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被册立为太子后,自然风光无限,而朱高煦却祸不单行,不但皇位无望,还被分封到云南。当时的云南十分落后,让他去那里无疑是一种发配,朱高煦自然不愿意去,但这是皇帝的命令,总不能不执行吧,朱高煦经过仔细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去云南的方法——耍赖。他找到父亲朱棣,不断诉苦,说自己又没有犯错,凭什么要去云南,反复劝说,赖着就是不走。朱棣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加上他也确实比较喜欢这个儿子,便收回了命令,让他跟随自己去北方巡视边界(当时尚未迁都)。在跟随朱棣巡边时,朱高煦表现良好,深得朱棣欢心,高兴之余,朱棣便让他自己决定去留之地。朱高煦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告诉朱棣,自己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京城(南京)。朱棣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朱高煦便以京城为基地,开始谋划针对朱高炽的阴谋。他广收朝中大臣为爪牙,四处打探消息,企图抓住机会给太子以致命打击。朱高煦深通权术之道,他明白,要想打倒太子,必须先除去他身边的人,而太子党中最显眼的解缙就成了他首要打击的对象。在朱高煦的策划下,外加解缙本人不知收敛,永乐五年(1407),解缙被赶出京城,太子党受到了沉重打击。朱高煦的第一次攻击获得了全胜。但搞掉解缙不过是为下一次的进攻做准备,因为朱高煦的真正目标是被太子党保护着的朱高炽。经过周密策划后,永乐十年(1412),朱高煦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朱高煦深知朝中文臣支持太子的很多,要想把文官集团一网打尽绝无可能,于是他另出奇招,花重金收买了朱棣身边的很多近臣侍卫,并让这些人不断地说太子的坏话,而自永乐七年后,由于朱棣要外出征讨蒙古,便经常安排太子监国(代理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精于权术的朱高煦终于等到了一个最佳的进攻机会。朱高煦聪明过人,他跟随朱棣多年,深知自己的这位父亲大人虽然十分精明且长于权谋诡计,却有一个弱点——多疑。而太子监国期间,正是他的这种弱点爆发的时刻,因为他多疑的根源就在于对权力的贪婪,虽然由于出征不得不将权力交给太子,但这是迫不得已的,朱高煦相信,所有关于太子急于登基,抢班夺权的传闻都会在朱棣的心中引发一颗颗定时炸弹。朱高煦的策略是正确的,他准确地击中了要害,在身边人的蛊惑下,不容权力有失的朱棣果然开始怀疑一向老实的太子的用心。永乐十年(1412)九月,朱棣北巡回京,对太子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审查了其监国期间的各项工作,严厉训斥了太子,并抓了一大批太子身边的官员,更改了太子颁布的多项政令。朱棣的这种没事找事的找茬行为让大臣们十分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其中言辞最激烈的是大理寺丞耿通,他直言太子没有错,不应该更改(太子事无大过误,无可更也)。但直言的耿通却绝不会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可正中朱棣下怀,耿通算是个做官没开窍的人,他根本不懂得朱棣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意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本来就是来找茬踢场子的,不过随意找个借口,是直接奔着人来的,多说何益!朱棣却是一个借题发挥的老手,他由此得到了启发,决定向耿通借一样东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东西就是耿通的脑袋。随后,朱棣便煞费苦心地演了一出好戏。他把文武百官集合到午门,用阴沉的眼光扫视着他们,怒斥耿通的罪行(好像也没什么罪行),最后斩钉截铁地说道:像耿通这样的人,一定要杀(必杀通无赦)!如此杀气腾腾,群臣无不胆寒,但大臣们并不知道,这场戏的还没有到。耿通被处决后,朱棣集合大臣们开展思想教育,终于说出了他演这场戏最终的目的:“太子犯错,不过是小问题,耿通为太子说话,实际上是离间我们父子,这样的行为绝对不能宽恕,所以我一定要杀了他(失出,细故耳……离间我父子,不可恕)!至此终于原形毕露。耿通无非是说太子没错而已,怎么扯得到离间父子关系上,这个帽子戴得实在不高明却也说出了朱棣的真意:朱高炽,老子还没死呢,你老实点!太子地位岌岌可危,太子党被打下去一批,朱高炽本人经过这场打击,也心灰意冷,既然让自己监国,却又不给干事的权利,做事也不是,不做事也不是,这不是拿人开涮吗?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大臣挺身而出,用他的智慧稳住了太子的地位。这个人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杨士奇。杨士奇虽然学问比不上解缙,他的脑袋可比解缙灵活得多,解缙虽然也参与政治斗争,却实在太嫩,一点也不知道低调做官的原则。本来就是个书生,却硬要转行去干政客,隔行如隔山,水平差的太远。杨士奇就大不相同了,此人我们介绍过,他不是科举出身,其履历也很复杂,先后干过老师、教育局小科员、逃犯(其间曾兼职教师)等不同职业,社会背景复杂,特别是他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多年,也算跑过江湖,黑道白道地痞混混估计也见过不少,按照今天的流动人口规定,他这个流动了二十年的人是绝对的盲流,估计还可以算是在道上混过的。朝廷就是一个小社会,皇帝大臣们和地痞混混也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人品更卑劣,斗争更加激烈点而已,在这里杨士奇如鱼得水,灵活运用他在社会上学来的本领,而他学得最好,也用得最好的就是:做官时一定要低调。他虽然为太子继位监国出了很多力,却从不声张,永乐七年(1409)七月,太子为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和努力,特别在京城闹市区繁华地带赐给他一座豪宅,换了别人,估计早就高高兴兴地去拿钥匙准备入住,可杨士奇却拒绝了。他推辞了太子的好意,表示自己房子够住,不需要这么大的豪宅。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嫌房子多,杨士奇也不例外,他拒绝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他拿了那栋房子,就会成为朱高煦的重点打击目标,权衡利弊,他明智地拒绝了这笔横财。杨士奇虽然没有接受太子的礼物,但他对太子的忠诚却是旁人比不上的,应该说他成为太子党并不完全是为了投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太子的感情。自永乐二年(1404)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杨士奇就被任命为左中允(官名),做了太子的部下,朱高炽虽然其貌不扬,却是个真正仁厚老实的人,经常劝阻父亲的残暴行为,弟弟朱高煦屡次向他挑衅,阴谋对付他,朱高炽却一次又一次的容忍了下来,甚至数次还帮这个无赖弟弟说情。这些事情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然历经宦海,城府极深,儿时母亲对他的教诲却始终记在心头,仗义执言已经成为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他却并没有变,他还是当年的那个正气在胸的杨士奇。眼前的朱高炽虽然形象不好,身体不便,却是一个能够仁怀天下的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皇帝的,我相信自己的判断。秉持着这个信念,杨士奇与太子同甘共苦,携手并肩,走过了二十年历经坎坷的储君岁月。说来也实在让人有些啼笑皆非,可能是由于杨士奇过于低调,连朱棣也以为杨士奇不是太子党,把他当成了中间派,经常向他询问太子的情况,而在永乐十年(1412)的风波之后,朱棣对太子也产生了怀疑,便向杨士奇询问太子监国时表现如何。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暗藏杀机。城府极深的杨士奇听到这句问话后,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立刻意识到,决定太子命运的关键时刻来到了。他紧张地思索着问题的答案。趁着杨士奇先生还在思考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又十分关键。如果回答太子十分积极,勤恳做事,和群众(大臣)们打成一片,能独立处理政事,威望很高的话,那太子一定完蛋了。你爹还在呢,现在就拉拢大臣,独立处事,想抢班夺权,让老爹不得好死啊。既然这个答案不行,那么我们换一个答案:太子平时积极参加娱乐活动,不理政事,疏远大臣,有事情就交给下面去办,没有什么威信。这样回答的话,太子的结局估计也是——完蛋。这又是一个非常类似二十二条军规的矛盾逻辑。太子的悲哀也就在此,无数太子就是这样被自己的父亲玩残的,自古以来,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始终是处理不好的,在封建社会,皇帝就是一把手,太子就是二把手,自然逃脱不了这个规则的制约。你积极肯干,说你有野心,你消极怠工,说你没前途。干多了也不行,干少了也不行,其实只是要告诉你,不服我是不行的让你干,你就不得休息,不让你干,你就不得好死。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一滑稽现象反复发生呢?答案很简单:权力。谁分我的权,我就要谁的命!(儿子也不例外)朱棣很明白,他最终是要将权力交给太子的,而在此之前,太子必须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为了帝国的未来,无能的废物是不能成为继承人的,所以必须给太子权力和锻炼的机会,但他更明白,要想得一个善终,混个自然死亡,不至于七八十岁还被拉出去砍头,就必须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儿子是不能相信的,老婆是不能相信的,天下人都是不能相信的这就是皇帝的悲哀。好了,现在杨士奇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思索,让我们来看看他的答案:“太子监国期间努力处理政事,能够听取大臣的合理意见,但对于不对的意见,也绝不会随便同意,对于近臣不恰当的要求,他会当面驳斥和批评。”这就是水平啊,在朱棣举办的现场提问回答活动中,杨士奇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想出这种两全其美的外交辞令,实在不简单。既勤恳干活礼贤下士,又能够群而不党,与大臣保持距离,在杨士奇的描述下,朱高炽那肥头大耳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光辉照人。朱棣听了这个答案也十分满意,脸上立刻阴转晴,变得十分安详,当然最后他还不忘夸奖杨士奇,说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朱棣和杨士奇各出绝招,朱棣施展的是武当长拳,外柔内刚,杨士奇则是太极高手,左推右挡,来往自如。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似乎可以算是武当派的同门师兄弟。于是,永乐十年(1412)的这场纷争就此结束,太子党受到了沉重打击,太子被警告,地位也有所动摇,但由于杨士奇等人的努力,终于稳定住了局势。可是太子前面的路还很长,只要朱棣一天不死,他就会不断受到朱高煦的攻击,直到他登上皇位或是中途死去。事实也是如此,另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策划之中,对太子而言,这也将是他监国二十年中经受的最严酷的考验。在朱高煦持续不断地诬陷诋毁下,朱棣确实对太子有了看法,但暂时也没有换太子的想法,皇帝这样想,下面的大臣们可不这样想。看到朱棣训斥太子,许多原先投靠太子准备投机的官员们纷纷改换门庭,成为了朱高煦的党羽,但杨士奇却始终没有背弃太子,他一直守护着这个人,守护在这个看上去迟早会被废掉的太子身边。大浪淘沙,始见真金。不久之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到来了,太子和杨士奇将接受真正的考验。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朱棣北巡归来,当时太子及其下属官员奉命留守南京,闻听这个消息,立刻派人准备迎接,但迎接时由于准备不足,有所延误,朱棣很不高兴。其实说来这也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事,朱棣同志平日经常自行骑马出入大漠等不毛之地,陪同的人也不多,像迎驾这种形象工程有没有是不大在乎的。所以太子朱高炽虽然心中不安,却也没多想。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了朱高炽的意料。朱棣大发雷霆,把朱高炽狠狠骂了一顿,大概意思是老子在外面打仗那么辛苦,也是为了你将来的江山打基础,你却连个基本迎接工作都做不好,要你这个废物有什么用?朱高炽挨骂了,心里非常委屈:不就是稍微晚了点,至于搞得这么大吗?至于,非常至于。朱高炽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他的好弟弟朱高煦不断打探他的行动,虽然并没有什么发现,但政治家朱高煦先生整人是从来不需要事实的,他不断编造太子企图不轨的各种小道消息,并密报给朱棣。朱棣开始并不相信,之后禁不住朱高煦长年累月的造谣,加上身边被朱高煦买通的人们也不断说坏话,他渐渐地又开始怀疑起太子来。屋漏偏逢连夜雨,没想到回来就碰上了太子迎驾迟缓这件事,虽然这并不是个大事情,但在朱棣那里却变成了导火线。在朱棣看来,这是太子藐视他的一种表现。自己还没有退休呢,就敢这么怠慢,将来还得了?!在朱高煦的推波助澜下,事情开始一边倒,太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同时,太子党的主要官员如尚书蹇义、学士黄淮、洗马(官名,不是马夫)杨溥都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在朱高煦的精心组织策划和挑拨下,朱棣的怒火越烧越旺,太子党几乎被一网打尽。朱棣已经认定太子党那帮人都想着自己早死,然后拥立太子博一个功名,他对太子的失望情绪也达到了顶点。他不再相信拥护太子的那些东宫文官们,除了一个人外。这个例外的人就是杨士奇。说来奇怪,虽然杨士奇一直在太子身边,朱棣却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公正客观的人,于是在两年后,朱棣再次召见他,问了他一个问题。与两年前一样,这也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