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录》谓：“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此说并非无据，而是大致反映了两位君主不同的吏治思想及由此而来的官场风习。康熙大力表彰清官，清代负有名望的清官廉吏多出于此时；雍正改兴廉为养廉，片面倚重惩防措施，虽收一时之效，却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但结果却是防不胜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动严刑，亦未能根治腐败。到清代，康熙政尚宽仁，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做法。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只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养清官。康熙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机会倾听民间舆论。康熙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加以保护。康熙还特意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如于成龙病逝时，康熙加赐太子太保，谥清端，降旨地方修建祠堂，并御书“高行清粹”四字和楹联赐其后人。当时有官员上奏禁止百姓为清官树立德政碑，康熙不以为然。他说：“凡地方大小官吏，若居官果优，纵欲禁止百姓立碑亦不能止，如劣迹昭著，虽强令立碑，后必毁坏。”他认为百姓的感恩戴德是对清官的鼓舞和回报，“尔等做官以清廉为第一。做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康熙尚德、兴廉的吏治思想和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其时有卓异操守品望者不少：张伯行任官“誓不取民一钱”，并严禁属员馈送；名臣于成龙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陈?官至巡抚，平时却不舍得吃肉，“其清苦为人情所万不能堪”，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当时以清廉著称的还有张鹏翮、施世纶、蔡世远、陈鹏年、郭?等。当然，康熙朝清官众多，而贪赃枉法的官员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后期，对于各级官吏疏于察考，惩贪不力，官场风气颇为后人诟病。雍正即位之后，一改乃父宽仁作风，以“严明”察吏，推行刚猛政治。他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又改兴廉为养廉，实行“耗羡归公”，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不过，雍正也犯了一个错误。在对待清官问题上，他处处与乃父背道而驰。在他看来，“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康熙希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注重通过舆论来鉴别官员的操守政绩。雍正则认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后来养廉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很多人认为清代多贪官缘自俸禄过低，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雍正养廉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养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说明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方能收到实效。（据《光明日报》户华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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