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谋

当然，对当时的起义军而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文诏还在追。紫金梁死后，曹文诏继续攻击。在林县，他遇上了滚地龙率领的民军主力，一晚上功夫，全灭敌军，杀死滚地龙。此后又攻下济源，在那里，他杀死了三十六营的重要头领老回回。洪承畴在陕西，陕西消停了，曹文诏在山西，山西也消停了。虽然河南也不安全，但对于众位头领而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河南了，具体的地点，是河南怀庆。河南怀庆，位于河南北部，此地靠近山西五台山地区，地段很好，想打就打，不想打就钻山沟，是个好地方。于是，崇祯六年（1633）六月，山西、陕西的民军基本消失——全跑去河南了。河南的日子还算凑合，虽说曹文诏经常进来打几圈，但时不时还能围个县城，杀个把知县，混得还算凑合。到崇祯六年六月，来这里的民军，已经有十几万人。但好日子终究到头了，因为另一个猛人，来到了河南——左良玉。三年前，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的时候，最能打的两个，就是左良玉和曹文诏。就军事天赋而言，两人水平相当，也有人说，左良玉还要厉害点，之所以打仗成绩不好，说到底还是个人员素质问题。曹文诏率领的，是关宁铁骑，所谓天下第一强军，战斗力极强，打起来也顺手。但左良玉估计是跟袁崇焕关系不好，来的时候，没有分到关宁铁骑（大多数在祖大寿的手上），只能在当地招兵。这就比较麻烦了，倒不是说当地人不能打仗，关键在于，参加民军闹事的，大都也是当地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是苦人家，闭只眼就过去了，官军也好，民军也罢，都是混饭吃，何必呢？而这一次，左良玉得到了一支和以往不同的军队—昌平兵。明代的军队，就战斗力而言，一般是北方比南方强。北方的军队，最能打的，自然是辽东军。问题在于，辽东军成本太高，给钱不说，还要给地，相对而言，昌平兵性价比很高，而且就在京城附近，也好招。带着这拨人，左良玉终于翻身了，他连续出击，屡战屡胜，先后斩杀敌军上万人，追着敌军到处跑。到崇祯六年（1633）九月，不再跑了民军主力被他赶到了河南武安，估计是跑得太辛苦，大家跑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十几万人，还跑什么？就在这里，跟左良玉死磕。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抉择。敌人不跑了，左良玉也不跑了，他开始安静下来，不发动进攻，也不撤退。对左良玉的反常举动，民军首领们很纳闷，但鉴于左总兵向来彪悍，他们一致决定等几天，看这位仁兄到底想干什么。左良玉想干的事情，就是等几天。他虽然很猛，也很明白，凭自己这点兵力，追着在屁股后面踹几脚还可以，真卷袖子上去跟人拼命，是万万不能地。在对手的配合下，左良玉安心地等了半个月，终于等来了要等的人。根据崇祯的统一调派，山西总兵曹文诏、京营总兵王朴、总兵汤九州以及河南本地军队，日夜兼程，于九月底抵达武安，完成合围。对首领们而言，现在醒悟，已经太晚了。下面，我们介绍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英雄。据史料记载，除了知名人物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外，还有若干历史人物，如薛仁贵、刘备（都是外号）以及某些新面孔：比如鞋底光（一直没想明白这外号啥意思，估计是说他跑得快），逼上路（这个外号很有觉悟）、一块云（估计原先干过诗人）、三只手（这个……）；某些死人，比如混世王、上天龙……（应该之前已经被曹文诏干掉了）。大抵而言，所有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在这个圈里。对诸位首领而言，崇祯六年的冬天应该是过不去了。因为除被围外，他们即将迎来另一个相当可怕的消息。按规定，但凡跨省调动，应该指认一名前线总指挥，根据级别，这个包围圈的最高指挥者，必定是曹文诏。当然，如果真是曹文诏管这摊子事，历史估计就要改写了，因为以他老人家的脾气，逮住这么个机会，诸位首领连全尸都捞不着。可是，不是曹文诏。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崇祯六年九月，曹文诏被调离，赴大同任总兵。关于这次任命，许多史书上都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自毁长城。打得好好的，偏要调走，纯粹是找抽。而这笔帐，大都算到了御史刘令誉的头上。因为据史料记载，曹文诏当年在山西的时候，跟刘御史住隔壁，曹总兵书读的少，估计也不大讲礼貌，欺负了刘御史，两人结了梁子。后来刘御史到河南巡视，曹总兵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不对劲了，又开始吵，刘御史可能吃了点亏，回去就记住了，告了一黑状，把曹文诏告倒了，经崇祯批准，调到大同。史料是对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按照明代编制，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算是同一级别，而且崇祯对曹文诏极为信任，别说一状，一百状都告不倒。真正的答案，在半年后揭晓。崇祯七年（1634）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上任时年纪轻轻，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掌权之后，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比如裁掉驿站），又干出来个李自成。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没辙。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很勤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也不好色（估计没时间），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利，尽承担义务。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很可怜。可怜的崇祯同志之所以要把曹文诏调到大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家里的事要管，外面的事也得管，毕竟手底下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要有两个曹文诏，这事就结了。对于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崇祯是有准备的，但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准备不足。皇太极进攻的兵力，大致在八万人左右，打宁远没指望，但打大同还是靠谱的。自进攻发起之日，一个月内，大同防线全面击破，各地纷纷失守，曹文诏虽然自己很猛，盖不住手下太弱，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击破周边地区后，皇太极开始集结重兵，攻击大同。大同是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后果不堪设想。就兵力对比而言，曹文诏手下只有两万多人，而主力关宁铁骑，只有一千多人，失陷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崇祯也玩命了，在他的调派下，吴襄率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往大同，参与会战。曹文诏也确实厉害，硬扛了十几天，等来了援兵。皇太极眼看没指望，抢了点东西也就撤了。崇祯七年（1634）的风波就此平息，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但曹文诏同志就惨了，虽然他保住了大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责任是跑不掉的，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才捞了个戴罪立功。但皇太极这次进攻，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杀了多少人，也不是让曹总兵被黑锅，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其实在崇祯十七年的统治中，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民军彻底抹杀。这是第一次。事实证明，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地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任职者，叫做陈奇瑜。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散会后，就开打。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全部获胜。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陈总督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作栈道，地势极为险要。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玩残了。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我说过，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没条件，谁投降啊？——春节晚会某小品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于是头领们凑了点钱，送给了陈奇瑜。然而陈奇瑜没有收。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不为？陈奇瑜没有同意。陈奇瑜并不是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他妥协了。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注意，是一个人，看守一百个人。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了事？那是没可能的。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杀光了，就没事了。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但还算凑合。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但终究没有重演。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说话的人，是张献忠。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边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顺应潮流，又反了。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李自成如是说。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人。比较凑巧的是，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而且这两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钱，起码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直到有一天。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处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李自成决定，先去打基础，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也没地，种地估计是瞎扯，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因为他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了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了。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驿站大致相当于招待所，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但李自成日常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由于世代养马，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相比张献忠，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只想混碗饭吃。崇祯二年，饭碗没了。我说过很多次，是刘懋同志建议，全给裁掉了。刘懋认为，驿站纰漏太多，浪费朝廷资源，李自成认为，去你娘的。你横竖有饭吃，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但李自成还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他回了家，希望打短工过日子。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西北灾荒。都被他赶上了，灾荒时期，收成不好，没人种地，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去了的人都有饭吃。他带着几个人去了，果然有饭吃。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左桂。王左桂是干什么的，之前也说过了，作为与王嘉胤齐名的义军领袖，他比较有实力。当时王左桂的手下，有几千人，分为八队，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也是最小的职务，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八队闯将。一年后，王左桂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攻打韩城。他之所以要打这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而且当时的总督杨鹤，没有多少兵力可以增援，攻打这里，可谓万无一失。判断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所说的，杨鹤确实没有兵，但他有一个手下，叫洪承畴。这次战役的结果是，洪承畴一举成名，王左桂一举完蛋，后来投降了，再后来，被杀降。王左桂死掉了，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但李自成没有，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泥。不沾泥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做张存孟（也有说叫张存猛）。但孟也好，猛也罢，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到了一年后，他也投降了。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王左桂投降了，李自成不投降，不沾泥投降了，他也没投降。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比如被王朴包围，被陈奇瑜包围等等，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这说明，李自成不是痞子，他是有骨气的。相比而言，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等缓过一口气，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接着干，很有点兵油子的感觉。史料记载，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他身材高大，面色发黄（所以有个外号叫黄虎），看上去非常威风。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他的身材不高，长得也比较抱歉，据说不太起眼（后来老婆跑路了估计与此有关），但他很讲义气，很讲原则，且从不贪小便宜。历史告诉我们，痞子就算混一辈子，也还是痞子，滑头，最后只能滑自己。长得帅，不能当饭吃。成大器者的唯一要诀，是能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原先我不信，后来我信，相当靠谱。李自成很能吃亏，所以开会的时候，别人不说，他说。第八队队长，不起眼的下属，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这是他传奇的开始。他说，一个人敢拼命，也能活命，何况我们有十几万人，不要怕！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认识到，李自成是对的，到这个份上，只能拼了。但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在河南呆下去，死路，去陕西，还是死路，去山西，依然是死路，哪里还有路？有的，还有一条。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道路。他说，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那里很容易打。他不是在开玩笑。当然，这个所谓的都城，并不是北京，事实上，明代的都城有三个。北京，是北都，南京，是南都，还有一个中都，是凤阳。打北京，估计路上就被人干挺了，打南京，也是白扯，但打凤阳，是有把握的。凤阳，位于南直隶（今属安徽），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作都城，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事实上，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就是监狱（宗室监狱，专关皇亲国戚），除此以外，实在没啥可说，不是穷，也不是非常穷，而是非常非常穷。但凤阳虽然穷，还特喜欢摆谱，毕竟老朱家的坟就在这，逢年过节，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乐，警卫都没多少。这样的地方，真是不打白不打。而且进攻这里，可以吸引朝廷注意，扩大起义军的影响。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有人去打凤阳，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这么多头领，谁都不想吃亏。所以会议时间很长，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想去打凤阳，最后，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领悟了政治的真谛，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才能想出的绝招——抓阄。抓到谁就是谁，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自己服气，大家服气。抓出来的结果，是兵分三路，一路往山西，一路往湖广，一路往凤阳。但这个结果，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查了一下，抓到去凤阳的，恰好是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没话说了。但凡是没办法了，才抓阄，但有的时候，抓阄都没办法。真没办法。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向凤阳进发了，几天之后，他们将震惊天下。在洪承畴眼里，所谓民军，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自己才是白痴。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