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杀一个人很难吗?答案是不难,拍黑砖、打闷棍、路上遇到劫道的,手脚利落的,也就一根烟功夫。但要合法地杀掉一个人,很难。因为大明是法制社会,彻头彻尾的法制社会。这绝不是开玩笑,只要熟读以下攻略,就算你在明朝犯了死罪,要想不死,也是可能的。比如你在明朝犯了法(杀了人),就要定罪,运气要是不好,定了个死罪,就要杀头。但暂时别慌,只要你没干造反之类的特种行当,不会马上被推出去杀掉,一般都是秋后处决。有人会问,秋后处决不一样是处决吗?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已。确实是多活了,但只要你方式得当,就不只是多活两天,事实上,据记载,最高记录是二十多年。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而在明朝,复核的人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最高法院大理寺,甚至不是刑部部长。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你在哪里犯罪,市区、县城乃至边远山区,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杀人、放火或是砸人家窗户,且无论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是王侯将相,只要你犯了死罪,除特殊情况外,都得层层报批,县城报省城,省城报刑部,刑部报皇帝,皇帝批准,才能把你干掉。自古以来,人命关天。批准的方式是打勾,每年刑部的官员,会把判刑定罪的人写成名单,让皇帝去勾,勾一个杀一个。但问题是,如果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无非也就让皇帝大人受累勾一笔,秋后就拉出去砍了,怎么可能活二十多年不死呢?不死攻略一:死缓二十多年的奇迹,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独特习惯,要知道,皇帝大人在勾人的时候,并不是全勾,每张纸上,他只勾一部分,经常会留几个。此即所谓君临天下,慈悲为怀,皇帝大人是神龙转世,犯不着跟你们平头百姓计较,少杀几个没关系。但要把你的性命寄托在皇帝大人打勾上,实在太悬,万一那天他心情欠佳,全勾了,你也没辙。所以要保证活下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不死攻略二:相对而言,攻略二的生存机率要高得多。当然,成本也高得多。攻略二同样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习惯——日理万机。要打通攻略二,靠运气是没戏的。你必须买通一个人,但这个人不是地方官员(能买通早就买了),也不是刑部(人太多,你买不起),更加不是皇帝(你试试看)。而是太监。皇帝大人从来不清理办公桌,也不整理公文的,每次死刑名单送上来,都是往桌上一放,打完勾再换一张,毕竟我国幅员辽阔,犯罪分子一点不缺,动不动几十张勾决名单,今天勾不完,放在桌上等着明天批。但是皇帝们绝不会想到,明天勾的那张名单,并不是今天眼前的这张。玄机就在这里,既然皇帝只管打勾,名字太多,又记不住,索性就把下面名单挪到上面去,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先死,等过段时间,看着关系户的那张名单又上来了,就再往下放,周而复始,皇帝不批,就不能杀,就在牢里住着,反正管吃管住,每年全家人进牢过个年,吃顿团圆饭,不亦乐乎。而能干这件事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而且这事没啥风险,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又没拿走,皇帝发现也没话说。但这件事也不容易。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能混到司礼监的,都不是凡人,很难攀上关系,且收费也很贵,就算买通了,万一哪天他忘了,或是下去了,该杀还是得杀。无论费多大功夫,能保住命,还是值得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攻略不适用于某些特殊人物,比如崇祯,工作干劲极大,喜欢打勾,一勾全勾完,且记性极好,又比较讨厌太监,遇到这种皇帝,就别再指望了。综上所述,在明代,要合法干掉一个人,是很难的。之所以说这么多,得出这个结论,只是要告诉你,袁崇焕的行为,有多么严重。杀个老百姓,都要皇帝复核,握有重兵,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就这么被袁崇焕杀了,连个报告都没有。仅此一条,即可处死袁崇焕。更重要的是,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这种说法是比较扯的,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事情闹到这步,只能说他实在太有个性了。在朝廷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崇祯二年(1629)六月十八日,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按照史料的说法,听说此事后,崇祯“惊惶不已”。惊惶是肯定的,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结果这人一上来,啥都没整,就先干掉了帮自己撑了八年的毛总兵,脑袋进水了不成?但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装了孙子:人你杀了,就是骂你,他也活不了,索性骂他几句,说他死得该再吐上几口唾沫,没问题。袁崇焕非常高兴,杀人还杀出好了,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但他并不清楚,他可以越权,可以妄为,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这个条件的名字,叫做办事。要当督师,可以,要取消巡抚,可以,辽东你说了算,可以,杀掉毛文龙,也可以,但前提条件是,你得办事,五年平辽,只要平了,什么都好办,平不了嘛,就办你。袁崇焕很清楚这点,但毕竟还有五年,鬼知道五年后什么样,慢慢来。但两个月后,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顺便说一句,这人不是故意的。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准备进攻。虽然之前曾被袁崇焕暴打一顿,狼狈而归,但现实是严峻的,上次抢回来的东西,都用得差不多,又没有再生产能力,不抢不行啊。可问题是,关宁防线实在太硬,连他爹算在内,都去了两次了,连块砖头都没能敲回来。皇太极进攻的消息,袁崇焕听到过风声,一点不慌。北京,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把这道口子一堵,鬼都进不来,所以袁崇焕很安心。关卡是死的,人是活的。冥思苦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不通过关宁防线。中国这么大,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飞不了,却可以绕路。辽东没法走,那就绕吧,绕到蒙古,从那儿进去,没辙了吧。就这样,皇太极率十万军队(包括蒙古部落),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跑了半个多月,从辽东跑到辽西,再到蒙古。蒙古边界没有坚城,没有大炮,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在地图上画个半圆后,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遵化位于北京西北面,距离仅两百多公里,一旦失守,北京将无险可守。袁崇焕终于清醒了,但大错已经酿成,当务之急,是派人挡住皇太极。估计是欺负皇太极上了瘾,袁崇焕没有亲自上阵,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赵率教。皇太极同志带了十万人,全部家当,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抢东西,竟然只派个手下,率这么点人(估计不到一万)来挡,太瞧不起人了。赵率教不愧名将之名,得令后率军连赶三天三夜,于十一月三日到达遵化,很不容易。十一月四日,出去打了一仗,死了。对于赵率教的死,许多史料上说,他是被冷箭射死,部下由于失去指挥,导致崩溃,全军覆没。但我认为赵率教死不死,不是概率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就那么点人,要对抗十万大军,就算手下全变成赵率教,估计也挡不住。赵率教阵亡,十一月五日,遵化失陷。占领遵化后,后金军按照惯例,搞了次屠城,火光冲天,鬼哭狼嚎,再讲一下,不知是为了留个纪念,还是觉得风水好,清军入关后,把遵化当成了清朝皇帝的坟地,包括所谓“千古一帝”的康熙、乾隆以及“名垂青史”的慈禧太后,都埋在这里。几具有名的尸体躺在无数具无名的尸体上,所谓之霸业,如此而已。最后说几句,到了民国时期,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又跑到遵化,挖了清朝的祖坟,据说把乾隆、慈禧等一干伟大人物的尸体乱踩一通,着实是死不瞑目。当然,由于此事干得不地道,除个别人(冯玉祥)说他是革命行为外,大家都骂,又当然,骂归骂,从坟里掏出来的宝贝,什么乾隆的宝剑,慈禧的玉枕头(据说是宋美龄拿了),还是收归收。几百年折腾来,折腾去,也就那么回事。但遵化怎么样,对当时的袁崇焕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十一月五日,得知消息的袁督师明白,必须出马了。随即亲率大军,前去迎战皇太极。十一月十日,当他到达京城近郊,刚松口气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原任兵部尚书王洽被捕了,而接替的他的人,是孙承宗。王洽刚上任不久就下台,实在是运气太差,突然遇上这么一出,打也打不过,守也守不住,只好撤职,一般说来,老板开除员工,也就罢了,但崇祯老板比较牛,撤职之后又把他给砍了。关键时刻,崇祯决定,请孙承宗出马,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在这场史称“己巳之变”的战争中,这是崇祯做出的最英明,也是唯一英明的决定。此时的袁崇焕已经到达遵化附近的蓟州,等待着皇太极的到来,因为根据后金军之前的动向看,这里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这是个错误的判断。皇太极绕开蓟州,继续朝京城挺进。情况万分紧急,因为从种种迹象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但袁崇焕不这么看,他始终认为,皇太极就是个抢劫的,兜圈子也好,绕路也罢,抢一把就走,京城并无危险。其实孙承宗也这样认为,但毕竟是十万人的抢劫团伙,所以他立即下令,袁崇焕应立即率部,赶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阻击皇太极。到此为止,事情都很正常。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很不正常。袁崇焕知道了孙承宗的部署,却并未执行,当年的学生,今天的袁督师,已无需服从老师的意见。他召集军队,开始了一种极为诡异的行动方式。十一月十一日,袁崇焕率军对皇太极发动追击。说错了,是只追不击。皇太极绕过蓟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袁崇焕一直跟着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就这样,袁崇焕几万人,皇太极十万人,共十多万人在北京周围转悠,从十一日到十五日,五天一仗没打。袁崇焕在这五天里的表现,是有争议的,争议了几百年,到今天都没消停。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他到底想干什么?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为什么?当时人民群众的看法比较一致:袁崇焕是叛徒。不攻也不守,跟着人家兜圈子,不是叛徒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这五天里没闲着,四处抢劫,抢了又没人做主,郊区居民异常愤怒,都骂袁崇焕。朝廷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很愤怒,也骂袁崇焕,因为他们也被抢了(北京城土地紧张,园林别墅都在郊区)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叛徒的名头算是背定了。所以每当翻阅这段史料时,我总会寻找一样东西——动机。叛徒是不对的,要叛变不用等到今天,他手下的关宁军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将领全都是他的人,只要学习吴三桂同志,把关一交,事情就算结了。失误也不对,凭他的智商和水平,跟着敌人兜圈之类的蠢事,也还干不出来。所以我很费解,费解他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直到我想起了在这三年前他对熊廷弼说过的四个字,才终于恍然大悟。“主守,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