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

事情的发展，跟周延儒想得差不多，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崇祯也震惊了，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辩论此事。辩论议题：浙江作弊案，钱谦益有无责任。辩论双方：正方，没有责任，辩论队成员：钱谦益、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以下省略）反方，有责任，辩论队成员：温体仁、周延儒（以下无省略）。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六日，辩论开始。所有的人，包括周延儒在内，都认定温体仁必败无疑。奇迹，就是所有人都认定不可能发生，却终究发生的事。这场惊天逆转，从皇帝的提问开始：“你说钱谦益受贿，是真的吗？”温体仁回答：是真的。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温体仁说的话，是真的吗？”钱谦益回答：不是。辩论陈词就此结束，吵架开始。温体仁先声夺人，说，钱千秋逃了，此案未结。钱谦益说：查了，有案卷为证。温体仁说：没有结案。钱谦益说：结了。刑部尚书乔允升出场。乔允升说：结案了，有案卷。温体仁吃了秤砣：没有结案。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场。王永光说：结案了，我亲眼看过。礼部给事中章允儒出场章允儒说：结案了，我曾看过口供。温体仁很顽强：没有结案！崇祯做第一次案件总结：“都别废话了，把案卷拿来看！”休会，休息十分钟。再次开场，崇祯问王永光：刑部案卷在哪里？王永光说：我不知道，章允儒知道。章允儒出场，回答：现在没有，原来看过。温体仁骂：王永光和章允儒是同伙，结党营私！章允儒回骂：当年魏忠贤在位时，驱除忠良，也说结党营私！崇祯大骂：胡说！殿前说话，竟敢如此胡扯！抓起来！这句话的对象，是章允儒。章允儒被抓走后，辩论继续。温体仁发言：推举钱谦益，是结党营私！吏部尚书王永光发言：推举内阁人选，出于公心，没有结党。内阁大臣钱龙锡发言：没有结党。内阁大臣李标发言：没有结党。崇祯总结陈词：推举这样的人（指钱谦益），还说出于公心！二次休会再次开场，钱龙锡发言：钱谦益应离职，听候处理。崇祯发言：我让你们推举人才，竟然推举这样的恶人，今后不如不推。温体仁发言：满朝都是钱谦益的人，我很孤立，恨我的人很多，希望皇上让我告老还乡。崇祯发言：你为国效力，不用走。辩论结束，反方，温体仁获胜，逆转，就此完成。史料记载大致如此，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这是一个圈套，是温体仁设计的完美圈套。这个圈套分三个阶段，共三招。第一招，开始辩论时，无论对方说什么，咬定，没有结案。这个举动毫不明智，许多人被激怒，出来跟他对骂指责他然而这正是温体仁的目的。很快，奇迹就发生了，章允儒被抓走，崇祯的天平向温体仁倾斜。接下来，温体仁开始实施第二步——挑衅。他直接攻击内阁，攻击所有大臣，说他们结党营私。于是大家都怒了，纷纷出场，驳斥温体仁。这也是温体仁的目的。至此，崇祯认定，钱谦益与作弊案有关，应予罢免。第三阶段开始，内阁的诸位大人终于意识到，今天输定了，所以主动提出，让钱谦益走人，温体仁同志随即使出最后一招——辞职。当然，他是不会辞职的，但走到这一步，摆摆姿态还是需要的。三招用完，大功告成。温体仁没有魔法，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他之所以肯定他必定能胜，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崇祯心底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名字，叫做结党。温体仁老谋深算，他知道，即使朝廷里的所有人，都跟他对立，只要皇帝支持，就必胜无疑，而皇帝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结党。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植了东林党，却没能消停，朝廷党争不断，干什么什么都不成，所以最恨结党。换句话说，钱谦益有无作弊，并不重要，只要把他打成结党，就必定完蛋。事实上，钱谦益确实是东林党的领袖，所以在辩论时，务必不断挑事，耍流氓，吸引更多的人来骂自己，都无所谓。因为最后的决断者，只有一个。当崇祯看到这一切时，他必定会认为，钱谦益的势力太大，结党营私，绝不可留。这就是温体仁的诡计，事实证明，他成功了。通过这个圈套，他骗过了崇祯，除掉了钱谦益，所有的人都被他蒙在鼓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场辩论的背后，真正的胜利者，是另一个人——崇祯。其实温体仁的计谋，崇祯未必不知道，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是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实力很强，从内阁到言官，都是东林党，虽说就工作业绩而言，比阉党要强得多，但归根结底，也是个威胁，如此下去再不管，就管不住了。现在既然温体仁跳出来，主动背上黑锅，索性就用他一把，敲打一下，提提醒，换几个人，阿猫阿狗都行，只要不是东林党，让你们明白，都是给老子打工的，老实干活！当然明白人也不是没有，比如黄宗羲，就是这么想的，还写进了书里。但搞倒了钱谦益，对温体仁而言，是纯粹的损人不利已，因为他老兄太过讨嫌，没人推举他，闹腾了半天，还是消停了。消停了一年，机会来了，机会的名字，叫袁崇焕。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全文如下：“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啥也别说了，下课吧。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做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太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崇祯说，现在讲。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戏演完了，说正事：“是谁送钱给你的！说！”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画了一个圈，终于回到了原点。之后的事，之前都讲了，袁督师很不幸，指挥出了点问题，本来没事，偏偏和钱龙锡拉上关系，就这么七搞八搞，自己进去了，钱龙锡也下了水。在很多人眼里，崇祯初年是很乱的，钱谦益、袁崇焕、钱龙锡、作弊、通敌、下课。现在你应该明白，其实一点不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两个字——利益，周延儒的利益，温体仁的利益，以及崇祯的利益。钱谦益、袁崇焕、还有钱龙锡，都是利益的牺牲品。而这个推论，有一个最好的例证。袁崇焕被杀掉后，钱龙锡按规定，也该干掉，死刑批了，连刑场都备好，家人都准备收尸了，崇祯突然下令：不杀了。关于这件事，许多史书上都说，崇祯皇帝突然觉悟。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其实意思很明白，教训教训你，跟你开个玩笑，临上刑场再拉下来，很有教育意义。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1630）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体仁入阁。温体仁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差点被口水淹死，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阵。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一把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仁。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混蛋！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猛药，让周延儒下课。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第一件事，就是肃贪。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地不满，决心肃贪。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到达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太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崇祯说，现在讲。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戏演完了，说正事：“是谁送钱给你的！说！”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堪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也就是说说。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堪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实惠。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比如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堪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但问题是，怎么整顿。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换句话说，崇祯上台以后，是很想干事的。但有的事，干了也白干，有的事，干了不如不干，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大臣就是这帮大臣，没法干。所以他很失落，很伤心，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因为上面这些事，最多是不能干，但下面的事情，是不能不干。崇祯四年（1631），辽东总兵祖大寿急报：被围。他被围的地方，叫做大凌河。一年前，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的位置，成为蓟辽总督。虽然老头已经七十多了，但实在肯靠谱，上任不久，就再次巡视辽东，转了一圈，回来给崇祯打了个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锦防线非常稳固，但锦州深入敌前，孤城难守，建议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扩大地盘，稳固锦州。这个报告体现了孙承宗同志卓越的战略思想。七年前，他稳固山海关，恢复了宁远，稳固宁远，恢复了锦州，现在，他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照这么个搞法，估计是想稳固沈阳，恢复赫图阿拉，把皇太极赶进河里。想法好，做得也很好，被派去砌城的，是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纲。在袁崇焕死前，曾向朝廷举荐过三个人，分别是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他在举荐三人时，曾说过：“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袁崇焕的意思是，我选了这几个人，工作任务要是完不成，我就先自相残杀，然后自杀。这句话比较准，却也不太准。因为袁崇焕还没死，赵率教就先死了。袁崇焕死的时候，祖大寿也没死，逃了。现在，只剩下了祖大寿和何可纲，他们不会自杀，却将兑现这个诺言的最后一部分——自相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