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章 驱满（二）

这个法子梁明打眼一看心下就同意了，可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京城附近的百姓就没有当兵这一来，怎么到了地方就变个样了？对于这个的疑问，曹文埴做出了个极为完美的解答，“命异之，非朝廷可正。 ”梁明很无语，但想了想也对，自己事一堆，那里管得了那么多！这公田制都废弃了一千多年了，从宋时起，元朝掐去，到明，再到清，土地兼并从未停止，反反复复，一轮又一轮就没歇住过。从中看，宋朝的官田很快就败坏掉了；明朝的魄力最大，搞了个兵户，最后弄了个大烂摊子；清朝的官田则是最少。 自己也没想过捣弄官田，这也算是顺应潮流了。况且那些个朝代都是大乱之后而定，自己这边还没见太多的血呢？自己除了杀掉一批地主恶霸之外，就只能抄没满洲八旗贵胄的土地，跟前面那些个朝代“千里无人烟”的局面相比，太是小意思了！所以，作为主导人的曹文埴算是出了一回彩儿，入了梁明的法眼。 为了给众官员做出一个表率，梁明竖起了一杆大红旗，轻轻一摆手，曹文埴官复原职了。 就名字换了一下，从顺天府尹变成北京府府尹。 （实际上是一半，户部侍郎没了。 ）而时间证明这个法子还是不错的，短短的半个月，中华军竟然招募到了一万七千多人的新兵。 惊喜。 实实在在地惊喜！这个数目已经远远超过了先前的预期。在京津，中华政权的跟脚正在一点点的向土里扎！养料充足啊！驱满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替中华政权赢得了战略先机。近百万的满人“背井离乡”，自然是要有个去处的。 北面正在打仗，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北，虽然都是“静坐战”却也是正儿八经地战场（双方兵力都紧张，中华军是真紧张，满清是一时间抽不出。 赶不及）。 所以，这边的路不通。 除了一开始特意放出去了几万之外，卢龙、遵化、喜峰口、太平寨一带那口袋扎地滴水不漏。而梁明之所以要放出去几万那也是为了打招牌，涨声势。 东北是满人的老巢，但是那地方地广人稀。 除了盛京之外，吉林、黑龙江两地不见得就比明朝时的人多。 同样，交通不畅那里的消息也是流传不通，而且那的人对于满清的忠诚还是相当硬实的。为了标明自己地——只找八旗勋贵的麻烦。 不嫌弃满族平民，这一旗帜鲜明的态度，为了尽快的瓦解满清最后的根据地，表明中华政权的革命斗争目标，梁明必须放出去几万满人去东北。 只有从满人口中说出的话，才会被东北的“各族同胞”所认同。 为了树立一个显而易见地证据，梁明甚至下令释放了一万名最烂的八旗俘虏。 （省粮食了，我就不信他们烂泥还能糊上墙去）几万人。 撒在东北影子都不见一个，但也只能这么多了！梁明不可能放出去几十万，他还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虽然那样做能给盛京的满清官员、八旗贵胄出一道难题！可现在时候不对，已经要入夏了，可不是要入冬，即使困难一点（越南分舰队骚袭）。 但以东北的积蓄还是裹得住的。 不然的话，借刀杀人地事梁明可是很喜欢干的。除了北面和东边的大海，余下的各个方向自然是敬请尊便。 你往西走去山西，可以；往南走到河南，请；走东南到山东，梁明心里乐呵。随便你往哪走，那都是一路兵啊！真正的大军。京津易主，得到消息的山西、山东、河南、盛京等省自然要提兵勤王救驾啊！盛京因为越南分舰队的骚袭，加上他本身也没太多的兵马，所以很轻松的被第三师一旅挡在了直隶外。 连带着还捎上了热河方面的小股部队。 （遵化镇方面地部队被乾隆调去了热河（今承德）。 山西路难走。 巡抚明兴调来地部队还在爬山呢！而山东正被柴坤攻打，那里有分的出兵。 至于河南。 全省上下只有两万绿营兵，巡抚毕沅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啊。 更可怜地是直隶总督刘峨，手头还抱着一万三千来人马，连上和珅的四千多残兵败将正勉强应付着第三师二旅的攻击。现在倒好，八九十万满人一股脑的涌了过来，这些个省府大员那个有胆不去管？如此一来，既消耗掉了他们大量的粮秣，也影响到了南面各省的战略筹备，还大大扩涨了中华的声望。 试看如今的北方，又有几个人不知道中华二字的？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剩下的最后一个好处则是令梁明至今想起都感到匪夷所思的——满人闹内讧了。 能在乾隆年间就找到“革命同志”？（注1）这个是意外，真真的意外，梁明前先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事实摆在眼前，你相不相信都不可能。当然了，这打横炮的满人是少之又少的，而且全都是下层贫民，真正的贫民。在入主北京之后，梁明招来众臣商议驱满一事，大致方阵很快就定了下来。 散了之后，汤心梓、魏成贯二人却再次入内求见。听了二人的计划后，梁明差点都蹦了起来，“早满人做内应搞些事情出来？”这可能吗？但事实就是事实，摆在他的面前，梁明只能选择相信！这群满人人数不多，才了二十四个，将他们发展起来也不是北方处，而是清水教余后八卦教的分支——天理教。天理教，这个名头很响亮（可不是小日本地那个邪教）。 后世对清朝稍感兴趣的人夺回知道这个名字。 嘉庆十八年（1813）爆发的“林清犯阙”可是大名鼎鼎，肘腋之变从未有之（现在故宫隆宗门匾额上还有当时“林清特种部队”留下的箭头。 斩首战术、特种作战，大师级人物啊！）嘉庆皇帝曾哀叹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就是这个清水教的余脉，由乌三娘出面第一个搞定的教派，出乎众人的预料竟然在京师发展了二十四个教徒，那当真是了不得。对于这件事。 梁明是极为地好奇，心里直痒痒。 听了汤心梓、魏成贯二人的介绍之后。 梁明才发现，原来自己认为上下一体地满族，在滋养百年之后已经慢慢的分化了，他们再也不是没缝的铁蛋了。八旗人丁只有当兵者领取粮饷，余丁耕种土地。 百余年间，下层旗人地亩己典买殆尽，家口却不断繁衍。 生齿日繁与收入日绌的矛盾造成了以“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的状况。 旗人的生活负担不能不随之加重。 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 ”这是旗人穷乏潦倒的重要原因。而经受了中华悠久文化熏陶出来地八旗勋贵可不会跟自己的同胞讲交情，利用职权对贫兵贷放银两，好比享有政治特权的高利贷jian商，贫困兵丁先是典卖土地房屋，继之以军马兵械。 年米月饷，经济破产是饮酖止渴的唯一结局。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八旗的原则。 它从建立之日起，便以对旗人的严格管理作为重要的组织原则。 但由于当时旗人各有耕地，出则为兵，入则为农。 耕战两事，未尝偏废，所以八旗地高度组织性非但不是满族发展的障碍，相反却是满族崛兴的组织保障。 入关后，八旗组织的军事职能进一步强化，而生产职能却迅速萎缩。 清统治者为了保证官兵的收入，建立起俸饷制度，并在顺治十一年宣布，准许家有4丁以下的出征旗丁，将旗地尽数退出交旗。 “量加钱粮月米”。 不啻成为旗人退出生产领域提供条件。加之，八旗兵丁因为频年出征。 无力从事农亩，只得将土地转祖给民人（汉人居多），加快了旗地转入民人之手地过程（再由汉人转入八旗勋贵）。 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卫匡国在《靼鞑战纪》中指出了旗人拖离农业生产的影响，“这些人大部分都不会耕地种田，从来没有使用过锄和犁，只会舞刀弄剑”。 旗人不事农耕，又不许经营工商，如果外出谋生，将被视为“逃旗”而受到重惩。 旗人除了当兵食饷外，只能仰给于统治者的赏赐，终日无所事事，又沾染好逸恶劳的恶习。 八旗一步步变为寄生性的社会组织，丧失了当年朝气蓬勃的活力。对于京旗因不事生产而生计窘困的处境，满清皇帝也逐步有所认识。 乾隆三十七年就曾组织京旗移垦，就是放宽对旗人下乡种地限制的一种尝试。 堪称是260年前的，北京知青下乡运动。 （汗）至雍正年间，旗人逃旗之事举不胜数，而满人联手汉民联力抗租甚至发展到对抗官府的也是时常发生，虽然倒霉地都是汉人。 到了乾隆中后期，抗租不纳类似事件，比比皆是。正是由这个大环境，天理教才鬼使神差地发展到了二十四名满族同胞。 （这样的也算是同胞了）梁明很高兴，人马虽少确实星星之火，是否可以燎原那就要看今后地运作了。一番安排后，这二十四名代号为“二十四节气”的满族好同胞就分别散入了四面八方。 梁明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二十四朵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因为他对满清的衰亡同样抱着强烈到极致的信心。三明一暗，为了这些好处，驱逐百八十万满人了所花费的工夫又算什么呢？得失太不成比例了。况且这百八十万满人散到了四面八方，乾隆老儿为了树立满清的威信，他就必须处理好这件事。 可要想暗自百八十万满人，他们又要耗去多少的钱粮？又要画出多少的田地？这些田地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都要从下面刮集，那又会触及到谁的利益呢？在这个时候，乾隆即便知道如此作为乃是“滋敌”，可为了满族的利益，他也只能把毒药当水喝！ps：注1——乾隆年间出现旗人加入民间秘密宗教团体白莲教及其支派红阳、混元、一柱香等教门事件，甚至有宗室觉罗“不系黄、红腰带，交纳匪徒”的记载。1803年（嘉庆八年）发生“御厨”满洲人陈德（一作成得）持刀“犯驾”事件，陈德是八卦教（天理教）徒。 1813年（嘉庆十八年）又爆发“林清犯阙”的肘腋之变。 畿南天理教首领林清，发动天理教起义，打出“朱明天顺”的旗号，组织200人直捣皇城。 虽因计划欠周，行动过于草率而失败，却使朝野上下震惊一时。 不少旗人与谋其事，宗室海康、庆瑶，汉军旗人曹纶、曹福昌父子，豫王府包衣陈爽，御书房满洲苏拉等先后被捕处死。 未被缉获的则有“党中巨魁”包衣人祝现。 少数八旗人户参加秘密会社的抗清斗争，并赞同“反清复明”口号，这是满族内部阶级严重分化的明证。 仁宗在事后的“罪己诏”中不得不承认：“变起一时，祸积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