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就是天才

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后，在京城晃了半年，当他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陂（湖北黄陂）。套用这个规矩，此段话大意如下：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嘉靖四年（1525），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啼哭。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诚却突然开口，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几天之前，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圭（龟）。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来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但在当年，乌龟那可是吉利的玩意儿，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宗宪总督就是凭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所以这名也还不错。此时的张白圭，就是后来的张居正，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说，张家是个外来户，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两百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关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死前就埋下了伏笔，两百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而事实的确如此。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起码不愁吃穿，有份正经工作，但要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啥意思，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他虽然发奋读书，二十岁就考中了秀才，此后却不太走运，连续考了七次举人都没有中，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父亲实现不了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据说张白圭才几个月，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虽说他也没指望这孩子能突然停止吃奶，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但奇迹还是发生了。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张白圭一岁多就会说话了，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得多，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一晃张神童就五岁了，进了私塾，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了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郑重地对他说：“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所谓考试，是考县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张白圭十二岁。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士翱。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这是个比较轰动的事情，整个荆州都议论纷纷，可李士翱却只是反复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国器！国器！”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在他看来，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的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你的儿子前途不可限量，但白圭之名似不大妥当，我看就改名叫居正吧。”此后，他的名字便叫做张居正。秀才考上了，下一步自然就是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您得在学校再熬个两三年，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但那是一般性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在考试开始之前，考官照例要向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璘得知，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六十五年前，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璘不敢怠慢，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两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顾巡抚先看相貌，要知道，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得风言风语，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是面试关，满意通过。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张居正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一下。顾璘十分惊讶，赞赏有加。两人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投机，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一边说话，一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解腰带。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犀带。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顾璘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在明代，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多大的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是要杀头的。而像顾璘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犀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但他认为，眼前的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看着顾璘的肚子，随即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璘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都绝不能让他中第！”这是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但巡抚的命令自然是要听的，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纪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郁闷到了极点的张居正回到了家乡，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的那次考试，蒙在鼓里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多年以后，张居正再次遇见顾璘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顾璘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的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见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嘉靖十九年（1540），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他考中了举人。正如顾璘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儿，每天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这大致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不干正事，每天只玩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厌倦这种所谓的“幸福”时，真正的痛苦降临了。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一个穷秀才，但他的祖父张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说来，他是辽王府的护卫。荆州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那可是有年头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称为辽王。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统统赶到了南方。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根据明代规定，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两百年后，这位孙子的名字叫做朱宪。这里顺便说一句，有明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新华字典》、《康熙字典》，火星字典里都找不到，原因很简单，这些字压根就不存在。说到底，这还要怪朱重八，这位仁兄实在太过劳模，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范，具体如下：自他以后，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依次排列，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什么“照”、“棣”、“基”之类的现成字要先保证皇帝那一家子，取重名又是个大忌讳。于是每一代各地藩王为取名字都是绞尽脑汁，抓破头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己造字，确定偏旁后，在右边随便安个字就算凑合了。这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其中一个受害者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鬼字就头疼，什么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只能也照样拼一个。而这位辽王朱宪（为省事，以下称辽王）除了名字让人难受外，为人也不咋地。自打他继承辽王爵位后，就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张居正。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归根结底，这还要怪辽王他妈。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同期吃奶同期入学，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辽王他妈总要说上这么一句：“你看人家张白圭多有出息，你再看你……”被念叨了十多年，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但恨归恨，长大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在很多电视剧里，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抢个民女，鱼肉个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藩王就成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比如辽王，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荆州府，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说到底，这也就是个高级囚犯，想整张居正，谈何容易？但仇恨的力量是强大的，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护卫张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王府，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回家不久就死去了。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张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清楚，但问题在于，他们能怎样呢？虽说藩王不受朝廷待见，但人家毕竟也姓朱，是皇亲国戚，别说你张神童、张秀才、张举人，哪怕你成了张进士、张尚书，你还能整治王爷不成？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我整死了你爷爷，你也只能干瞪眼，虽说手中无兵无权，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你能奈我何？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却只能号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就在此时，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特权。所谓特权，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力。这就是特权。在特权的面前，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是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用都没有。荆州知府也好，湖广巡抚也罢，在辽王的面前，也就是一堆摆设。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辽王不会想到，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地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并把这个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却也向往它。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更大的特权。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了最后一瞥，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此时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张居正二十岁。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中第，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考中就好，考中就好。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狂没有好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就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庶吉士培训班每三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嘉靖二十六年的这个班，却实在是个猛班。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春芳、殷士儋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把他拉到自己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十分滑稽的是，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的他看来，严大人六十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实在让人佩服得紧。所以在此后的两年中，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是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居正与严嵩决裂。在这一年，“庚戌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又抢劫。严大人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终于转向了徐阶。此时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可几次进言，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也百般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张居正没有想到，自己寄予重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严嵩日复一日地乱来，徐阶日复一日地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地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哉？！”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匹夫！看到信的徐阶却仍只是笑了笑：小子，你还太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