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工具

活了这么大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那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阶的人，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海瑞，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高拱很快对海瑞的行为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看起来，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隆庆四年（1570），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疏。在海瑞的一生中，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疏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新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骂人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除他以外）。而他在奏疏中，也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出面反击。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只有两个人说话了。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疏，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还真是个老实人啊。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然而他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儿，他除了努力干活外，既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第一个，叫做潘季驯。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这位兄台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竿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得多了。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西游记》里才有。隆庆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是蛮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原因很简单，他太贪。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然而高拱说：“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陆树德急了：“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一切确如所料，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季驯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所谓不敢惹，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二十年（1541）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宣大、蓟辽），由朝廷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顺便说一句，当时的蓟辽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蓟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就应该明白，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