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人出场

崇祯四年（1631），领了半年工资后，神一魁再次反叛，西北群起响应，而且这次阵势更大，合计有三十多万人。搞到这个地步，朝廷极为不满，许多大臣纷纷上告。杨鹤很委屈，他本来就不是武将。之所以跑来办这事，实在是被人弄来的，原来是吹吹牛而已，你偏认真。来了之后，都没闲着，天天忙活这事，钱花完了，人家又反了，我有什么办法？崇祯更委屈，原本看你吹得挺好，觉得你能办事，才把你派过去。这么信任你，你招降了人，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你把钱花完了，这帮人又反了，十万两都打了水飘，你干什么吃的？杨鹤委屈，就写信给崇祯，说我本不想干，你硬要我干，我要招抚，也是没有办法。崇祯委屈，就写了封命令：锦衣卫，把杨鹤抓起来。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捕，后发配袁州。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由始至终，朝廷没人替他说话。例外总是有的。命令传出后，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如此黑锅都敢背，是不正常的，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就是再正常不过了。这位参政，是杨鹤的儿子，叫做杨嗣昌。崇祯没有理睬，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依然去了袁州。帮父亲背锅，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从这份奏疏上，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按照当时的逻辑，忠臣，必定就是孝子，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他认定，此人将来必可大用。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父亲被发配了，对他而言，莫过于奇耻。从此，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此仇，不共戴天。杨鹤离开了，但这场大戏刚刚开幕，真正的猛人，即将出场。一年前，招抚失败后，民军首领王左桂派出起义军，进攻军事重镇韩城，韩城派人去找杨鹤，告急。杨鹤很急，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手中实在没有兵，但到这节骨眼上，就是自己拿菜刀，也不能不去了。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无奈，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但杨鹤相信，这个人是有办法的。第一个猛人登场，他的名字，叫做洪承畴。洪承畴接到了求援的命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你是总督都没办法，我怎么办？但他并未抱怨，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这是文官、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这年，他三十七岁。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根据记载，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曾祖父洪以诜，字德谦，中宪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武央殿大学士。曾祖母林氏、一品夫人。祖父洪有秩，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戴氏，夫人。有这么一份简历，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可惜，洪承畴没能吃闲饭，事实上，他连饭都吃不上。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换句话说，是他挣回来的。洪承畴出生时，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去了，他的母亲虽然穷，却比较有文化，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洪承畴很聪明，据说7岁就能背三字经，这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我，27的时候，还只能背人之初，性本善。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洪承畴23岁，参加全省统考（乡试），他的成绩很好，全省第19名。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成绩更好，全国第17名，二甲。然后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刑部。这个结果对他而言，是比较倒霉的。原因我说过，在明代，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必须当庶吉士，进翰林院。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可是偏就没进。此后的十几年，洪承畴混得还可以，当上了刑部郎中，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参政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是混到最后，光荣地退休。没考上翰林的进士，混饭吃的小参政，到历史留名，骂声不绝，余音绕柱的大人物，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刚去陕西的时候，洪承畴带了很多书，所以洪承畴带兵去救韩城的时候，只是一个书生，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杀过人。据说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就会打仗，天生就会杀人。这是事实，不是据说。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军事天才，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仆人、伙夫，就这么上了战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面对优势敌军，他凭借卓越的指挥，轻易击败了起义军，斩杀五百余人，解围韩城。在洪承畴人生中，有过无数次战役，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最重要的，是这一次。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挽救这个末落的王朝，创造太平的盛世。讽刺的是，他最终做到了，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具体表现在，他正确地意识到，杨鹤是一个蠢货。招抚是没有用的，钱是不够用的，唯一有用的方式，是镇压。来陕西上任之前，洪承畴带来了很多书。三十年以来，书，是他仅有的寄托。战后，他丢掉了书，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开战。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此后的两个月里，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连战连胜，民军闻之色变，望风而逃。在历史上，他的这支军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洪兵”。洪承畴是文官，杨鹤也是文官，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对待民军，杨鹤是很客气的，投降前，他好言好语招抚，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投降前，他说，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投降后，他说，你们投降了，所以杀掉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我始终很疑惑，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觉悟？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从来没断过，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人家都投降了，你还要干掉他，太过缺德。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还经常干。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桂，后来也投降了。洪承畴听说后，决定请他吃饭。还没吃完，一群人冲进来，把王左桂剁了。我始终觉得，这事干得相当龌龊，就算动手，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不是抵挡到底被杀，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总之，无论抵抗到底，还是不抵抗到底，都得被杀。但事实告诉我们，在某些时候，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这里先不讲；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也不讲；只讲一个问题——投降的次数。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相比而言，李自成就好得多了。虽然他也投降，但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说不投降，就不投降，属于硬汉型人物。大体而言，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被官军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作战。此类表演，基本都是固定节目，数不胜数。很快，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崇祯。对他而言，高升是迟早的事。但他毕竟太年轻，资历太浅，还要继续等。两个月后，一件事情的发生，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崇祯四年（1631），估计是有心脏病，或是胆囊炎，起义军进攻延绥巡抚镇守城池的时候，这位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没胆的人死了，就让有胆的人上，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又过了两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没人能顶替，也没人愿意顶替，除了洪承畴。崇祯四年（1631）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噩梦开始了。当时的起义军，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立即带了两千精兵，准备出战。到地方后，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前锋队伍。然而他没有动手，就在那里看着，静静地看着，看了会，就走了。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这是一列长队，从前到后，长几十里对这样的起义军，看看就行了，真要动手，就傻了。问题在于，当时的西北，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穿街过巷，比游行还壮观，见着就发怵。然后，洪承畴来了在这个世界上，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这意思是，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是三个人：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这三个人中，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嘉胤。然而就在此时，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嘉胤死了。王嘉胤是被杀的，杀掉他的人，是他的部下。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