊召集农业司司长斯波特业及以下的官员开了一个有关农业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司长斯波特业向帝王递交了一份提升农业收成的方法措施。明威俊拿到后，一看这里面的内容凝聚着农业司全体人员智慧的结晶，列出的使农业增产稳产的措施如下：一、兴修水渠、水库，修筑江河堤防，开展灌溉水利事业，进一步完善各地区的灌溉排涝系统。二、鼓励引导农民们开垦荒地和山地，增加可耕种的土地面积。三、推广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方式(由粗放式耕作改为精耕细作)，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四、改良土壤(治沙治碱)[可择地择时择人，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的尝试，不提倡短时期内大范围推广]。五、总结开发出防治病虫灾害的方法，派技术人员下乡推广。六、政府主导，用行政力量执行督促这些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能顺利在各地区的农民中推动下去。农业司长斯波特业在会上逐一提到了这些能使农业增产稳产的措施。斯波特业先说起了兴修水利设施的重要性：“要使农业稳产高产，没有良好的灌溉水源的保证，是决无可能实现的。旱涝灾害，灾害的根源就是出在一个‘水’上：旱，缺水，水太少；涝，多水，水太多。所以我们要能解决旱涝灾害，就必须发动人民兴修水渠、水库，修筑江河堤防，完善各地区的灌溉排涝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极端灾害的天气，增进粮食安全的价值，做到保收，甚至增产。一般而言，只要有灌溉水源的良好保证，持续的旱情总是意味着更加充分的日照，这反而是有助于农作物增产的。”“所以，水利事业的建设对农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斯波特业对水利之于农业的重要性下了定论。斯波特业接着说起了政府应鼓励引导帮助农民增产的具体做法：“政府应鼓励引导农民开垦荒地和山地，包括孤悬在海中的离海岸不远的无人居住的荒岛，可在岛上种植农作物，增加耕作的土地面积。同时，向农民推广新式农具，如增加耕畜，让更多的农民有自己的耕畜。改进农民粗放的耕作方式，派技术人员下乡教农民们精细的耕作方式，如保墒的需要。告诉农民即便地里没有一根草也要天天在地里锄来锄去，因为这样做可防止土壤里的水分过快蒸发，保持土壤湿度，使土壤不至于干旱，这就是保墒的需要。”接着，斯波特业讲到了派技术人员下乡推广防治病虫灾害的方法和改良土壤。最后，斯波特业说到了政府的作为是开展这一切增产稳产农业措施的关键。斯波特业对帝王说道：“我们未来能否像我刚才跟帝王说的那样，实现农业的稳产增产，取决于政府的作为。没有政府的主导，没有政府行政力量执行监督这些利好措施的实行。那么，我所讲的和我们进献给帝王的良策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口头上和字面上。”斯波特业向帝王列举了政府的作用对帝国农业的重要性：由极端气候造成的大饥荒，若没有政府强力的救灾措施，在历史上常常是呈雪崩式的恶化。通常的程序是这样：收成不好——粮食匮乏——不能眼看着家人饿死——种子耕畜充饥——自然灾害结束后也无法恢复生产——再继续颗粒无收——灾情更重。“如果政府能有强有力的救灾措施，饥荒所带来的灾情更重的后续效应就不会发生。更进一步的说，政府若能有所作为，像饥荒这样的事压根就不会发生。政府在农业上的所作所为实是振兴帝国之本的最关键之处。”斯波特业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帝王四世明威俊认真听着农业司长斯波特业的讲话。斯波特业的这些话使他对农业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感受。尤其是令明威俊心头一震的是斯波特业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最宝贵的不是奇异的光彩夺人的稀世珍宝，而是维持着我们生存的水和土地。土地才是我们世上的最贵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