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

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他写完这封奏疏后，并没有遵守程序，把它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时，杨涟将拿出这封奏疏，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在清晨的薄雾中，杨涟怀揣着奏疏，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他即将要做的事。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免朝）。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涟明白，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只能明天再来了。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于是他改变了主意。杨涟走到了会极门，按照惯例，将这封奏疏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杨涟已然确定，不久之后，这份奏疏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他知道，虽然此事知情者很少，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万一事情曝光，以魏公公的品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能再等了，不管魏忠贤何时看到，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都不能再等了。第一个办法失败了，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直接上书。事实上，这封奏疏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魏忠贤知道这封奏疏是告他的，但不知是怎么告的，因为他不识字。所以，他找人读给他听但当这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时，便打断了朗读，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魏忠贤害怕了，这位不可一世，手握大权的魏公公，竟然害怕了。据史料的记载，此时的魏公公面无人色，两手不由自主颤抖，并且半天沉默不语。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现在他掌握了内阁，掌握了六部，甚至还掌握了特务，他一度以为，天下再无敌手。但当杨涟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明白，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身无长物，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的畏惧。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的手中！奏疏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但问题是，杨涟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一切。怎么办呢？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皇帝都没有上朝。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魏忠贤头疼不已，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权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此外，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总之，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压下去，以后再跟杨涟算帐。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涟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早在他意料之中。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份奏疏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疏，但让他惊奇的是，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还有个把缺心眼的，把词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看到这封奏疏后，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二十四大罪，抄到手软，并广泛散发。吃过魏公公苦头的人民大众自不用说，大家一拥而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的知情者之一，此时自然不甘人后，联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书，斥责魏忠贤。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了把热闹。于是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眼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坐不住了，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一些人纷纷倒戈，掉头就骂魏公公，搞得魏忠贤极其狼狈。事实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就如同那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搞得连深宫之中的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经瞒不住了。杨涟没有想到，自己的义愤之举，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他看来，照此形势发展，大事必成，忠贤必死。然而有一个人，不同意杨涟的看法。在写奏疏之前，为保证一击必中，杨涟曾跟东林党的几位重要人物，如星、左光斗通过气，但有一个人，他没有通知，这个人是叶向高。由始至终，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且身居首辅，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偏不买他的帐。因为叶向高曾不只一次对杨涟表达过如下观点：对付魏忠贤，是不能硬来的。叶向高认为，魏忠贤根基深厚，身居高位，且内有奶妈（客氏），外有特务（东厂），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是无法扳倒的。杨涟认为，叶向高的言论，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魏忠贤再强大，也不过是个太监。他手下的那帮人，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能够集中力量，击倒魏忠贤，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一网打尽，维持社会秩序、世界和平。更何况，自古以来，邪不胜正。邪恶是必定失败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杨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邪不胜正是靠谱的，但杨涟不明白，这个命题有个前提条件——时间。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除去超人、蝙蝠侠等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外，邪是经常胜正的。所谓好人、善人、老实人常常被整得凄惨无比，比如于谦、岳飞等等，都是死后多少年才翻身平反。只有岁月的沧桑，才能淘尽一切污浊，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历千年而不灭。杨涟，下一个殉道者。很不幸，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对的。以东林党目前的实力，要干掉魏忠贤，是毫无胜算的。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宿命的，不是奶妈，也不是特务，而是皇帝。杨涟并不傻，他知道大臣靠不住，太监靠不住，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可惜，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自有皇帝以来，牛皇帝有之，熊皇帝有之，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而天启皇帝比较特别：他是木匠。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他经常摆弄宫里建筑。具体表现为在他当政的几年里，宫里经常搞工程，工程的设计单位、施工、监理、检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更为奇特的是，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修好了，就拆，拆完了，再修，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总之，搞来搞去，只为图个乐。这是大工程，小玩意天启同志也搞过。据史料记载，他曾经造过一种木制模型，有山有水有人，据说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还能动起来，纯手工制作，比起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检验自己的实力，天启还曾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据称能卖近千两银子，合人民币几十万。要换在今天，这兄弟就不干皇帝，也早发了。可是，他偏偏就是皇帝。大明有无数木匠，但只有一个皇帝，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都是彻底地抓瞎。当然，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是低能儿，从来不管政务，不懂政治，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也不看文件，不理朝廷，但他心里是很有数的。比如魏公公，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就爱干木匠，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最起劲的时候去，朱木匠自然不高兴，把手一挥：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句话在手，魏公公自然欢天喜地，任意妄为。但在这句话后，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你不要骗我，但隐含意思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事实上，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木匠多少还知道点，但在他看来，无论这人多好，只要对他坏，就是坏人；无论这人多坏，只要对他好，就是好人。基于这一观点，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就算不信任他，也没有必要干掉他。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认定，单凭这封奏疏，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而东林党里的另一位明白人黄尊素，事发后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乎？”这意思是，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必须要有内应，当然没内应也行，像当年猛人朱棣，带几万人跟皇帝死磕，一直打到京城，想杀谁杀谁。杨涟没有，所以不行。但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奏疏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边的。但是实力，并不在他的一边。奏疏送上后的第五天，事情开始脱离杨涟的轨道，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底线焦头烂额的魏忠贤几乎绝望了，面对如潮水涌来的攻击，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能跑去求内阁大臣，东林党人韩旷，希望他手下留情。韩旷给他的答复是：没有答复。这位东林党内除叶向高外的最高级别干部，对于魏公公的请求，毫无回应，别说赞成，连拒绝都没有。如此的态度让魏忠贤深信，如果不久之后自己被拉出去干掉，往尸体上吐唾沫的人群行列中，此人应该排在头几名。与韩旷不同，叶向高倒还比较温柔。他曾表示，对魏忠贤无须赶尽杀绝，能让他消停下来，洗手不干，也就罢了。这个观点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甚至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凡持此种观点者，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啃着馒头看窝头之流。因为就当时局势而言，叶向高说无须赶尽杀绝，那只是客气客气的，实际上，压根就无法赶尽杀绝。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在被无情地拒绝后，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乱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听到这句话时，魏忠贤知道，完蛋了。他压住杨涟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对于朱木匠，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奏疏在哪里，拿来给我！”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疏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内操），图谋不轨等等。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就生气了。更何况这些事，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就一个准。奏疏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读给我听。”魏忠贤笑了。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就这样，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魏忠贤彻底解脱了。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天启四年（1624）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星结党营私，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本不识字，且忙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同月，心灰意冷的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叶向高很冷静，由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时，他不去踩，魏忠贤得意时，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必须忍耐下去，等待反攻的时机。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一点——魏忠贤的身份。魏忠贤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几天之后，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向高门口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叶向高只得辞职回家。两天后，内阁大学士韩旷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彻底沦陷。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搞死为止。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大明毕竟是法制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要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统统的没有。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死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仍然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变了，刘侨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魏忠贤明白，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东林党熟，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天启五年（1625），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史料反映，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沾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裸的折磨。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半死不活。但许显纯并不甘休，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不知道。”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的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然而汪文言用镇定地语气对他说：“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许显纯急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你要我承认什么，说吧，我承认就是了。”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六年前，他之所以加入东林党，不是为了正义，是为了混饭吃。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许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在这个问题上，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告诉我们，追逐权位，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尔虞我诈之后，拒绝了**，选择了理想，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血书许显纯怕了，他怕汪文言的诅咒，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杀死汪文言。死后对质还在其次，如果让他活着对质，下一步计划将无法进行。天启五年（1625）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始终没有屈服。同月，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受贿，而行贿者是已经处决的熊廷弼。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在这份无耻的文书中，杨涟被认定受贿两万两，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审讯开始了，作为最主要的对象，杨涟被首先提审。许显纯拿出了那份伪造的证词，问：“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杨涟答：“辽阳失陷前，我就曾上书弹劾此人，他战败后，我怎会帮他出狱？文书尚在可以对质。”许显纯无语。很明显，许锦衣卫背地耍阴招有水平，当面胡扯还差点，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只能在沉默中变态：“用刑！”下面是杨涟的反应：“用什么刑？有死而已！”许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史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疏》。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报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他说：“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许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魏忠贤很清楚，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且不可走漏风声。许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对于这一点，杨涟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所以，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许显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于是，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涟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此后被埋在牢房的的墙角下，杨涟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天启五年（1625）七月，许显纯开始了谋杀。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剑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于是许显纯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然而杨涟没有死。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只布袋，里面装满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当年曾经蹲过黑牢），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然而杨涟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起来。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许显纯快疯了。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涟的耳朵。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铁钉入耳的杨涟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涟，他的神智开始模糊。杨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此时的杨涟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结束吧，杨涟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许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已经力不从心了。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许显纯真的害怕了，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土袋压，他没有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无比恐惧的许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也是最残忍的一招。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四日夜。许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涟的头顶。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涟当场死亡，年五十四。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杨涟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被亲属发现。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了。为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涟的所有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能遗漏。很明显，杨涟藏得不好，在检查中，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请赏。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便改变了主意。他藏起了血书，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后，非常恐慌，让他交出去。牢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份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要留着它，将来，它会赎清我的罪过。”三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并昭示天下如下：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不知道能否平反，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毫无指望，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肋骨尽碎的杨涟，在最为绝望的时刻，写下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拷打、折磨，毫无人性的酷刑，制服了他的身体，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无论何时，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那个崇高、光辉、唯一的信念：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有人曾质问我，遍读史书如你，所见皆为帝王将相之家谱，有何意义？千年之下，可有一人，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唯以天下、以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我答：曾有一人，不求钱财，不求富贵，不求青史留名，有慨然雄浑之气，万刃加身不改之志。杨涟，千年之下，终究不朽！老师左光斗只比杨涟多活了一天。身为都察院高级长官，左光斗也是许显纯拷打的重点对象，杨涟挨过的酷刑，左光斗一样都没少。而他的态度，也和杨涟一样，绝不退让，绝不屈服。虽然被打得随时可能断气，左光斗却毫不在乎，死不低头。他不在乎，有人在乎。先是左光斗家里的老乡们开始凑钱，打算把人弄出来，至少保住条命。无效不退款后，他的家属和学生就准备进去探监，至少再见个面。但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最后，他的一位学生费尽浑身解数，才买通了一位看守，进入了监牢。他换上了破衣烂衫，化装成捡垃圾的，在黑不隆冬的诏狱里摸了半天，才摸到了左光斗的牢房。左光斗是坐着的，因为他的腿已经被打没了（筋骨尽脱）。面对自己学生的到访，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脸已被烙铁烙坏，连眼睛都睁不开。他的学生被惊呆了，于是他跪了下来，抱住老师，失声痛哭。左光斗听到了哭声，他醒了过来，没有惊喜，没有哀叹，只有愤怒，出离的愤怒：“蠢人！这是什么地方，你竟然敢来！（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死就死了，你却如此轻率，万一出了事，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学生呆住了，呆若木鸡。左光斗的愤怒似乎越发激烈，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做出投掷的动作，并说出了最后的话：“你还不走？！再不走，无需奸人动手，我自己杀了你（扑杀汝）！”面对着世界上最温暖的威胁，学生眼含着热泪，快步退了出去。临死前，左光斗用自己的行动，给这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一个人应该坚持信念，至死也不动摇。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五日，左光斗在牢中遇害，年五十一。二十年后扬州南京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南明政权的头号重臣史可法，站在城头眺望城外的清军，时为南明弘光元年（1645）二月。雪很大，史可法却一直站在外面，安排部署，他的部下几次劝他进屋躲雪，他的回复总是同一句话：“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愧于吾师）”史可法最终做到了，他的行为，足以让他的老师为之自豪。左光斗死后，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先后被害。活着的人，只剩下顾大章。顾大章，时任礼部郎中，算是正厅级干部，在这六人里就官职而言并不算大，但他还是有来头的，他的老师就是叶向高，加上平时活动比较积极，所以这次也被当作要犯抓了进来。抓进来六个，其他五个都死了，他还活着，不是他地位高，只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一个特殊的官职——刑部主事。刑部主事，大致相当于司法部的一个处长，但凑巧的是，他这个部门恰好就是管监狱的，所谓刑部天牢、锦衣诏狱的看守，原先都是他的部下。现在老上级进去了，遇到了老下级，这就好比是路上遇到劫道的，一看，原来你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还一起罚过站，这就不好下手了。咬咬牙，哥们你过去吧，这单生意我不做了，下次注意点，别再到我的营业区域里转悠。外加顾主事平时为人厚道，对牢头看守们都很照顾，所以他刚进去的时候，看守都向他行礼，对他非常客气，点头哈腰，除了人渣许显纯例行拷打外，基本没吃什么亏。但其他人被杀后，他的处境就危险了，毕竟一共六个，五个都死了，留你一个似乎不太像话。更重要的是，这些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是不能让人知道的，要是让他出狱，笔杆子一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舆论压力比较大。事实上，许显纯和魏忠贤确实打算把顾大章干掉，且越快越好。顾大章去阎王那里伸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然而这个世界上，意外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的。一般说来，管牢房的人交际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天牢、诏狱这种高档次监狱，进来的除了窦娥、忠良外，大都有点水平，或是特殊技能，江洋大盗之类的牛人也不少见。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大章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因为就在九月初，处死他的决议刚刚通过，监狱看守就知道了。但是这位看守没有把消息告诉顾大章，却通知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姓名不详，人称燕大侠，也在诏狱里混，但既不是犯人，也不是看守，每天就混在里面，据说还是主动混进来的，几个月了都没人管。他怎么进来的，不得而知，为什么没人管，不太清楚，但他之所以进来，只是为了救顾大章。为什么要救顾大章，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是进来了。得知处决消息，他并不慌张，只是找到报信的看守，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给你钱，能缓几天吗？”看守问：“几天？”燕大侠答：“五天。”看守答：“可以。”五天之后，看守跑来找燕大侠：“我已尽力，五日已满，今晚无法再保证顾大章的安全，怎么办？”燕大侠并不紧张：“今晚定有转机。”看守认为，燕大侠在做梦，他笑着走了。几个时辰之后，他接到了命令，将顾大章押往刑部。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许显纯又来了。许显纯急匆匆跑来，把顾大章从牢里提出来，声色俱厉地说了句话：“你几天以后，还是要回来的！”然后，他又急匆匆地走了。顾大章很高兴。作为官场老手，他很理解许显纯这句话的隐含意义——自己即将脱离诏狱，而许显纯无能为力。因为所谓锦衣卫、东厂，都是特务机关，并非司法机构。这件案子被转交刑部，公开审判，就意味着许显纯们搞不定了。很明显，他们受到了压力。但为什么搞不定，又是什么压力，他不知道。这是个相当诡异的问题：魏公公权倾天下，连最能搞关系的汪文言都整死了，然而燕大侠横空出世，又把事情解决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顾大章不知道答案，看守不知道答案，许显纯也未必知道。燕大侠知道，可是他没告诉我，所以我也不知道。之前我曾介绍过许多此类幕后密谋，对于这种鬼才知道的玩意，我的态度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绝不猜。我倒是想猜，因为这种暗箱操作，还是能猜的。如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就很能猜的，秦始皇死后，李斯和赵高密谋干掉太子，他老人家并不在场，上百年前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话都能猜出来。过了几千年，也没人说他猜得不对，毕竟事情后来就是那么干的。可这件事实在太过复杂，许显纯没招，魏公公不管（或是管不了），他们商量的时候也没叫我去，实在是不敢乱猜。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反正顾大章是出来了。在经历几十天痛苦的折磨后，他终于走出了地狱。按说到了刑部，就是顾大人的天下了，可实情并非如此。因为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投了阉党，部长大人尚且如此，顾大人就没辙了。天启五年（1625）九月十二日，刑部会审。李养正果然不负其阉党之名，一上来就喝斥顾大章，让他老实交代。更为搞笑的是，他手里拿的罪状，就是许显纯交给他的，一字都没改，底下的顾大章都能背出来，李尚书读错了，顾大人时不时还提他两句。审讯的过程也很简单，李尚书要顾大章承认，顾大章不承认，并说出了不承认的理由：“我不能代死去的人，承受你们的诬陷。”李尚书沉默了，他知道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但他依然做出了判决：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六人，因收受贿赂，结交疆臣，处以斩刑。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有五个已经挂了，实际上是把顾大章先生拉出来单练，先在诏狱里一顿猛打，打完再到刑部，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形势急转直下，燕大侠也慌了手脚，一天夜里，他找到顾大章，告诉他情况不妙。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顾大章并不惊慌，恰恰相反，他用平静的口吻，向燕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出狱的秘密。第二天，在刑部大堂上，顾大章公开了这个秘密。顾大章招供了，他供述的内容，包括如下几点，杨涟的死因，左光斗的死因，许显纯的刑罚操作方法，绝笔、无人性的折磨，无耻的谋杀。刑部知道了，朝廷知道了，全天下人都知道了。魏忠贤不明白，许显纯不明白，甚至燕大侠也不明白，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活到今天，不是心存侥幸，不是投机取巧。他早就想死了，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光荣地死去，但他不能死。当杨涟把绝笔交给他的那一刻，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把邪恶的丑陋，正义的光辉，告诉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他隐忍、等待，直至出狱，不为偷生，只为永存。正如那天夜里，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我要把凶手的姓名传播于天下（播之天下），等到来日世道清明，他们一个都跑不掉（断无遗种）！”“吾目暝矣。”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做到了，是以今日之我们，可得知当年之一切。一天之后，他用残废的手（三个指头已被打掉）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于当晚自缢而死。杨涟，当日你交付于我之重任，我已完成。“吾目暝矣。”至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全部遇害，史称“六君子之狱”。就算是最恶俗的电视剧，演到这里，坏人也该休息了。但魏忠贤实在是个超一流的反派，他还列出了另一张杀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七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高攀龙、李应升、黄遵素、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这七位仁兄地位说高不高，就是平时骂魏公公时狠了点，但魏公公一口咬死，要把他们组团送到阎王那里去。六君子都搞定了，搞个七君子不成问题。春风得意、无往不胜的魏公公认为，他已经天下无敌了，可以把事情做绝做尽。魏忠贤错了。在一部相当胡扯的香港电影中，某大师曾反复说过句不太胡扯的话：凡事太尽，缘分必定早尽。刚开始的时候，事情是很顺利的，东林党的人势力没有，气节还是有的，不走也不逃，坐在家里等人来抓，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等四人相继被捕，上路的时候还特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坚持信念，被魏忠贤抓走，是光辉的荣誉。高攀龙更厉害，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他就上路了——自尽。在被捕前的那个夜晚，他整理衣冠，向北叩首，然后投水自杀。死前留有遗书一封，有言如下：可死，不可辱。在这七个人中，高攀龙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都是御史，缪昌期是翰林院谕德，周起元是应天巡抚，说起来，不太起眼的，就数周顺昌了。这位周先生曾吏部员外郎，论资历、权势，都是小字辈，但事态变化，正是由他而起。周顺昌，字景文，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嫉恶如仇。说起周兄，还有个哭笑不得的故事，当初他在外地当官，有一次人家请他看戏，开始挺高兴，结果看到一半，突然怒发冲冠，众目睽睽之下跳上舞台，抓住演员一顿暴打，打完就走。这位演员之所以被打，只是因为那天，他演的是秦桧。听说当年演白毛女的时候，通常是演着演着，下面突来一枪，把黄世仁同志干掉，看来是有历史传统的。连几百年前的秦桧都不放过，现成的魏忠贤当然没问题。其实最初名单上只有六个人，压根就没有周顺昌，他之所以成为候补，是因为当初魏大中过境时，他把魏先生请到家里，好吃好喝，还结了亲家，东厂特务想赶他走，结果他说：“你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叫周顺昌，只管找我！”后来东厂抓周起元的时候，他又站出来大骂魏忠贤，于是魏公公不高兴了，就派人去抓他。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周顺昌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名声很好。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又觉得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家给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可惜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能咋样？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这就过于扯淡了，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忍了。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或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一天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十几万人，差点把县衙挤垮，巡抚毛一鹭吓得不行，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疏说句公道话。毛一鹭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所谓干柴烈火，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于是文之炳先生挺身而出了，他大喊一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火点燃了。勒索、收钱不办事、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个份上，就无须再忍了。短暂的平静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之炳，问出了一个问题：“东厂逮人，是魏忠贤（魏监）的命令吗？”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颜佩韦振臂而起：“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这些此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时人好穿木屐）。东厂的人疯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说实话，我认为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揣，连房梁都揣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帐。其实毛巡抚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这件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并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奋，为平息事端，毛一鹭决定处决五人。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沈扬说：无憾！马杰大笑：“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颜佩韦大笑：“列位请便，学生去了！”遂英勇就义。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语文课本。嗟夫！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五人墓碑记》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