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第一硬汉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一年的科举。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有着这样几个名字：张居正、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贞。张居正就不用说了，李春芳和殷士瞻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风云人物，而这位王世贞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引领文坛二十余年，无人可比，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据说他闲来无事，曾写就一书，书名《金瓶梅》。当然，王世贞先生只是此书的作者嫌疑人之一，但此人名声之大，影响之远，可谓惊世骇俗，这是年头久了，要换在几百年前，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而当新科进士们整齐列队，带着荣耀和笑容大步迈出大明门的时候，这四位仁兄正占据着前列最风光的位置。能走在队伍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殷士瞻都是前二甲头名，庶吉士。王世贞更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忬是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这号人的最终命运也就是外派县官，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这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人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当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贞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被历史的黄沙掩没，被无数人遗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下了他的名字，他的光芒只有张居正堪与比拟。杨继盛，即使再过五百年，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杨继盛，字仲芳，河北容城人，正德五年（1510）生，家里很穷。杨继盛不但穷，还很苦，因为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没闲着，给他找了个继母，更不幸的是，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缺少博爱精神，没把他当儿子，只让他做杂役。在苦难的童年中，杨继盛开始成长。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也没有零花钱，犯了错还要挨打，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地过。突然有一天，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读书。”在没有希望工程的明代，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大致是一个笑话。家里没有钱，即使有，也轮不到你。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你才多大年纪，读什么书？”“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吗？”一个倔强的声音这样回答。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但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放牛）。于是每天放牛之后，杨继盛都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然后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认真地听着课。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站了六年之后，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于是他们把十三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杨继盛努力学习，不负众望，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虽然不用再交赋税，但他不会钻营，生活依然窘迫，为了节省费用备考，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祭酒）徐阶。如以往一样，徐阶认真细致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当然，也和以往一样，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他没有官僚的背景，也没有庶吉士的前途，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但徐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在明代，要想升官，是要考试的，但这一关实在太难，官僚子弟吃不了苦，只好另觅他途，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必须等到老爹死掉或是退休，是不太靠谱的。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虽然名额极少，但总比没有强。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同学们奢侈享乐、挥霍无度，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按时就寝，因为他没有钱，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但杨继盛从未自惭形秽，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杨继盛却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科举中一举中第，成为了一名进士。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当上了六品主事，之后又改任兵部员外郎。和他的同学相比，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他只是默默地工作，努力地干活。他不是一个聪明人，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虽然他很勤奋，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观，不会搞同事关系，不会拉帮结派，政务能力也很一般。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他不以为意，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很多人喊得比他更响亮，却没有记住。杨继盛记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所以当“庚戌之变”后，仇大将军要开“马市”再次妥协退让的时候，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仇鸾十分恼火，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将其关进诏狱，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狄道十分荒凉，少数民族聚居，本地人不爱好读书，只喜欢闹事，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他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的房子，教当地人识字读书，解决纷争，不收一文不取一物，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称他为“杨父”。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者，方可为官。不久后，仇鸾密谋败亡，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便诏令他复官，先升他为知县，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武选司。兵部最穷的地方是职方司，而最富的无疑是武选司。武将升迁谪降，手中大笔一挥即可，又闲又富，肥得流油。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正直无私，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可是严嵩并不知道，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仇鸾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能够将他收为己用，然而他错了，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愤，即使整他个人，只要有益国家，他也毫无怨言，此即所谓大公无私。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不是写不完，是不太好找），心中装着他自己，唯独没有全世界。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在明代，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比如你看某人不顺眼，可以上书弹劾，和某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上书弹劾，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对、腰带没系好，长相难看也可以弹，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而在这种环境下，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那就是件极不正常的事情。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幸福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几十年混下来，一次也没被弹劾过的，不是人，是神。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是因为他使用了最为特别的一种弹劾方式——死劾。在很多情况下，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大家同朝为官，混个功名也不容易，弹劾贪污，下次就少贪点，弹劾礼仪，那就注意点形象，就算是弹劾长相不佳，最多不过是去整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而死劾，并非是简单的文书，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心，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死地的罪名，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生命为赌注，冒死上劾，是为死劾。死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若非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类的纠纷，是断然不会有人用这一招的，严嵩没有杀杨继盛的爹，更不会抢他的老婆，相反，他提拔了杨继盛，并希望将他收入门下。然而杨继盛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已经下定决心，死劾严嵩。严嵩不是他的仇人，他却依然不忿，为夏言不忿、为朝局不忿、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为天下不忿！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下场，沈链的遭遇就在眼前，并非没有人劝过他，深通王学，熟悉斗争之道的唐顺之及时看出了苗头，作为杨继盛的朋友，他曾写信劝告：“愿益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而为。”作为王学左派的嫡传弟子（聂豹、徐阶属右派），唐顺之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以他苦口婆心相劝，希望杨继盛不要出头，以避祸患。杨继盛看了信，却只是笑而不答，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在上书弹劾之前，杨继盛斋戒了三天。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四十二岁的杨继盛回顾了他的过去，从童年的贫寒，到青年的求索，熬过了继母的虐待，熬过了仇鸾的陷害，现在的他，是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前景光辉，仕途远大。然而现在他准备放弃所有一切，去完成那件必死无疑的大业。因为放牛的杨继盛、历经磨难的杨继盛、看尽官场黑暗的杨继盛，依然是同一个杨继盛。在黑暗中的杨继盛，是一个纯洁的人。而面对这片窒息的黑暗，他无力反抗，只能发出那最后的呐喊。杨继盛虽然不聪明，却也不笨，他十分明白，唐顺之的话是对的。死劾确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他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更没有张居正和徐阶的智慧。归根结底，他只是个出身农家、天赋平凡的普通人。他唯一拥有的，只是他的性命。而弹劾后的流程他也很清楚，严嵩的诬告、锦衣卫的拷打、诏狱的长期关押，如果运气好，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根本不用指望什么九死一生，只有十死无生。然而他依然决定这样做。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等等，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当的名称：明知不可而为之。我深信，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