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嫦曦在美国干得不错，陈锋在国内却忙得要命，部队大整编虽然细化了部队的编制和职能，但是也令整个第八战区从上到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尤其是指挥层。部队编制的完善和扩大，这队士兵和军官都是一种考验，尤其是军官。为了加强军官的指挥能力，同时也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从3月初部队完成调动之后，陈锋就开始着手进行师旅级军官的培训工作。与中央军不一样，陈锋麾下的这些军官很大一部分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如果他们只担任营连级基层军官这倒没什么，现在不管是日军还是国民党部队，对基层军官的素质要求的都不是很高。但是随着部队的编制不多扩大，很多以前营团级军官一跃成为了师旅级军官，而李文生、李逸风等人更是成为了集团军总司令，这让陈锋对于这些得力干将的指挥能力产生了不小的怀疑。他们能不能胜任现在的地位，能不能带好数万大军，如果不行那结果可就是灾难性的。最后，陈锋与杨毅等人一商量，决定对师旅级以上的军官进行整训，教官由他亲自担任，务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使这些大老粗泥腿子知道什么是大兵团作战。除此之外，随着天气转暖，整个绥察地区新一年的生产建设也即将开始，今年一整年的农业工业以及商业建设计划都需要陈锋亲自审批。于是乎，白天为军官们讲课。晚上陈锋则是熬夜批示各部送上来的文件，最后还要备课，整个人都快忙成了陀螺。陈锋的日子不好过，日本人的日子同样难过。他们在万全等地先是用地雷叩开了第八战区的大门，取得了第一次对第八战区作战的胜利。但是中队报复的速度也不慢，紧接着便在天津将他们准备转移中国文物黄金的军舰给炸了，一艘巡洋舰沉没两艘驱逐舰重创。这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北方的摩擦是越来越大，关东军与苏联远东方面军剑拔弩张，气氛越来越紧张。大战随时可能爆发。自日俄战争后。日本来自北方的威胁逐渐消除。但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关东军认为干预中国内政的时机已到，并想藉此实现其侵略满蒙的旧梦，于是悍然出兵攻占东四省（含热河）。导致苏联因国防线直接与日本接触。神经变得极紧张。日本和“满洲国”共同担负防卫责任之后。苏联马上与外蒙古缔结同样的协定与之对抗。这种紧张的神经随着伪“满洲”国为开发边境着手建设军事铁路而逐渐升级，为了应对来自日本关东军以及伪满洲国的军事压力，苏联也加速了完成西伯利亚的复线工程。全力开发东西伯利亚。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绕着“满洲国”边境延伸到海参崴，故苏联的国防线东自沿海，北经东部西伯利亚，西绕外蒙古，三面包围了“满洲国”，而且“满洲国”的边境直接接触苏联最活跃的动脉干线，故此常常发生边境纠纷。更重要的是由于外立以及九一八事变等事情，导致在苏“满”边境线不清。原来环绕满洲的国境线，是由中俄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等11个条约和协定划定的，伪“满”政府不得不继承这些规定，但有些规定往往十分含糊，可以任意解释，而且界标设置得很少，且长年累月经风吹日晒雨淋，已失去界标作用，尤其是从兴凯湖到图门江的600公里的东郊边界和“满”蒙接壤的西北部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最为模糊。诺门坎地区，是指海拉尔南约二百公里地方，即从汗达盖——将军庙——阿穆内部一线到哈拉哈河的地区。这片区域是外蒙与伪满洲国都很重视的战略要地，在日本看来这里是进出外蒙乃至苏联本土的绝佳地区，因此日本关东军和参谋本部一厢情愿地确定了对自己有利的边界线，并准备随时发动闪电战，攻占外蒙古。而外蒙方面主张，哈拉哈河是他们的领河，双方边境线是通过哈拉哈河东侧和北侧。他们主张的这条线，是早在1734年哈尔加族和哈拉哈族互相争夺地盘时，由清政府裁决而划定的分界线。苏联也不是吃素的，斯大林对于日本这个曾在日俄战争中强势击败斯拉夫民族的东亚强国一直很是警惕，因此很快就派军队进驻蒙古，也是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决心与日本决一死战。早在30年代初，关东军就有染指外蒙的迹象。到1935年，具体边界冲突急剧增加。1937年春，曾在外蒙军内有人秘密策划反暴动。同年7月，传来日军在平津地区的军事行动消息，在外蒙人中间引起很大的波动。于是，苏联远东军“被邀”进入外蒙古。这样，一手包揽了“满洲国”的军权的关东军同不断加强军事力量的苏联，直接在国境线上对峙起来，边境争端不断发生。在这些争端中，有些甚至发展成险些造成全面战备的极其危险的局部战争。其中最有名的便是1937年发生的干岔子事件。干岔子事件，是围绕着满洲北部边境黑龙江中的一个小岛进行的，1937年2月，曾有日本人和满洲人登上干岔子岛和大别基切夫岛。对此，苏联曾多次向“满洲国”方面提出抗议。到了5月，也许苏联认为只提抗议无济于事，于是派出少数兵力在二岛登陆。这时关东军调集一个师团的兵力到这里，苏联也调集了炮舰、炮艇。于是两军形成对峙。本来日参谋本部认为，对这样一个地处偏远的小岛。不值得倾注兵力，采取了不扩大的方针。但是关东军不满这一消极态度。6月30日。竟独断专行地擅自向苏联炮艇开火，击沉了其中一艘。于是日苏冲突加剧。1938年7月1在西伯利亚与东满、朝鲜北部接壤的地方，日苏两国再度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便是著名的张鼓峰事件。随着双方的冲突加剧，苏日双方在边界集结的军队也越来越多，但是随着日军在中国华北华中地区的进攻受挫，尤其是陈锋所部的强势崛起，令日军大本营赶到了莫大的危机。尤其是陈锋所部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越加的密切，大批武器装备通过新建的绥蒙公路运入中国，这种危机愈加的迫切。于是大本营的很多高级军官已经开始在沙盘上推演苏蒙联军与陈锋所部联手向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沙盘推演了。而且推演的结果很不理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关大本营迫切要打破这种局面。而打破这种局面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消灭第八战区，日军大举攻占察哈尔以及绥远。在战略上形成对外蒙古的包围。第二个办法就是将外蒙境内的苏联军队赶出去或者是直接消灭。于是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命令所属务兵团司令官要执行“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这个纲要主要内容是：“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这就是关东军对待边境线的根本立场。如果要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包括外蒙军），则可以“暂时进入苏联境内”。2.在边境线不明确的地区。各地防卫司令官可以“按自己判断划定边境线”，并要明确告诉前线部队。3.一旦发生纠纷，要求前线部队“断然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至于对由此而产生的事态进行处理的收拾局面，要“信赖上级司令部”。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要用武力解决纠纷的思想，现在比过去更明显了。这样一来，只要当地军队忠实地执行司令部命令，或者苏联方面不作出让步，就不可避免地迟早会在为境上发生一场大的冲突。日军如此强硬的态度最终引发的后果是冲突更加的激化，就在这份纲要下达不到一个月之后，数十名外蒙骑兵过哈拉哈河进入诺门坎布尔特.欧波西南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满洲国”警备队立即把他们赶回西岸。随后，外蒙骑兵再次进入东岸，并同“满洲国”警备队进行交战。北方的摩擦越来越频繁，这让关东军司令部以及华北方面军的压力陡增，如果关东军决定于苏联远东方面军开战，那么华北方面军肩上的责任就重大了，不但要负责本地区的防御工作，同时还要做好随时增援关东军的准备，此外还要牵制第八战区向苏蒙联军增援。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关东军那边的事情还没解决，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又向华北方面军下达了命令，派遣军当局要对国民政府武汉行营发动第二次全面进攻，要求华北方面军派出有力部队向支那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发动进攻，以牵制河南、山西、陕西境内的支那军队。为了加强华北方面军的兵力，大本营命令将新编成的独立混成第7、8旅团编入华北方面军直辖；将独立混成第9旅团编入第1军；将独立混成第6、10旅团编入第12军。虽然一下子增加了5个步兵旅团的兵力，但是彬山元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华北方面军虽然有三十多万大军，再加上近十万皇协军，合计40余万人。但是他们却要应对国民政府三个战区的压力，第一战区自不必说，程潜四十多万大军据守中原之地，对山东江苏虎视眈眈。第二战区刚刚收复了太原，三十多万大军兵锋正盛，大有将剩余日军赶出山西的架势，实力不容小觑。最重要的是陈锋的第八战区，根据情报部门这段时间收集到的情报，支那第八战区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帝国的预计，根据破译的不完整的电报，支那第八战区最少有10个整编师以及大量的附属部队，兵力至少有三十万人，甚至更多。另外第八战区已经在支那绥远、察哈尔两省建立起了普遍的兵役制度，随时可以武装起数量庞大的新兵部队，对于方面军的威胁最大。除此之外，盘踞在鲁南、豫东的支那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据山势而固守，皇军几次围剿都铩羽而归，这等于在皇军胸口放了一颗钉子，随时可能对第十二军发起致命一击，不得不防。外部险恶的环境令彬山元大将颇为纠结，一旦派遣军司令部与关东军司令部同时发动战事，他的华北方面军可就进退维谷了，支援北方的战事就无法支援南方，反之亦然。如果两方都支援，那么老巢很可能就会被支那人端掉，难啊！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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